斯大林令人望而生畏的外交部長維奇斯拉夫·莫洛托夫曾經警告一位美國談判看說："如果你認為我們很難對付，那麼，你等著對付周恩來吧！"但當我們和周恩來接觸後，發現他並不是莫洛托夫所說的那種毫不妥協的談判者。作為一位忠誠的共產黨人，他把我們看作意識形態的敵人：作為一個講究實際的中國人，他又懂得他需要我們。
我們的分歧很大。但是我們的共同利益更大。我們的任務是減少分歧，而不是擴大分歧。中國領導人想要擺脫由於中蘇關係破裂而使自己受到敵視和包圍的處境。我們也看得出來，中國政府急於結束這種"憤怒的孤立"狀態：同時，我們也看到了通過三角外交將有助於遏制蘇聯的機會。雖然中美復交是雙方共同的利益所在，但我們必須在聯合公報中闡明我們的關係，並解決許多技術性的問題。
在談判中，我感到要求周思來突然放棄由他的意識形態所決定的外交立場是不可能的。但我也懂得，他是一位把民族利益看得高於意識形態的現實主義者。因為他對基辛格說過："舵手必須順水行船。"
當我和周恩來討論美軍留在日本和太平洋地區這一問題時，我知道這是個尤為敏感的問題，並注意到中國人要求美軍撤出日本和廢除美日共同防務條約。於是我指出，即使我們的政策違背中國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則，但這實際上還是符合中國利益的。在談到蘇聯時，我又說："美國可以從日本水域撤出，但別的國家仍會在那裡漁利。"我繼續說：日本要麼應該尋求同克里姆林宮和解，要麼應該重新武裝自己。
我知道，周思來作為一個現實主義者，大概會同意我的分析，但是作為一個理論家，他又不會明確表態。果然，他以一種特有的微妙姿態作出了反應：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轉變了話題，對我的看法不作任何評論。但是，在場的人沒有一個不清楚周恩來的沉默正是表示首肯。
除了共進午餐、晚宴和其它公開活動之外，在面對面的正式會談中，我與周思來會晤了十五個小時以上。他有四個特點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精力充沛；準備充分；談判中顯示出高超的技巧；在壓力下表現得泰然自若。
他的精力是驚人的。我注意到在一些時間較長的會談中，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談雙方的年輕人逐漸感到睏倦，翻譯也顯得語調不清了，但七十三歲的周思來卻始終反應敏捷，態度強硬和保持著高度的警覺。他從不離開正在討論的議題，從不延宕時間影響討論，也不要求休息。如果在下午的會議上雙方對聯合聲明的措詞沒有取得一致意見，他也不會把問題留給他的助手，而是在當天休息的時間裡或晚上，親自與基辛格一起去完成它。第二天早晨，他看起來就好像剛從鄉間度過週末歸來似的，又以旺盛的精力去解決重大的問題了。巨大的權力和責任感，使他永葆青春。
他和我見過的其他領袖一樣，事先為會談作了充分準備，只是在碰到高度技術性的細節問題時，才回過頭問一下助手。
基辛格曾經對我說過，周恩來的談判技巧將會使我感到吃驚。他說對了。我們的會談既涉及象徵性的問題，也涉及實質性的問題。我會見毛澤東之後，和周思來坐下來進行第一輪會談。就在這一次會議上，周恩來提出一個象徵性問題，十分巧妙地試探我的意圖，以便摸清我這次來中國是否放棄了自己過去強烈地堅持的觀點。
周思來說："下午，您對毛主席說，今天我們終於握起手來了。不過，約翰·杜勒斯可不想這樣做。"
"可是您說過，您不想和杜勒斯握手了。"我回答。
"未必，"周思來說，"我倒願意和他握手。
"那好，我們握手吧！"我說著，把手伸向桌子對面，再次和他握手。
周恩來對於這個問題似乎很感興趣。他繼續說："當時，杜勒斯的助手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先生想採取不同的做法，但又不敢打破杜勒斯的戒律。於是，他右手拿著咖啡懷。由於不能用左手握手，所以他只用左手搖搖我的胳臂。"聽到這裡，在場的人都笑了。周恩來接著又說："但是，當時我們也不責怪你們，因為當時世界上流行的看法是：社會主義國家鐵板一塊，西方國家也是鐵板一塊。現在我們明白了，情況並非如此。"
我對周恩來的說法表示同意，說："我們已經衝破了舊的框框。我們根據每個國家的所作所為來看待這個國家，而不是把它與它所屬的國際集團混為一談，由於它們持有同樣的哲學觀點而把它們說成漆黑一團。我應該坦率地告訴總理閣下，我當時在艾森豪威爾政府裡任職。觀點和杜勒斯先生相似。但是，從那以後，世界已經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也必須改變。"
周思來是強硬和不肯讓步的，但在弭合中美兩國的分歧方面，他又是靈活的。在公報中有關台灣問題的那一段，中美之間的觀點相去甚遠。我們不願拋棄台灣，也不能拋棄台灣：周思來則不願意也不可能放棄對台灣的毫不含糊的主權要求。
他想利用中美聯合公報來肯定中國的這一要求。中美公報的確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這主要應歸功於基辛格和周恩來。雙方終於達成一項折衷的協議，即雙方都用心平氣和的詞句在公報中闡述各自的立常總是著眼於首要問題的周恩來懂得，中國與美國的新關係與台灣問題相比，顯然重要得多了。
在我們所有的會談中，周恩來總是鎮定自若，與章曉夫的滑稽可笑和勃列日涅夫的矯揉造作恰成鮮明的對比。他從來不提高講話的調門，不敲桌子，也不以中止談判相威脅來迫使對方讓步。1976年我重訪中國時，特意向周恩來夫人談到她的丈夫給我最突出的印象：他總是那樣堅定不移而又彬彬有禮，他在"手裡有牌"的時候，說話的聲音反而更加柔和了。
周的沉著冷靜，我認為主要歸功於他所受的教育和他的經歷，但也反映出他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周恩來從來沒覺得有必要象蘇聯領導人明顯地表現出來的那樣，在他的助手面前顯示一下自己的大丈夫氣概。
周思來的談話不像毛澤東的談話那樣豐富多彩，但他在談到某些問題時，有時也有相當生動的想像力。當我們坐車從機場前往北京市內的賓館時，他言簡意賅地說："您從大洋波岸伸出手來，和我握手。我們已經二十五年沒有聯繫了。"
周恩來擅長寫詩，有時用詩來表達他的感觸。在談到1972年美國總統競選時，他希望我能獲勝，並提起毛澤東寫的一首題為《詠梅》的詞，說："在這首詞中，毛主席的意思是說，那些開拓事業的人，不一定都是收穫成果的人。百花盛開之時，也是他們行將凋落的日子。"周思來繼續說，"這一次您開了頭，但您可能看不到它的最後勝利。不過，我們將歡迎您再次來訪問。"
我們在北京的賓館裡舉行最後一次長時間的會談時，周恩來再次引證詩詞來說明他的觀點。他說："在您樓上的餐廳裡有一幅毛主席手書的《題廬山仙人洞照》，最後一句是：無限風光在險峰。您是冒著一定風險來中國的。然而正如詩中所述，在危巖之上，正有著無限優美的風光。"周恩來和毛澤東的詩才，在偉大的領袖們中也是不常見的。最成功的政治，則比優美的散文更富有詩意。
在中國內戰期間，周恩來與國民黨人和美國調停者之間的談判，為共產黨取得勝利準備了必不可少的條件。他的拖延戰術為紅軍力量的壯大贏得了寶貴的時間。他裝出願意進行妥協的姿態，使蔣介石的美國擔保人處於被動的地位。
一位在台灣的國民黨官員甚至對我這樣說："在內戰時期，只要有周思來一個人在我們這一邊，那今天在台灣流亡的可能就是毛澤東了；安居於北京的則可能是我們。"這個官員的話語是否誇大姑且不論，但他有一點卻說得很對：過去對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估價過高了。毛澤東不可能單槍匹馬地征服中國，統治中國。假如沒有周恩來，他是否能取得這樣的成功，那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應該記住之點是：並不是由於有毛澤東一個人，而是由於有他和周恩來二人的合作，才使他們贏得了中國。
農民出身的毛澤東反抗地主和軍閥；周恩來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則反對不平等和外國侵略。他們兩人各自代表著在共產主義革命中聯合起來的、中國社會的兩種主要力量。
儘管毛、週二人的合作是中國歷史上一件大事，可是這一合作開頭時並不順利。周恩來於1931年到江西毛澤東的根據地時，是一位在城市暴動中失敗的人。他迅速接管了軍事指揮權。許多年後，毛澤東回憶說，這段時期裡他"在黨內沒有發言權。"當國民黨軍隊把紅軍趕出江西根據地、紅軍開始長征之後，毛與周合作，一起制定了遷回的行軍路線和紅軍的戰略戰術。在二萬五千里長征途中，周恩來在政治上支持毛澤東，並，幫助毛澤東昇遷為中國共產黨的主席。他們的這種合作關係終於定型了，在此後的四十二年中，廣為世人所知。
他們當權之後，這種合作又處於互相對抗與互相依賴之間，出現了動搖不定的情況。在毛澤東看來，世界是充滿矛盾和經常處於動搖不定的狀況之中的。毛澤東把鬥爭看作高於一切。
周恩來則是一位比較務實的人，他更多地強調要有選擇地通過鬥爭來獲得具體的成果。周恩來運用他那卓越的行政管理才能和用之不竭的精力，與中國五千萬官僚極大的惰性進行鬥爭，獲得一定程度的成就，使毛澤東能夠全神貫注地關心自己，對國家領導工作採取超脫的態度。
前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曾說，"在毛澤東面前，周恩來好似一位笨拙的秘書、正在服侍一位出名的國會議員。"很難想像舉止優雅的周恩來會是笨手笨腳的樣子。不過，當毛澤東在場的時候，周思來總是退到不顯眼的位置，這也許是有意識的。因為他明白：覬覦毛澤東的寶座是極其危險的。
這並不等於說，毛、週二人的合作缺乏相互信任和尊重。
毛澤東從來沒有當眾讚揚部下的習慣。但有件事可以說明毛、周這兩位領導人之間的深厚情誼。文化大革命中，一群紅衛兵給周恩來貼上了"資產階級腐朽的代理人、玩弄反革命兩面派手法"的標籤，要求鬥爭周恩來。對紅衛兵的要求，據說毛澤東這樣回答："那好吧，讓我也和他一起挨斗吧。"九年之後，當周恩來臥病在床，奄奄一息時，長期深居簡出的毛澤東到醫院同他一起度過了他彌留的時刻。當時，除了照料周恩來的醫生之外，毛澤東是與周恩來最後訣別的人。
這兩位中國二十世紀的偉大領導人之間的密切合作，於1972年文化大革命進入尾聲、中美恢復關係取得勝利時達到了頂點。
在周恩來陪同我走進陳設著大批書籍的毛澤東的書房時，我想起了動身來北京之前幾天在白宮一次晚餐上，法國作家莫爾勞克斯曾對我說："您將與一位巨人打交道，但他是一位面對死神的巨人。"毛澤東和我見面之後，我和他沒有進行談判，他是在試探我的想法，我也在試探他的想法。他想知道我的全球觀點是否和他的觀點一致。他很想辨明美國的富裕是否已使美國人變得軟弱無力，以及我們在越南遇到的麻煩是否已使我們元氣大傷。
他的身體顯得十分虛弱。在我進屋時，他的秘書扶他站立起來。他抱歉地對我說，他的話不能說得很清楚。後來周恩來告訴我，這是由於他患支氣管炎之故。但我認為這實際上是中風病的後遺症。他的皮膚沒有皺紋，但病容使他臉呈蠟色。他的臉是慈祥的，但又是缺乏表情的。他的眼神有些茫然，但又是銳敏的。他的手看起來不像老人的手，並不僵硬，而且皮膚柔軟。然而，由於年歲已高，他的精力顯然不濟了。原先中國方面安排我和毛澤東的會見僅約十五分鐘。後來由於毛澤東被我們討論的話題吸引住了，一直談了一個小時。我注意到，由於毛澤東開始感到疲倦，周恩來越來越頻繁地看表。
這兩個人之間的不同之處也是很明顯的。周恩來的外貌、言行和舉止，表現出他是一位具有高尚文化素養的、雍容大度的外交家。毛澤東則是一位健壯的、樸實的人，具有一種天生的吸引力。他是中國的主席，即使到了晚年，仍然被公認為領袖。
周恩來則是最高的行政官員。
毛澤東談吐隨便，言簡意約，常常省去不必要的字眼。這給我以他想在頃刻之間把許多思路揉在一起的印象。他以安詳而又平和的語調闡述自己的觀點。這在小型的會議上會給我以深刻的印象。如果大演說家這樣做，那只能招致失敗。
即使在談論嚴肅的問題時，毛澤東也喜歡發出令人駭異的話語。他開懷大笑說，"在您上次的競選中，我投了您一票。"我說，那您一定是兩害相權取其徑吧。他高興地回答說，"我喜歡右派。人們說你們是右派——共和黨站在右的一邊，還說希思首相也是右派。"我隨便說出了戴高樂的名字。毛澤東表示異議，說，"戴高樂是另外一回事。"他接著又說，"人家還說西德的基督教民主黨也是右的。比較起來，我喜歡這些右的人掌權。"
在談到我們的外交關係正常化時，我把話題扭了回來，說："我認為，在今天的美國，值得指出的最重要之點是：右派做到了左派只能說說而已的事情。至少目前是如此。"
毛澤東常用自謙之詞來委婉地說明他的觀點。我和毛澤東開始會談之前，當攝影師在拍照時，我們進行著輕鬆的交談。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學當教授時，曾經指定他的學生閱讀毛澤東的著作。毛澤東回答說，"我的這些著作算不了什麼。我寫的東西並沒有什麼教益。"我說：您的著作已經推動了國家，也改變了世界。毛澤東回答道："我一直沒有能力去改變世界。我頂多只能改變北京郊區的幾個地方而已。"
1976年我再度到中國訪問時，毛澤東的健康狀況已嚴重惡化了。他的話語聽起來就像是一些單音字組成的嘟噥聲。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樣敏捷、深邃。我說的話他全能聽懂，但當他想回答時，就說不出話來了。他以為翻譯聽不懂他的話，就不耐煩地抓起筆記本，寫出他的論點。看到他的這種情況，我感到十分難受。無論別人怎樣看待他，誰也不能否認他已經戰鬥到最後一息了。
在那些年月裡，美國正罹受越南戰爭綜合症之苦，併力圖擺脫作為一個世界大國所應承擔的責任。毛澤東向我提出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和平是美國的唯一目的嗎？"我回答說，我們的目的是和平，但是和平不只意味著停止戰爭。我對毛澤東說："它必須是公正的和平。"
我們在與中國共產黨人打交道時必須牢記：他們是對他們的利益和理想堅信不疑、並願意為之而戰鬥甚至犧牲的革命者。假如我在回答毛澤東時強調需要和平和友誼，中國人會認為我們是錯誤的：更糟糕的是，他們還會認為我們是一群傻瓜。最後，他們會說：如果和平是你們的唯一目的，那好吧，只要你們什麼時候投降，什麼時候就可以得到和平。因此，我們必須對中國人重申：我們也會為我們的利益而鬥爭。
由於帕金森氏病的侵襲，毛澤東的行動當時已很困難。他不再是體健壯的人了。這位八十二歲的、步履瞞珊的農民，現在變成了一個拖著步子的老人。毛澤東象晚年的邱吉爾那樣，仍舊非常自尊。我們談話結束時，他的秘書們把他從椅子上扶起來，讓他和我一起朝門口走去。但是，當電視鏡頭和聚光燈對著我們，要錄下我和他最後握手的鏡頭時，毛澤東推開他的助手，獨自站在門口和我們告別。
羅斯·特裡爾在他寫的毛澤東評傳中說："從外表看，毛澤東的不寧靜是顯而易見的。他的舉上的平衡如果確實存在的話，也是對立的性格特徵互相衝突的結果。毛澤東在講到自己的性格時說過，他一半是虎，一半是猴。無情的一面和狂熱的理想主義的一面在他身上交替出現。他沒有象周思來那樣把自己的各種性格特徵融為一體，而是任其發展，把毛澤東本人推向各個不同的方向。
作為國家政策的決策人，毛澤東是容易衝動的。他每天起床很晚，睡得很遲。毛澤東象斯大林一樣，常常為了一些瑣事，在天不亮的時候就把他的下屬找去。他經常從日常工作中擺脫出來，獨自作長時間的內心自剩有時，他會花幾個鐘頭去徵詢政策問題專家的意見，然後又信步踱進花園，就同一問題向衛兵求教。
法國作家莫爾勞克斯對我說，毛澤東有一種"信教者"的性格，他富於幻想，並為此而著迷。毛澤東把中國社會看成一個大家庭。當有人告訴他，他的兒子已經在朝鮮戰場上犧牲的時候，他平靜地回答說："沒有犧牲就不會有勝利。我的兒子犧牲了，同別人的兒子犧牲是完全一樣的。"如果毛澤東的身上有猴氣的話，就意味著他為這種幻想所支配。他身上的虎氣則表現在他竭力去實現這種幻想，從而震撼了中國。毛澤東希望人民點燃起自己的革命熱情。但是，只有這種熱情符合於毛澤東的想法時，他才能夠容忍。當他們偏離他的軌道時，他就會用合法的約束和嚴酷的國家警察機器來達到他的目的。直到最後，毛澤東似乎還沒有領悟到這樣的高壓統治會產生官僚政治、窒息人民的創造性和挫傷他們的自覺性。
作為中國的馬克思、列寧和斯大林，毛澤東以其高超的戰略洞察力、靈活的戰術和令人望而生畏的暴力手段，在歷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他把農民階級當作一個革命的階級，以取代產業工人，從而修正了馬克思主義。他採用把士兵組成軍隊的辦法，而不是組織秘密集團進行武裝暴動的辦法來進行革命，從而修正了列寧主義。他嘲笑那些把他的統治與秦始皇的血腥統治相提並論的人，說："你想把我們污蔑為秦始皇、但是你錯了，我們比秦始皇還要超過一百倍。"而秦始皇的暴政又是中國歷代皇帝所望塵莫及的。
單憑他的洞察力和冷酷無情，毛澤東是不可能在中國取得成功的。他同時還具有能夠吸引狂熱追隨者的領袖人物的超人魅力，以及藐視巨大困難的意志力。毛澤東的領導才能來自於他的堅強意志。我見到他時，感到他們的意志力或多或少是天生就有的。他大部分生動的詩歌是在長征途中或長征以後寫成的。
他在描寫使人振奮的鬥爭場面，特別是描寫殘酷的鬥爭場面時，運用了鼓舞意志的手法，使人讀起來感到增添了力量。由於具有這些品質，他才有可能激勵他的同志們去完成象長征這樣的史詩般的業績，使他的同志們成為一支幾乎是不可戰勝的隊伍。
1972年，毛澤東在與我的晤談中用他的大手在我的面前一劃，以一種概括我們的晤談甚至是概括中國全貌的姿態，對我說："我們共同的老朋友蔣介石大元帥不贊成這次會談"稍頃，他接著說，"我們與他之間的友誼的歷史，比你們之間的友誼的歷史還要長得多。"1953年，我第一次見到蔣介石。這位大元帥在談到中國時，也做了一個類似的手勢，清楚地表明，他的談話不但適用於中國大陸，也適用於他的堡壘——台灣。
我覺察到毛澤東和蔣介石這兩個人在談到他們的國家時，都採用有點類似帝王的姿態。毛和蔣所用的手勢和語言，似乎都表明他們國家的命運是和自己渾為一體的。這兩位領導人在歷史上同時出現了。他們之間沒有妥協，只有衝突。一位成為勝利者，一位成為失敗者。
說來也奇怪，毛澤東和蔣介石在許多方面都很相像。他們都是東方人，毛澤東一生只有兩次離開中國，1949年和1957年，他先後兩次去莫斯科會見蘇聯領導人。蔣介石也只有兩次出訪，離開亞洲：一次是1923年受命去莫斯科，一次是1943年去開羅出席四強會議。他們兩人經常長期過著深居簡出的生活。毛澤東利用這一時間寫詩：蔣介石則經常一邊在山間散步，一邊背誦古詩。這兩個人都是革命家。毛澤東造了他專橫的父親的反和整個社會的反，蔣介石則造了國內腐敗、對外軟弱無能的滿清王朝的反。有趣的是，蔣介石割掉他的辮子——這是造反的象徵——比毛澤東還早七年。
他們兩人之間，既有表面上的差別，也有實質上的差別。
毛澤東懶散地躺在椅上的樣子，就像是不留心丟在那裡的一口袋土豆，蔣介石筆直地坐著的姿態，則好像他的脊樑骨是鋼製的一樣。毛澤東很隨和，無拘無束，說話很有幽默感，使談話氣氛很輕鬆；我與蔣介石會見時，卻從未發現他有任何幽默的話語。毛澤東的書法是信筆成書、不拘俗套的，蔣介石的書法則筆直字方，一望成行。
他們二人的差異，更深刻地反映在他們愛國的方式方面。
他們都愛國，毛澤東力求把過去的一切推倒重來，蔣介石則力求在舊的基礎上建設新的國家。勝利之後，毛澤東簡化了漢字。這不僅是為了便於書寫，而且是為了剷除造形複雜的漢字所寫成的歷史。蔣介石在潰敗之時，還在接送難民的分艦隊中騰出地方，槍運了近400，000件中國古代藝術品（去台灣），而把他的許多忠實助手和士兵留在大陸。
我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時，他提到蔣介石在最近的一次講話中，還把共產黨領導人稱為"匪徒"。我問毛澤東："你們怎樣稱呼蔣介石？"他笑了笑，周思來接過話頭回答："一般說來，我們叫他們為蔣幫。在報紙上，有時我們也稱蔣介石為匪徒，他們用匪徒的稱號來回敬我們。當然羅，這不過是彼此相罵罷了。"周思來與蔣介石之間的關係，就像在公園裡乘坐滑車一樣，時起時落。二十年代初期，周思來在黃浦軍校工作時，是蔣介石的下屬。據說當時蔣介石曾稱讚周恩來是一位"明智的共產黨員"。幾年之後，蔣介石卻又懸賞八萬美元搜捕周恩來。但總的說來，使我吃驚的是，我發現周恩來和其他幾位官員在提到蔣介石時，他們對蔣的態度顯然是相當複雜和自相矛盾的。作為共產黨人，他們恨蔣介石；作為中國人，他們又尊敬甚至欽佩蔣介石。在我與蔣介石的所有談話中，他卻從來沒有表示過對共產黨人有何尊重可言。
1953年，我第一次見到了二十世紀中國第三位偉大的領袖——蔣介石。我既以美國副總統的身份、也以美國公民身份與他保持著聯繫，並與他建立了極其珍貴的私人友誼。我高度評價這一友誼。這就是與北京重建外交關係對我來說是如此深刻的、曲折的個人經歷的原因。
蔣介石和他的夫人經常歡迎我致他們在台北的豪華公館作客。蔣夫人充當談話的翻譯，但她有時也參加討論。像蔣夫人這樣曾在美國威爾斯利學院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充當翻譯，真是再好不過了。她的漢語和英語都十分嫻熟，很有辯才，再加上她對她丈夫的想法瞭解透徹，所以她在翻譯中遇到漢語或英語中沒有相應的詞彙和表達方式時，都能夠斟酌損益，把原意準確地表達出來。
更重要的是，蔣夫人遠不只是他丈夫的一位翻譯。歷來育一種風尚，這就是貶低領袖們的夫人在歷史上和個人方面的重要性，認為她們的揚名、顯赫，只不過是與其丈夫結婚的自然結果。這不僅忽略了這些領袖夫人在幕後所起的作用，而且也貶低了她們所具有的品德和特性。我認為，蔣夫人憑她的才智、說服力和道義上的力量，完全可以使她本人成為一位重要的領導人。
蔣夫人與毛澤東的第四位妻子江青相比，其性格的差異比毛澤東和蔣介石之間的差異更大。蔣夫人是一位有教養的、修飾華美的、非常女性化但又意志堅強的人。江青則是一位粗魯的、缺乏幽默感的、一點女性特徵也沒有的人，是一個分不清性別的、狂熱的、典型的共產黨女人。惠特克·錢伯斯曾經告訴我："當您遇到一對信仰共產主義的夫婦時，您會經常發現，那個女的準是兩個中最狂熱的一個。"就江青而論，惠特克的話是完全符合事實的。我從來沒有見過比江青更加冷酷、更為粗野的人了。當我和她一起觀看她特意為我安排的文藝宣傳節目時，她看起來既沒有毛澤東的熱情，也沒有周恩來的優雅。
她顯得非常緊張，以致於她的前額和手都冒出了汗珠。她對我說的第一句話，典型地表現出她那種令人不悅的、好戰的態度。她說："你為什麼從前不來中國？"
周恩來夫人鄧穎超與江青相比，是截然不同的另一位女性。
我在1972年見過她：1976年周恩來去世後不久，又見到了她。
鄧穎超看起來差不多與周恩來一樣的優雅和幹練。除了和周恩來的關係外，她本人過去是、而且現在也是一位具有獻身精神的共產黨人，在黨內獨自發揮著自己的作用。然而，鄧穎超不像江青那樣，她不允許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損傷她的婦女的氣質。
饒有興趣的是：周恩來一生只娶了一位妻子，而毛澤東有四位。
中國內戰造成的分裂給宋氏家族帶來了不幸的結局。蔣夫人的父親——查理·宋因印刷和銷售《聖經》而成為富翁。
他有三個女兒：藹齡、美齡和慶齡。靄齡嫁給了中國銀行的總裁，在中國大陸陷落之後移居美國。美齡與蔣介石結了婚，和他一起反對共產黨人，後來又一起流亡到台灣，直至蔣介石去世。美齡現在住在美國。慶齡與中國革命運動的創始人孫中山結了婚。在中國內戰時期，她站在中國共產黨人一邊，後來成為中國革命運動中受人尊敬的典範。她於1981年去世，北京為她舉行了國葬。
蔣介石向宋美齡求婚時，遭到了問霞族的反對，因為他不是基督教徒。宋美齡的家庭堅持蔣介石只有成為基督教徒，才能和宋美齡結婚。不願輕易皈依宗教的蔣介石說，如果他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宗教信仰的話，那也只能成為一個蹩腳的基督徒。不過他還是答應在與宋美齡結婚後，認真學習《聖經》。這樣，問霞族才同意年之後，蔣介石一一一皈依了基督教。從此以後，蔣介石和他的夫人經常在早晨一起作一個小時的祈禱。蔣介石本質上並不是一個能夠信賴別人和多情的人，但他不久便完全被宋美齡征服了，和她的關係越來越親密。在國家事務方面，美齡成為蔣介石最親密的知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美齡還作為蔣介石私人的密使，多次訪問美國。她那迷人的親切的舉止，使她成為一位國際上的知名人士，也使蔣介石冷酷生硬的形象變得溫和一些。
蔣介石在私人交往中，經常披著黑色的斗篷，頭剃得光光的，使他顯得更加嚴峻和沉默寡言。當我說完一段話時，他總是發出"好，好，"的聲音，但精神似乎有點緊張。他目光如射，顯示出他的自信和毅力。他的眼珠是黑色的，偶爾也熠熠發光。在我和蔣介石開始討論之前，他的目光常常先掃視一下房間的四周。到了和我談話的時候，他就一直注視著我。
毛澤東和蔣介石的不同也表現在個人生活習慣方面。蔣介石周圍的一切都顯得井井有條，包括他的衣著，辦公室和他的家庭，都是如此。從各個方面來說，蔣介石都是一位講風紀、有條理的人。用"整齊"和"清潔"來形容他給人們的印象，這是毫不過分的。毛澤東恰好與蔣介石相反，他的書房擺滿了書報。如果以書桌的整齊清潔作為標準來衡量一位辦公人員是否合格的話，那毛澤東準是不及格的。毛澤東的雜亂無章和蔣介石的井然有序，毛澤東的漫無拘束和蔣介石的循規蹈矩，都造成鮮明的對比。從外貌看來，用"不修邊幅"來形容毛澤東是一點也不過分的。
蔣介石是政界人物中最罕見的一個典型，他是一位保守的革命者。美國的革命能夠成功地建立一個有秩序的、自由的社會，這是因為它的領導人基本上都是保守的。他們為已經獲得但一度失去的自由而戰鬥。法國大革命受挫的部分原因，則是法國領導人想實現一個純理性的、抽像的幻想——它在法國民族的歷史上是沒有基礎的。
蔣介石的想法跟美國的想法更為相似，而與法國的想法不同。他想恢復中國的傳統。他反對舊制度遺留下來的腐敗現象，對吸鴉片的惡習和仍然普遍存在的纏腳陋習也進行了鬥爭。不過，儘管蔣介石採用了立憲政府的做法，他畢竟還不是一位民主主義者。從蔣介石看來，中國的問題不是民主太少了，而是大多了，這個國家需要的是紀律，一如孫中山所說："中國已經成為一盤散沙。"蔣介石所尋求的紀律將會使中國人民的創造性和生產力得到解放。
他的想法在台灣推行的結果，產生了經濟上的奇跡。儘管1965年以前蔣介石一直接受美國的經濟援助，但其數量很少。
與台灣爆炸性的經濟增長情況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對中國人民來說，經濟上的統計數字不可能改變共產黨人贏得中國大陸這個悲劇，但這些數字畢竟還是很能說明問題的。共產黨人實行了農業生產集體化，但今天大陸生產的稻米按每人的平均數來說還低於解放之前。蔣介石採用的辦法是：用錢購買地主的土地，然後再把土地分給農民，賣了土地的地主把大量的錢投資到工業方面；政府同時鼓勵外國投資。結果，台灣現在人平均收入是大陸的五倍；一千八百萬人口的台灣的出口額，大約比十億人口的大陸的出口額高百分之五十。
蔣介石是一位實幹家。他在動盪不定的生涯中，多次獲得了成功，因此對自己的判斷能力具有絕對自信。他喜歡讀儒家學派的哲學家王陽明的著作。王陽明認為："知而不行，實與不知無異。"
1949年蔣介石從大陸潰敗了，但這並沒有動搖他的自信。
對他來說，這只不過是另一次暫時的挫折罷了。我每次見到他時，他都要談到光復大陸。他的許多助手對光復大陸已失去希望，但他本人從未失去信心。
蔣介石為自己取了"介石"這個名字，譯成英文就是"搬不動的石頭"之意。從他的個性來看，這個名字是取得再好也沒有了。我非常欽佩他的決心。他從來不相信應該在任何"不可避免之事"面前屈服——它們只不過是看起來難以避免而已。經常有人會對某一個社會活動家說：他的目標是不可能達到的。這些人缺少創造性的遠見。他們經常把某些事情看作是不可能實現的，究其原因只不過是以前沒有人做過而已。蔣介石對此十分清楚。他曾經寫道："敵人總是包圍著我，有時他們的力量還超過我。但是我知道如何忍耐。"
儘管蔣介石的性格很頑強，但他還是有很多失算之處。不過，像大陸失守這樣的悲劇，也不應該只歸咎於某一個人。蔣介石仍不失為一個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可是，由於他一絲不苟地照搬書本，使他成為一個平庸的戰略家。在一個假定的戰略設想的範圍之內，他的判斷是敏捷而又果斷的。他只照他所知道的章程行事。如果這些設想的情況沒有變化的話，幾乎沒有什麼人戰勝他。但他很難超越這些設想的框框一步，因而也不能提出向舊戰略挑戰的新戰略。許多歷史人物對他們所處的時代的各種框框都提出了挑戰。雖然歷史中充滿了某些人物的革新在當時是不合時宜的記載，但歷史畢竟還是由那些善於利用時代的機緣進行革新的人譜寫的。毛澤東就屬於後面這種人。這正是蔣介石的不幸所在。
在蔣介石的軍隊出師北伐以用武力統一中國之時，這個國家一部分控制在外國人手裡，一部分為軍閥所割據，還有一部分處於各自為政的無政府主義狀態。蔣介石逐步取得進展，組成了一支中國最強大的軍隊。若干年後，他被宣佈為統一的中國的統治者。
但是，這種統一更多的是名義上的，而不是實質上的。蔣介石雖然使他的對手屈服了，但並未征服他們，他同意讓他的對於按照中國的傳統方式，既臣服於他這位上司，又與他結為盟友，以此保全對方的面子。這也許是他最大的錯誤。馬基雅維利也許應該告誡蔣介石：不應該讓軍閥繼續當政和指揮他們的軍隊。因為這樣會使蔣介石的征服得不到保證。忠誠只有通過下級對上級的依賴才能夠實現。
也許馬基雅維利是對的。蔣介石從來沒有全面地控制過中國。他的部隊窮於應付，以求維持國家的統一。如果他要向中國某個地方增調部隊的話，另一地方的軍閥就會以脫離政府相威脅。結果，蔣介石一天到晚忙於對付各地軍閥提出的挑戰。
這使他一直不能讓他的軍隊的將士們復員，更沒有集中足夠的精力和國家資源去實現經濟的現代化和改革。蔣介石最大的失策是：他從未調集全部兵力去對付過共產黨。總而言之，他的戰略的結局是：顧了面子，丟了中國。
毛澤東沒有犯這種錯誤。他在取得革命勝利後，緊接著又在大陸上的每個地區確立共產黨對每一級組織的控制權。
事實上，歷史將會把這一成就當作毛澤東最大的成就記錄下來。
周恩來在歷史上的功績就難於評說了。在內戰期間，他對共產黨贏得勝利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在1949年勝利之後，周思來不過是毛澤東所信任的幾個助手之一。他想通過進行循序漸進的經濟現代化的方法，把意識形態和實用主義融合在一起。但毛澤東在政策上的搖擺多變，使周思來的努力屢遭挫敗。
周思來還試圖把共產黨中國冷酷無情的生活變得溫和一些，允許有一定程度上的自由討論，給中國社會注入貝克所說的"毋需用錢買來的優雅生活"。周恩來幾乎是獨力為此而奮鬥的。
但他的這種努力也失敗了。
在外交上，周恩來贏得了極大的聲譽。他引導著一個潛在的能力遠遠大於其現有實力的國家。但是，他從未利用過任何機會為自己在歷史上留下一點痕跡。1976年，在周恩來去世後不久，我又見到了他的遺孀。我對鄧穎超說，不需要建立一個紀念碑來紀念周恩來，因為歷史學家將會把他維護全球戰略平衡的所作所為當作他的遺囑，以證明他的偉大。當時，我試圖概括周思來非凡的經歷，說："人們看不到的東西，往往要比看得到的東西更有意義。"
在我與周恩來和毛澤東的談話中，他們兩人幾乎都提到他們要做的工作還很多，但餘下的時間卻很少了。他們一再提到年齡問題，使我感覺到：周、毛二人都知道他們的日子不多了。
他們兩人的苦惱可能是共同的；但是，他們的眼界和使命卻不相同。
在他們的最後年月裡，這兩人也不是向著同一目標前進的。據說，在周恩來的晚年，後來被稱為"四人幫"的幫派要迫使周恩來下台，這可能還得到毛澤東的默許。周恩來預料毛澤東死後可能會出現權力之爭，因此，他一聲不響地把支持他的政策的人盡可能多地安置到重要的崗位上去。毛澤東的晚年則是在一種預想不到的、時而倒向政治派別的這一邊，時而倒向那一邊中度過的，並在這種搖擺的過程中，給中國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在一段時期裡，毛澤東支持溫和的講究實際的派別；但時過不久，他又變得不耐煩了，聯合起極左分子，發動另一場小規模的文化大革命。最後，他把自己也否定了。
在1976年的幾個月內，這兩位偉大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相繼去世了。他們兩人都沒有實現自己的目標。但是，周恩來的政策在身後得到了繼承，毛澤東的繼承人卻競相拋棄毛澤東主義。
假如沒有毛澤東，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就會缺乏一種神秘感——它不僅吸引了那些征服中國的、狂熱的支持者，也鼓舞了世界億萬人民。但是，毛澤東象大多數革命領導人一樣，只善於破壞，不善於建設。
周恩來也能夠進行破壞，但他很有才幹。他不是光能管理廢墟的人，而是能夠進行建設，這在革命領導人中是罕見的。
他既能維護過去留下的最美好的東西，又能為未來建設一個新社會。
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革命之火可能不會燃燒起來；如果沒有周恩來，中國的革命則可能會被燒燬，只剩下一堆灰燼。
中國革命能否繼續生存下去並搞得越來越好，而不是越來越糟，最終將取決於中共現行領導人的決策，看他們能否象周恩來那樣，更多的是作為中國人行事，而不是作為共產黨人行事。如果他們確實能夠這樣做，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將無需擔心北方的蘇聯、南方的印度、東北方的日本，甚至毋需擔心東方的美國。擁有十億世界上最有才幹的人民和巨大的天然資源的中國，不僅將會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而且將會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