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後半期，國內思想界呈現空前活躍的局面。在反思這個時期時，人們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評價，一些人譽之為新啟蒙，另一些人斥之為躁動，其實這兩種看法都有道理。改革開放不僅是體制的轉型，而且涉及觀念的深刻變化，這後一方面在這個時期凸現出來了。事實上，隨著時代場景的突變，人們業已感到，在人生觀、價值觀以及社會科學各個領域，原有的理論資源已經不夠用，因而對新思想、新理論、新觀念懷著一種普遍的飢渴。與此同時，文革後復學的中青年學人經過幾年學習和研究，也有了初步的積累。於是，彼呼此應，風雲際會，出現了國外思潮湧入的熱烈場面。當然，正因為一方飢不擇食，另一方功底尚淺，就免不了顯得浮躁。在當時引進國外思想的熱潮中，北京學界有一支相當活躍的力量，便是甘陽領導的「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
甘陽是北大的研究生，1985年畢業後分配到社科院，與我、越勝、友漁在同一研究室。他乍來就和我們商量，要辦人文叢書。我和越勝原是散淡之人，友漁雖有抱負但好像缺少實際操作能力，經他一鼓動，也都欣然贊同。他真是雄心勃勃，一副在學界打天下坐江山的架勢。記得籌備期間，有一天在友漁家裡開會，甘陽策劃要把天下豪傑一網打盡，正琳聞言拍案而起，厲聲責問：「你究竟想幹什麼？想當學霸嗎？對不起，我不奉陪！」言畢拂袖而去，後來真的沒有參加編委會。在我這個閒人眼裡，甘陽的霸氣，正琳的正氣，都是風景。有志者事竟成，甘陽在不長時間內果然拉起了一支陣勢不凡的隊伍，囊括了北京人文學界大部分有點名氣和實力的中青年學者。
編委會成立後，開始在三聯出版大型叢書，以翻譯為主，幹得頗有效率，兩三年裡出了幾十種書，一時聲震海內。那個年頭的氣氛實在非同尋常，一年之內，我譯的《悲劇的誕生——尼采美學文選》印了十五萬冊，陳宣良譯的薩特《存在與虛無》印了十萬冊，陳嘉映、王慶節譯的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印了五萬冊。尼采還好說，後兩種書那麼難懂，幾個人買了真讀啊，不過是趕時髦罷了。當然，趕時髦也沒有什麼不好，這麼大面積地撒下種子，沒準有幾顆會發芽。當時出版的譯著，有一些是譯者已經開譯或完成的，也有一些是編委會策劃的。無論如何，甘陽率先組織大規模出版國外現當代哲學人文科學名著，顯示了他的眼光和魄力，其功不可沒。編委會的這一批傢伙個個自命不凡，沒有甘陽照樣放光，但能聚到一起做事，首功也當推甘陽。
編委會有一個無形的核心組，我們室的四個人都在內，因而也包括我。其實我做的事很少，僅審校過兩部譯稿。我只是覺得這夥人可愛，在一起做事也做得很有生氣，因而樂於參與。在我眼中，甘陽也是一個頂可愛的人，雖一身霸氣，但又充滿孩子氣。我曾對他說：「你身上有頑童的一面，又有暴君的一面，因為前一面，我們原諒了你的後一面。」他嗜酒，一喝醉就罵人。越勝嘲笑說：「甘陽喝醉了酒，語言就貧乏到了只剩下一個字——操！」鄺楊告訴我，有一回，他們一起在公共汽車站候車，甘陽已醉，大聲喊：「在這裡等車的人統統該殺！」嚇得眾人後退，繼而發現是醉漢，又好奇地圍觀。這時他悄悄問鄺楊：「有沒有警察？」鄺說沒有，他接著喊：「警察也該殺！」這個例子可真傳神，很能表明他的性格。
沒有料到的是，在編委會成立三年後，裂痕產生了，起因也是甘陽醉酒。有一天，他酒後大罵：「還不是老子養活了你們，不想幹，都給我滾！」在場的是他任命的兩位副主編，其中一位覺得自尊心受了傷，就到處發牢騷。嘉映聞訊，議論了一番，話傳到甘陽耳中，他暴跳如雷，寫了一紙公開信，說有克格勃算計他。在此之後，嘉映開始籌劃拉出來自己幹，也動員到了我頭上。對於甘陽的意見集中在一點上，就是獨斷專行，並且搞夫妻店。酷愛英國式民主的友漁在這種問題上的立場不可能含糊，必捍衛他的原則。他還告訴我一個發現：北京學界三大勢力都是夫妻店。我和越勝想避免分裂，於是由我出面，希望甘陽接受民主制。我特別傻，自作聰明地提出了一個具體方案，因為甘陽打算辦人文學院，我便建議人文學院院長通過選舉產生，再由院長任命編委會主編。我心想，甘陽眾望所歸，必當選無疑，一定願意接受這個方案。那天在研究室裡，我們四人都在場，聽完我的話，甘陽臉色大變，沉吟半晌，說：「你們讓我光榮退休好不好，何必用這種方式把我罷免？」
幾天後，在越勝家舉行核心會議，甘陽發表了一通很有氣勢的講話：「我歷來討厭民主制，無意把本編委會當作民主制的試驗田。在我看來，那些民主戰士與極左派是一路貨。我欣賞胡平，僅僅是因為他的幽默、機智和紳士風度，而不是因為他的民主事業。」我聽了暗自讚賞他的自信和坦率。相反，那個副主編曾經到處發牢騷，抱怨甘陽獨斷專行，惹起了這個事端，卻在會上發言說，現在主要矛盾是有的人做事，有的人玩票。他的這種不光明表現令我十分反感，從此和他疏遠了。甘陽當真為此事痛苦，有一個細節為證。他從越勝那裡借了一本《東方紀事》，上面有戴晴的文章《儲安平》，還到越勝手上，越勝一看樂了。那篇文章裡有「強調集體領導實際上是抹掉主編的主體地位的一種堂皇托詞」一類話，甘陽在這些話下面都劃了道道，我能想像他這麼做時一定充滿悲劇感。
在那以後，我不想再過問這件事了。我本來就把編委會看作甘陽個人的事，並非認真要搞什麼民主制，他不接受也就算了，反正我仍然過我的逍遙日子。我對自己說：我愛甘陽，我更愛民主；但是，我愛民主，我更愛自由。越勝當然也超脫，他對我說：「我們不是辦事的人，就喝喝酒，聊聊天，聽聽音樂，寫寫文章，當竹林七賢。第一流的人就這樣，編書之類讓二三流的人去幹。」然而，甘陽不肯罷休了，派兩個副主編帶著他的一封信分頭找嘉映、友漁、越勝和我談話，勸我們自動退出編委會。他們三人都同意了，惟獨我拒絕，說：「讓甘陽開除我吧。」當時八九風潮已起，不久後甘陽到了國外，還沒有來得及開除我，編委會實際上不復存在了。不過，我倒寧肯自己被開除，而編委會繼續存在，心裡真為這支力量散伙感到可惜。
在八十年代後期，除學界外，藝術界也十分活躍。出版《轉折點》後，我認識了一撥號稱北方群體的新潮畫家，他們常來看我，帶來美術界萌動的信息。其高潮是1989年2月的中國現代藝術展，開幕那天我去了，美術館一至三樓展廳熙熙攘攘，盛況空前。一樓是行為藝術，各種異想天開的玩意兒居然進了國家藝術殿堂。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個洗腳的男人，他穿紅衣戴紅帽坐在紅布簾後面，赤腳伸在紅盆裡。二樓是油畫，我認識或不認識的畫家拉我在他們的作品前合影。我還沒有來得及上三樓，突然封館了。我問服務員：「美術館中午不是從來不閉館嗎？」她生氣地回答：「美術館也從來沒有開過這種展覽！」原來，剛才在一樓展廳，一個女子——據說是作者本人——用氣槍射擊作為展品的模擬電話亭。她被抓走了。出動了數輛警車和一些警察。人們聚集在門廳裡和門外廣場上，議論著，不肯散去，似乎在等待某個重大事件發生。其實事件已經發生，封館成了整個展覽的高潮。人人興高采烈，那天是農曆除夕，可真有點兒節日氣氛。巨大的黑布鋪在廣場上，上面綴著本次展覽的圖徽——不准調頭的交通標記，人們紛紛以之為背景留影，然後作為事件的見證人心滿意足地離去。
我自己一直不喜歡行為藝術，覺得其中多半不是藝術，只是在製造新聞，怎麼出格、離奇、反叛、轟動就怎麼幹。我相信畫布是永恆的，畫家的天職就是畫畫，最後還是得憑繪畫作品分高低。在那個剛剛開放的年代，面對突然出現的機會，畫家們都很興奮，懷著希冀中彩的心理標新立異。由於現代藝術的裁判和市場都在國外，因此，機敏的畫家一開始就瞄準老外，根據可能引起注意的程度確定自己的題材和畫風，其中一些人確實獲得了成功。我更喜歡那些忠實於自己的內心追求的藝術家，雖然他們在名利方面未必成功，比如劉彥。當時和我交往最密切的畫家是劉彥和廣義，他倆是好朋友，有一陣幾乎形影不離。這兩個人都聰明可愛，但走了不同的道路。我認識劉彥很早，1986年8月在安徽歙縣講尼采，課後他飄然而至，年輕單純得像一個安琪兒。他告訴我，他是自費來聽這個班的，發現台上講課的都是知識大眾，正感到失望，幸虧有我，才沒有白來。他還跟我講了專程到北京複印《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經歷。其後不久，他到北京定居，還把廣義介紹給了我，我們都有一見如故之感。廣義說：「來見你，有一種拜見名人的感覺。真沒想到你是這樣的，真好！」劉彥說：「我向人談國平，不說他的書，只說他的眼睛——國平是個孩子。」廣義的目標很明確，就是成功。他說：「如今不是梵高的時代了，生前出不了名的，死後也出不了名，世人早已把你忘記。」他搞政治波普，用繪畫進行文化批判，一度名聲大噪，是新潮畫家中最早出名和富起來的人之一。他讚賞劉彥，說劉彥很本質，而他自己要成名，然後再回到本質。我感到自己和劉彥非常相通，他和我一樣遠離時代，追求本真的東西。他這樣評論尼采：「古希臘是單純的，尼采想把基督教的複雜整掉，回到古希臘的單純。」一句話就把尼采說清楚了。不過，他的路相當艱難。他像梵高一樣與樸素的事物有著血肉的聯繫，迷戀於畫簡單的風景和靜物，但賣不出去，生活得窮困潦倒。這使他感到困惑，有一次對我說：「過去我獨自在樹林裡坐著，感到非常寧靜。現在感覺不對了，朋友們都在掙錢，從他們那裡回來，獨自一人，有一種淒涼的感覺。好像一個從小離家的孩子，長大後回到家，總覺得不是想像中的家了，怎麼那樣老舊。」他曾經試圖順應時代，一度改做裝置，終因不合性情而放棄了。現在，他在北京郊區一個村子裡過著最簡樸的日子，像中世紀的農民一樣與世隔絕，安心畫他的風景畫和靜物畫，完全不關心這些畫能不能賣出去。我知道，他已經回到他自己的家裡。
如果要論那個年代在青年中影響最大的人物，無疑是崔健。我是1988年初在梁和平家與他第一次見面的，第一眼的印象是樸實，有些靦腆，和我一樣不健談。那天有一個攝影家在座，表示要給他照相，做某刊物的封面，他謝絕了，說出名使他感到很疲勞。攝影家強調，他應該意識到他不只是自己，而是一代人的代言人，代表著時代精神，他回答：「我不想那些，寧可輕鬆些，按自己的心願唱。」寥寥幾句，使我感到他是一個真實的人。那天夜晚，他抱著吉他即興彈唱了幾支歌，臉上是迷醉的表情，像孩子那樣快樂，像農夫那樣淳樸。我不止一次發現，好的男子漢本質上都是農夫，樸實，安靜，沉湎於自己的園地，不管那是音樂、繪畫還是書籍。後來我聽過他的演唱會，也在私人場合見過幾次面，印象一直非常好。我在崔健身上從未發現過浮躁和媚俗，上天挑選這樣一個人來做中國搖滾的創始人，幸運地提高了八十年代流行音樂的質量，但也注定了他在輝煌之後的寂寞。
十幾年後，我們合作出版了《自由風格》一書。經常有人問我，我是怎麼想到要和崔健做這個對話的。這當然有我一貫對崔健的欣賞為基礎，不過，寫書的想法則產生於一次餐桌閒聊。1999年一個早春的晚上，我和梁和平、劉雨田去崔健家，崔健請我們在附近一家餐館吃飯。當時，劉雨田正在籌備橫穿克拉瑪什干沙漠之行，餐桌上的談話就很自然地圍繞著他的這次探險旅行。他喝多了一點，反覆說，在告別生命之前能夠與崔健和我在一起，夠了。他說，崔健給他生命的衝動，我給他放心和祥和。我覺得他的醉言很可愛，但不贊成他一心去送死的念頭，責問他：「為了什麼呢？因為有許多眼睛盯著你，媒體盯著你？你是為了他們去探險的嗎？」崔健也不斷地勸慰他，說：「沒有一個厭世的的人會去探險。」針對另一件事，崔還說：「我發現最毀人的是媒體。」劉談到為民族爭光，我又表示異議，說：「這與民族有什麼關係？這是你自己生命的需要，是個人面對上帝的事情。」這個話題也引出了崔健的一段感想，他沉默了一會兒，突然說起來：「從下面往上看，我們覺得民族很重要，可是跳出來，從上面往下看，民族真是不重要。我覺得，誰真正理解我，誰就是和我有血緣關係，管他是什麼民族的。」餐桌上的談話是斷斷續續的，但這些片言隻語使我感到了一種很深的默契。我的直覺告訴我，他的頭腦裡有思想的寶藏，便建議他寫東西，我樂意做一回他的秘書，於是有了我們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