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北京後，一刻也沒有忘記留在廣西大山溝裡的妻子，我知道獨自一人在那裡過日子有多麼冷清。因此，每隔四五天，我必給她寄出一封厚厚的信。有同學發現我老是埋頭寫信，感到好奇，一聽是給老婆的，就嘲笑說，沒見過給老婆寫信這麼勤的，那有什麼意思。我實在是惦念敏子，怕她承受不了那份孤單。看一場電影回來，我會詳細地描述情節和感想，想讓她分享看電影的愉快。我不斷地給她打氣，鼓勵她自學英語和其他知識，可以使生活有點內容，一旦調來北京，也便於找到合適的工作。在我給她的信中，有一大部分是我的日記。我不再用日記本，日記都寫在紙上，隨信一起寄去。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讓她隨時瞭解我的日常生活、思想以及北京的情況，既給她解悶，也防止我們之間越來越隔膜。然而，我很快發現，把日記和信合一的做法實際上產生了極大的麻煩。經常的情形是，我在日記中寫的某個想法引起了她的誤解或不滿，她回給我一封氣憤和怨恨的信，或者乾脆不回信，於是我必須寫信解釋這個想法的來龍去脈，然後焦慮地等待她的下一封信，不知道能否得到她的諒解。在我們的通信過程中，這樣的齟齬層出不窮，使我不禁後悔隨時匯報思想之迂腐。但是，讓她瞭解我的願望始終佔著上風，我也就繼續這樣做。
事後來看，敏子的生氣並非完全出於誤解。每次她這樣發作，多半是因為我在日記中談到了對性、愛情、婚姻的看法，或者與女孩們的來往。我的看法當然是十分通達的，這就引起了她的警覺和擔憂。就當時而言，我的確是在談自己的思想，因此責怪她太容易聯繫實際，不善於從哲學和社會的角度思考問題。我向她指出，贊同性自由不等於我想和別的女人通姦，就像主張離婚自由不等於我想和她離婚一樣。我的通達看法完全不妨礙我比別的丈夫更溫存也更熱烈地愛自己的妻子，毋寧說，只有一個主張愛情自由的人才懂得真正愛一個人，他愛起來是不會虛假的。我信誓旦旦地向她保證，我決不會拋棄一個共患難的伴侶，尤其是因為，她如此愛我，我已成為她的全部生活和惟一寄托，就更不可能做出絕情的事情了。我無比真誠地寫了許多這類話，毫不懷疑自己一定會信守發自心底的誓言。可是，女人的直覺比書生的抒情更接近真理，敏子依然處在深深的不安之中。
在一次通信中，敏子明確告訴我，她之所以對我不放心，不是因為我的為人，對此她是信任的，而正是因為我對問題的通達看法。她比我更清楚地看到，一個把愛情視為人生主要價值和婚姻惟一理由的人，卻和自己不太愛的人結了婚，他一旦有了接觸更多異性的機會，必然會發生什麼事情。到時候，無論人品和良心，還是共患難的經歷，都將阻擋不了那件事情的發生。也許正因為如此，在相當時期裡，我們兩人都不同程度地生活在自欺之中，儘管方式不同。她常常對人興奮地談論我，說我如何好，如何愛她，我則不斷地向自己也向她陳述理由，證明她是值得我愛的。在她是感覺到了危機，便急於逃到自己編織的夢境中去，在我則是要抵禦愛情之夢的誘惑，便竭力美化既成的婚姻事實。我不願正視明顯的缺憾，彷彿必須到有一個人出現，使我積壓的愛慾如火山般爆發，才明白其實我從來沒有真正戀愛過。
這個人必然會出現，也果然出現了。1980年春天，我在一次郊遊中遇見了她。樹林裡一個人影，一動不動地坐在一塊石頭上，一隻手托著腮幫，如一座雕像。她對同伴悄聲說：「瞧，羅丹的思想者。」一個男子帶著一個小男孩在野草叢裡追撲蝴蝶，她脆亮的聲音喊叫起來：「你們看那個人多可愛呀！」然後立即跑過去，加入了追撲蝴蝶的行列。可是，當某名刊總編輯駕到時，人們紛紛起立握手，惟有她坐著不動，總編輯特意走到她面前，她也只是微笑著伸出手讓握了一下，毫無起立之意。我把這些細節看在眼裡，怦然心動。我從未見過這樣的女孩，如此天真爛漫，又如此脫俗。
後來我就經常見到雨兒了，並於一年後開始戀愛。旁觀者說，沒見過三十多歲的人愛得這樣瘋狂的。這有什麼奇怪呢，既然這是我第一次真正嘗到了戀愛的滋味。洪水滔天，我除了接受滅頂之災——或滅頂之極樂——外，別無選擇。雨兒也真是可愛，那一年她二十四歲，整個人放射著青春的光彩，臉蛋透出天然的嬌媚，性格非常好，自然而健康。一個女同學在她的畢業紀念冊裡題詞說：「你的優點令人絕倒，你的缺點可供玩賞。」她的確生動，你看她整天無所用心似的，說出的傻話每每令人捧腹，卻又會突然說出令人叫絕的精闢之言。
從1981年相愛到1988年結婚，我們走過了漫長而曲折的路。敏子太可憐，一旦失去了我，就什麼也沒有了，我們都清楚這一點，所以在開頭幾年不考慮結婚，只做情人。因為偶然的原因，我們的事被雙方單位知道了，好在那時我已畢業並留在哲學所，僅受了批評，而她卻付出了代價，畢業時分配工作甚不如意。由於前途的不確定，至少這是原因之一，她一度動搖，把我擱下半年之久，讓我嘗盡了戀愛中的酸甜苦辣，包括失戀的滋味。當我終於熬了過來時，她又一臉輕鬆地回到了我身邊，然而是義無返顧地回來了。我說：「你是一個玩水的孩子，把我的生命之海攪得沸沸揚揚。」她說什麼？她說這句話好，趕快記下來。毫無辦法，她是一隻小動物，她身上的一切，包括她的迷亂、荒唐、背叛，都是出於自然，所以我只好原諒她，在她最不馴順時仍然欣賞她。
從一開始，我就沒有向敏子隱瞞我與雨兒的戀情，事實上也瞞不住。每年探親假，我去資源，或她來北京，敏感的她不會覺察不了我的情緒異常。那件她一直在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她的反應是矛盾的。有時候，她表現得極其通情達理，甚至高尚，表示完全理解我，說我不應當壓抑我的藝術家天性，而和她在一起就必然受壓抑，勸我快些離婚。有時候，她又激烈地責備，憤怒地控訴，發誓就和我這麼過下去了。我知道，這兩者都是真實的，所謂理智和情感的衝突，而比這兩者更真實的是她對我的依戀，她的痛苦和絕望，往往通過目光和眼淚表現了出來。然而，我們都明白，覆水難收，分離只是遲早的事。這是無情的一步，但我不能無情到把她扔在山溝裡，只要她走不出資源，我就不離婚。她於1987年調到北京，安定下來後，我們辦了協議離婚手續。那一天，她顯得平靜而自尊，她在分手時刻的表現贏得了我的永遠的尊敬。
何嘗想到，我和雨兒也未能走到底，最後也分手了。但是，我不想以成敗論愛情。衡量一個愛情是否成功，長度不是惟一標準，更應該看它的質量，是否對雙方的人生發生了長遠的積極影響。我是我的生命財富的守財奴，任何一筆收入一旦記到我的帳本上，我就決不會把它劃掉。我相信，事實也是如此，無論對我還是雨兒來說，我們的相愛都是人生中一段非常美好的時光。雨兒曾問我：「我是通過你認識我自己的。你不也是嗎？」我回答說：「是的，不但認識自己，而且提高自己。」我確實感到，我們能夠互相激勵，我們的關係是富於生產性的。剛開始戀愛時，她這樣誇我：「你是很完善的，人格、智力、情感都高人一籌。」若干年後，她向人這樣談論我：「他外表隨和，內心單純、敏感、細膩，但柔而不弱，有內在的力度。」就算這些話是在被愛情蒙住眼睛的時候說出的，對於我這個一向不自信的人也是極大的鼓舞。對於我的寫作，她總是懷著熱烈的期待，於是催生了我的第一個多產時期。她喜歡芒克等人的詩，我不服氣，也憋足勁兒寫，竭力寫得讓她喜歡，結果也許仍不如芒克，卻比我自己以前寫的好許多，發生了一個飛躍。我於1991年出版的詩集《憂傷的情慾》，其中大部分詩就是那時候寫的。在某種意義上，這一段愛情對我的人生的影響僅次於郭世英。我走進大學，一心想做學問，郭出現了，告訴我說：首先是生活，然後才是學問。我重返北京，覺得我的生活已經過去，剩下只有學問了，雨兒出現了，告訴我說：你的生活並未過去，其實剛剛開始。通過這場戀愛，我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並且比以往更堅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