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進而談到中國人的邏輯問題，這問題是基於中國人對於真理之概念的。真理，據中國人的觀念，是從不可以證定的，它只能暗示而已。莊子在二千年前，在他所著的《齊物論》裡頭早已指出人的知識的主觀性:
即使吾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我勝，我果是也，爾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暗，我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照這樣的學理講來，真理是不可證定的。他只能被「會心於忘言之境。」故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莊子曰:「……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道即為真理，故真理這樣東西，只能在直覺的悟性中感到。中國人雖非明確地同意於莊子的認識論的哲理觀念，然在本質上是與之合致的。他們所信賴的，不是邏輯——邏輯從未發皇成為完備之科學——而是或許更為健全的普通感性。凡性質類似強辯的理論，非中國文學所知，因為中國傳統地不相信它，從而辯證術在中國遂不見其發達，欲求科學文字之以文學的形式出現，亦遂不可得了。
卡而格林(B杄Karlgren)不久前寫過一篇文章，表出中國著名批評家辨別古書真偽在爭論中所用之詭辯，有許多錯誤實在幼稚得可笑，但這種錯誤必須待引用了西方方法才能顯露出來。中國人寫文章從來未有寫一萬或五千字以樹立一個基點;他僅留下一短短標誌讓後人來讚許或反駁其真實的價值。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學者總歡喜把許多筆記或隨筆遺傳給我們，裡頭包括零零碎碎的片段;也有文學寫作態度的意見，也有校正古史錯誤的記錄，也有暹羅雙生的軼事，狐仙、虯髯客、吞蜈蚣僧等等奇聞異跡，雜沓紛紜，湊在一起。
中國著作家只給你一段或二段論辯，便下結論。當你誦讀他的文章，從不覺得他的發展已達到論辯的最高峰或天然的結論，因為論辯與證據都是那麼簡短，不過你可以感到一剎那的幻覺，覺得它已經達到了結論了。筆記中之最佳者，如顧炎武之《日知錄》(十七世紀初期)享盛名之由來，非由於邏輯，而由其記載言論之本質上的正確，此等正確性只有留待後人的證明的。《日知錄》中一二行的文字，有時需要後人幾年的考據，這真是再科學沒有了;又如要決定歷史事跡上的一點，會需要數度往返的勘察，需要百科全書那樣淵博的學問，而他的錯誤終屬不易校正，即說是正確的，一時也沒有可能明見的佐證，但只可以意會的加以贊同，因為在他的著作問世以後三百年來，未有人能舉出反對的論據，如是而已。
吾人於此可見邏輯對普通感性之對峙，在中國代替了歸納與演繹論理之地位。普通感性往往較為高明，因為分析的理論觀察真理，常把它割裂成幾多分散的片段，因而喪失了它的本來面目;而普通感性則將對像當作一個活動的整體看待。婦女具有比較男性為高強之普通感性，是以倘遇任何意外發生，吾寧願信賴女子的判斷強於男子的判斷。她們有一種方法，能估量一種情況的整體會不致被其個別的小景所惑亂。中國小說之最佳者如《紅樓夢》、《野叟曝言》，女性被描寫成應付環境的最健全的判斷者，而她們的語言，有一種美妙的方法能使之圓滑而完整，具有十分迷人的魔力。邏輯而缺乏這種普通感性是危險的，因為一個人有了一種意見，很容易用他的文學性的腦筋把種種論據曲解文致，使滿足自己的意志，而且仍可以像Middlemareh裡頭的加索繃先生一樣，竟至不能體會人人所能體貼的愛妻的生活。
此所謂普通感性自有其性學的基礎，那是很有趣的。中國人之判斷一個問題的是與非，不純粹以理論為繩尺，而卻同時權度之以理論與人類的天性兩種元素，這兩種元素的混合，中國人稱之為「情理」:情即為人類的天性，理為永久的道理，情代表柔韌的人類本性，而理代表宇宙不變的法則。從這兩種元素的結合體，產生人類行為的是非和歷史的論題的判斷標準。
這個特徵或可由英文中「理」與「情」的對立的意義中見其一二，亞里士多德說:人類是論理的而不是講情理的動物。中國哲學也容認這個說法，但卻加一補充，謂人類盡力成為有理性即講情理的而不僅僅為論理的動物。中國人把「人情」放在「道理」的上面，因為道理是抽像的、分析的、理想的而趨向於邏輯的要素概念，情理的精神常常是較為實體論的，較為人情的，並密接於觀實而能認識正確的地位的。
對於西方人，一個問題倘能邏輯地解決，那是夠滿足的了，而中國人則不然。縱令一個問題在邏輯上是正確的，還須同時衡之以人情。確實，「近乎人情」是較勝於「合乎邏輯」的偉大考量。因為一個學理可以根本違反普通感性而卻很合乎邏輯。中國人寧願採取反乎「道理」的任何行為，卻不能容許任何不近人情的行為，此種情理的精神與普通感性的信仰在中國人理想上樹立了最重要的態度，結果產生了「中庸之道」，這是吾在下面將要講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