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後期，北京青年知識界有一個別具一格的小型沙龍，沙龍主人名趙越勝。
初識越勝，是在1982年9月，現代外國哲學學會在廬山開會。上山前，幾個年輕人到九江煙水亭遊玩，窗前是滔滔長江，有人提議買酒喝，他立即贊成，說：「我不會喝酒，可是我喜歡看你們喝，你們醉了，我也輕飄飄了。」這句話使我一下子喜歡上了他。那時他好像在戒酒，真的滴酒不沾。此後不久，我調到現代外國哲學研究室，和他成了同事。我們來往密切是在一年後，我失戀了，十分孤單，常去他家，他也常陪我下酒館。記得那年除夕，他看我失魂落魄的樣子，便陪著我到處找仍然營業的小飯店，好容易找到一家，兩人在冷清的店裡吃了一頓年夜飯。他開了戒，其實酒量驚人。有一回，我在龍潭湖公園裡看書，忽然聽見有人大聲說：「我看這個人像周國平像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原來是郭建英，越勝帶他去我的宿舍，又按照室友的提示找到龍潭湖來了。在我的地下室裡，我們喝啤酒，越勝一人喝了近十瓶，嫌不夠，又去打了兩暖壺生啤，結果醉了，但也就吐了幾口而已。
我們經常一起逛書店，或者在他家聽音樂，聊書，也聊我剛寫的詩。他常說：「書，音樂，酒，朋友，最後才是女人。」我以為他是開導我，其實不盡然。看到雨兒回到我身邊，他由衷地替我高興，也非常欣賞雨兒，但仍勸我：「和雨兒浪漫一陣，以後回到古希臘。在古希臘，女人沒有什麼地位，男人的天下，你看多寧靜。」在一次朋友聚會時，他說自己：「我不能再愛，再愛，就從希臘人變成羅馬人了。」可是，說了這句話沒幾分鐘，他突然激動地喊道：「你們知道不知道，燕走了二十多天了，沒有給我一個字！」燕是他的妻子，去法國了，他們後來也分了手。按照他的分析，我這個人易感，包括對女人，是優點也是弱點。一次在鎮江開會，某校一個女研究生喜歡我，與我比較親近，被同來的系領導提前遣回學校了。我很難過，會餐時醉了，一遍遍哭喊：「我討厭你們，你們為什麼這樣對待一個弱女子！」越勝跑來勸我：「人家小年輕抽抽風還可說，你抽什麼風？」我破口大罵：「你不是人，你是一團概念！」後來他向建英轉述，建英大表贊同，氣憤地說：「我們倆一路走，這麼多漂亮姑娘，他竟什麼也沒有看見！」
越勝稱得上空靈。詩的國度，水天一色，如果說我在水下，他便是在天上。他在趣味上是天生的精神貴族，生活在莫扎特和歌德的世界中。有一次，我們聊起貴族主義對於文化的必要，甘陽舉出希特勒的例子，他當即駁斥：「希特勒是什麼貴族？一個奧地利下士！他怎麼會保存高級文化？國家社會主義是搞平均主義，擁護納粹的都是工人！」他又是一個極愛朋友的人，一說起朋友來便眉飛色舞，沒有了分寸，彷彿個個是天才和完人。因此，八十年代中期，在得到了一套新兩居之後，他便經常在家裡招待朋友，把他的家變成了沙龍。每次舉辦帕提，他對來賓的選擇十分嚴格，決不許一個俗人混入。他的標準是有沒有文化，倘若他說某人「沒文化」，那人便從此不在他的視野裡了。他說的文化與學歷無關，不外是性情趣味之類，憑直覺就能感應到的。某君自命江南第一才子，但在他眼裡是一沒文化之輩，始終被拒之門外。這成了此君的一個心病，一次酒醉時號啕大哭，傾訴委屈，而他毫不為所動。
他實在是一塊做沙龍主人的好料，豪爽而又細心，對每一個客人都照顧周到，但絲毫不露痕跡。一進他的家門，客廳裡有一流的音樂，餐廳裡有充足的酒和食品，你立刻會感到輕鬆踏實。倘若是學界朋友為主，我們也不怎麼談學問，多為閒聊，聊往事，聊見聞，聊書，聊到興會處，一個個神采飛揚，妙語連珠。我應該算最口訥的一個，但我喜歡做聽眾，覺得是一種享受。他們全是言談高手，越勝的激情慷慨，正琳的雄辯犀利，友漁的理性機智，嘉映的瀟灑含蓄，各具特色，無不可觀。有時候唇槍舌劍，鬥智玩兒，惹到我頭上，我也會反擊一兩句，往往還招來一陣喝彩。若干智力相當的人在一起，彼此能互相欣賞，那種氛圍著實令人愉快。夜深之時，通常該講黃段子了，越勝的話題卻不可避免地回到古希臘，直抵高雅的頂峰。有時候，我睡著了，朦朧中還聽見他在談論著荷馬和海倫。
我們也經常結群去北京郊外遊玩，人數較多，一召集二十來人，那就不是身為窮書生的越勝所能負擔的了。這時候，自有大款出車出資。我說的大款主要是於洋和北陵，其實當時他們都處在創業階段，還算不上大款，不幸的是兩人各有弱點，便被乘虛而入。於洋外形粗獷，卻有內秀，青春期熱愛過文化，曾經也是讀托爾斯泰讀得入迷的人，留下了後遺症。北陵看似斯文，其實很野，凡出格的事一律興致勃勃，加上典型的喜聚不喜散的脾氣，只要和朋友在一起，就怎麼都好。這樣兩個人，該著這些窮書生賴上了他們，花掉不少冤枉錢。凡屬大型活動，實際組織和操持的人一般是阿堅。阿堅是新時期文化盲流的當之無愧的先驅，大學剛畢業，在八十年代初就辭掉了工作，為了靈魂自由而堅持無業，為了肉體自由而堅持獨身。他寫詩，產量極豐，差不多每個月都會把一冊打印稿分送到朋友們手上。但是，詩賣不了錢，日子不免潦倒，只好到處蹭吃蹭喝，遇見姑娘還蹭睡。他的詩寫得極自由，越來越口語化，真正是流出來的，有的極精彩，有的很一般。因為天性好色，寫著寫著就忍不住調起情來，以至於一個受過他的委屈的姑娘評論道：「這哪是詩？完全是罪犯的自供狀！」結識越勝後，他自稱走狗，擔起了跑腿的責任，常去越勝家領旨，順便掃蕩那裡的酒櫃。
越勝的沙龍裡不乏可愛的女人。嘉映帶來了於奇，說是從路上撿的，她總是不聲不響地坐在角落裡。後來我發現，她也總是不聲不響地幫助朋友，內心獨立但又善良，有主見但又善解人意。我帶來了又傻又聰明的雨兒。獨來獨往的孟湄用她的智慧和風情征服或者嚇退男人。溫厚的麗達用琴聲和歌聲為大家助興。有一年夏天，一大群朋友在黃松峪露營，水庫那邊突然響起男高音，是意大利語的《我的太陽》，霎時間眾聲俱寂，唯有這美得令人驚呆的歌聲在夜空下自由伸展。此後，沙龍裡又增加了一對常客，便是歌唱家競馬和他的漂亮女友曾瓊。小曾那時候真是清純，越勝說她是幽谷百合。
和我不同的是，越勝雖愛文化，自己卻幾乎不寫東西，滿足於當一個鑒賞家。他歎道：「有了歌德，有了波德萊爾，我們還寫什麼詩！」我常常與他爭論，我說：儘管有歌德和波德萊爾，卻只有一個我，這個我是歌德和波德萊爾所不能代替的，所以我還是要寫。只有一次例外，他克制不住地寫了一篇文章。有個當時被媒體稱作「中國學術界奇人」的人，撰文批判所謂現代主義思潮，並且仗著某個大人物支持迫使《讀書》發表了。可笑的是，他對所批判的對象極其無知，文中充滿常識性錯誤，諸如「胡克的現象學」、「多餘人又譯局外人」之類。越勝讀後滿腔怒火，但不便在內容上論爭，就寫了一篇專門揭露其硬傷的文章，在一家刊物上發表了。不久後，他收到「奇人」一封信，說自己是業餘拳擊協會會員，什麼時候練上一百回合。我覺得越勝不寫作實在可惜，他談書極精彩，我就一再鼓動他寫讀書隨筆。他終於動筆了，越寫越好，可惜只寫了三篇，他就去法國了。多年後，海外一家出版社讓我編一本中國當代學者隨筆，我只選了十人作品，就有他的這三篇。我決不是徇私，而是實在覺得好。
我不是一個善於交際的人，對於我來說，越勝的沙龍是一桌現成宴席，我覺得味道不錯，就在桌旁坐下了。另一方面呢，我交友又比較隨和，本質上不屬於任何一個圈子。我的一些朋友，他們之間也許互相看不慣，不來往，我覺得這和我沒有關係，我也不受此影響。友誼是每個人的私事，正是在交朋友這件事上，朋友之間更不必求同。在越勝的圈子之外，我也有一些相知很深的朋友，比如潤生、懷宏。我和懷宏結識很早，那時他剛轉業，報考人大的研究生。在部隊那種環境裡，他居然讀了薩特，還寫詩，寫得很好，聶魯達的風格，僅此一點就不同尋常了。
八十年代後期是一段令人懷念的光陰。那時候，我覺得自己很年輕，我周圍的朋友們也都很年輕，我們身體裡藏著無窮的力量。我最引以為榮的是這些朋友，在我眼裡，他們個個才氣橫溢，性情超俗。我相信，我們在一起既能享受最純真的友誼，又能幹出最漂亮的事業。當時我的感覺是，美好時光剛剛開始，彷彿可以沒完沒了地這樣過下去，何嘗料到不久後就戛然中止了。現在回想起來，那一段時光已經多麼遙遠。在那以後，發生了太多的事，昔日的沙龍早已不復存在，朋友們各奔前程，許多人的生活場景有了巨大改變。不過，變中也有不變。譬如越勝，他雖已定居巴黎，靠經商維持著生計，但仍一如既往地愛朋友，他的家成了去巴黎的認識或不認識的朋友的免費旅館。九十年代我兩次住他家，發現他過著極其平靜的日子，平靜得像一個農夫，除工作外，只與書、音樂、家人為伴。朋友們覺得他寂寞，勸他回國，他毫不為所動。於是我想，世上的貴族豈不原本就是農夫，也許這正是最適合他本性的生活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