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碩士生的專業方向是蘇聯當代哲學。之所以報這個專業，只因為以前公共外語學的是俄語，基礎較好，比較有把握。對於我來說，重要的是考到北京去，我相信專業本身是限制不了我的。然而，真考上了，我在蘇聯哲學方面總不能一點事不做。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翻老帳。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蘇聯有一個德波林，是哲學界的頭面人物。三十年代初，斯大林親自發動對他的批判，定性為「孟什維克式的唯心主義」，把他打下去了。在這場批判運動中，最兇猛的打手米丁取代了他在哲學界的領導地位，從此成為斯大林的頭號御用哲學家。毛澤東在《矛盾論》中也批判了德波林的觀點，因此，在中國理論界，德波林也一直被看作一個反面人物。我研究了德波林的主要著作，發現他精通黑格爾哲學，並且相當認真地做著唯物地改造黑格爾辯證法的工作。相反，讀了批判他的那些資料，我發現完全是一派胡言，其中沒有一絲一毫的理論探討，只有殺氣騰騰的意識形態審判。德波林本人完全不是我感興趣的那種哲學家，他是一個書獃子，缺乏個性和創造性。引起我關注的是，這場批判開了惡劣的先例，用領導人定調子和中央做決議的方式解決學術問題，用大批判取代學術討論，徹底取消了學術的獨立地位。於是，我決定為德波林翻案，寫了《正確評價德波林》一文。在文章中，除了為德波林的一些受批判的理論觀點辯護外，我主要強調了這場批判的惡劣影響，尤其是對我國的影響，其中包括：在理論與實踐的關係問題上，實用主義流行，把哲學簡單化、庸俗化；在哲學與政治的關係問題上，片面強調哲學為政治服務，實際上取消了哲學；在哲學史方面，片面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革命變革意義，抹殺了人類兩千年哲學探索的價值。1979年9月，研究生院舉辦第一次學術交流會，我在會上介紹了上述觀點，引起不小的震動。我的文章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的內刊《未定稿》1980年第5期上，接著收在一本《斯大林哲學思想討論文集》中。這是我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事實上也是我的文字第一次印成鉛字，心裡是很高興的。
從第二學年起，我把注意力轉向瞭解蘇聯當代哲學的動態，瀏覽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機關刊物《哲學問題》，閱讀一些新出版的書籍。因為仍然太濃的意識形態色彩，也因為蘇聯人的充滿廢話的冗長文風，我一點兒不喜歡這些東西。但是，在閱讀資料的過程中，我注意到，在當時的蘇聯哲學界，研究人、人性、人道主義問題是一個熱門，而這又是世界範圍內哲學關心人的問題的大趨勢的折射。與我們相比，蘇聯哲學家們對世界性哲學問題的反應畢竟敏銳得多，探討也深入得多。我一向對人的問題感興趣，並深感國內這方面研究仍阻力重重，因此，便陸續寫了一些綜合介紹蘇聯人研究情況的文章，也翻譯了一些相關資料，在刊物上發表，算是向國人提供借鑒。我還花了很多時間參與編寫賈老師主持的《蘇聯當代哲學》一書，承擔了其中相當一部分章節的寫作和最後的統稿工作。此外，我還參與了蘇聯哲學書籍的大量翻譯工作，直到畢業後兩三年仍是如此。我譯得很快，一天至少完成五千字，有時能譯近萬字。但是，總的來說，我對這類工作是越來越厭煩了，覺得是浪費時間。我在某一天的日記裡寫道：「終於把蘇聯哲學的暫缺部分寫完了，感到一身輕鬆。拿走吧，把這堆廢紙統統拿走吧，拿去出版還是拿去餵老鼠，我才不管呢。」這反映了我當時的心情，我的確感到所做的這些事情沒有多大價值，因而產生了越來越強烈的牴觸情緒。
第三學年的任務是寫碩士論文，我決定不受專業方向的限制，基本上撇開蘇聯哲學，直接研究人性問題。賈老師十分開明，對此欣然同意，並且在我的寫作過程中給予了熱情的鼓勵和讚賞。這在他是自然而然的，可是我知道，倘若我落在某些獨斷自負的導師手下，便絕無此種可能。因此，我一面慶幸自己運氣好，一面也真心感激賈老師。我在上大學時就對人性問題有濃厚的興趣，趁寫碩士論文的機會做一番系統探討，可以說是了卻一個宿願。論文的題目是《人性的哲學探討》，計劃寫六章，即：一，哲學和人性觀；二，人性觀的基本類型；三，人的活動和人性；四，人的生物性和社會性；五，人的理性和非理性；六，人性理論的若干方法論問題。最後完成了前四章和第六章的一部分，約十八萬字。在那一年及稍後的時間裡，結合碩士論文的研究，我還寫作和發表了一些談馬克思人性理論的文章，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和價值觀》、《只有一個馬克思》、《歷史進步的雙重尺度》、《馬克思的自由觀》等。其中的《只有一個馬克思》一文，主要論證馬克思在後期與在青年時期一樣是一個人道主義者，我曾在1981年4月於洛陽舉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年會上宣讀過。我發言後，正統派發起猛烈批評，但我無心作戰，當時在華中工學院任教的黃克劍替我奮起反擊。他是主張馬克思主義人學的一員幹將，在辯論中大顯身手，對馬克思的原著極為熟悉，隨口大段引證，又有出色的口才，其鋒芒勢如破竹，我就更樂於懷著欣賞的心情做一個觀戰者了。
我的碩士論文及相關文章無疑帶著那個時代的顯著痕跡，表現在比較單一地以馬克思為思想資源，並且不得不大量引證原著來為我的觀點辯護。如果現在做這項研究，我肯定會更加公正和全面地利用整個西方哲學史上的思想資源。但是，我至今認為，馬克思不愧是一個屬於西方優秀精神傳統的偉大思想家，他的理論包括人性理論依然是一個寶庫。毫無疑問，當我依據他的理論闡述我的觀點時，我是有所側重和發揮的。現在回過頭去看，我仍贊成我當時所闡述的一些觀點，我後來的思想與它們是一脈相傳的。在中國當時的理論界，只要談到人性問題，就必定會搬出馬克思關於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的著名論斷。然而，人們對這句話的理解極為表面和狹隘，基本思路是據此把人性歸結為社會性，又把社會性歸結為階級性。針對此，我著重闡述了以下觀點——
第一，人性有豐富的內涵，它是在人的活動中形成的人所特有且共有的生物屬性、心智屬性和社會屬性的綜合體。由於人的自然本性的人性化，人的生物屬性也應包括在人性之內。我把心智屬性區分為理性與非理性，強調非理性即個體的情緒和情感體驗也是人性的重要組成部分。人的豐富的屬性，屬性的歷史發展，發展中的整體聯繫，由此構成了完整的人性。在人的發展的各個階段上，人的自然本性人性化的程度，人的社會本質深刻化的程度，人的心智生活豐富化的程度，三者是互相制約而一致的。個人同樣如此，一個人某一方面需要的滿足程度和能力的發展程度，受制於並且體現了他的整個個性的發展程度。個性是人性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所表達的是具體個人佔有豐富人性的程度及其方式的獨特性。
第二，在人的社會本質問題上，存在著最牢固也最荒唐的偏見。人們眾口一辭地宣稱，在階級社會裡，階級性是惟一具體的人性，除去階級性就只剩下了抽像的人性，甚至只剩下了動物性。當真有人質問：如果抽掉了性愛、母愛的階級屬性，人與動物在這些事情上還有什麼本質區別？這等於是說，在做愛或哺乳時，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便是懷著階級感情做這些事的。如此可笑的論點，在當時卻是出自理論權威的筆下，佔據著主流地位。問題出在這些人把「社會關係的總和」歸結為生產關係了，進而歸結為階級關係了，於是也就把人的社會性歸結為階級性了。真實的社會關係卻有著豐富的內容，我從兩方面進行分析。從橫向看，同時代的社會關係不但有階級，而且有民族、國家、職業、家庭等等，它們都有階級所不能取代的特殊內涵，在人身上造成相應的社會規定性。此外，還有小環境水平上的個人交往，例如自己所敬佩的師長、知心的朋友或愛侶等，這種交往對於一個人的成長往往會發生重要的、有時甚至是關鍵性的影響。從縱向看，還存在著歷史繼承的社會關係，即個人同歷史上流傳下來的文化的接觸和對它們的接受。在分析知識分子的社會屬性時，尤應考慮這一點。把人的社會本質簡單化的另一表現是，在論及社會關係和人的社會本質的發展過程時，只注意社會制度和階級類型的更替，忽視了社會關係的發達化和人的社會本質的深刻化這一更重要的方面。人們彷彿故意忘記馬克思一再強調的資本主義在這方面所造成的巨大歷史進步，即鄉界、省界、國界被打破，個人越來越成為世界公民，或者用馬克思自己的話來說，「狹隘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真正普遍的個人所代替」。
第三，人性是在人的活動中形成和發展的。人的活動區別於動物的生命活動的本質特徵是自由，即以活動本身也就是能力的運用和發展本身為目的和最高享受。在此意義上，可是把自由活動規定為人的真正本質，它是人的價值和使命之所在，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目標。最大限度地保證一切個人自由發展其能力的社會，才是合乎人的本性的社會。然而，在迄今為止的歷史中，對於人類大多數成員來說，活動始終被貶低為維持人的肉體存在的單純手段了，這就是異化。其原因主要是生產力低下，物質生產不可避免地佔用了人類絕大部分時間。但是，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已足以使這種情況不再必要，惟一的障礙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因此，他得出了所有制革命的結論。按照他的設想，在生產力高度發展而又消滅了私有制的共產主義，人的自由發展就能取代物質生產成為歷史的主要內容了。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在以自由為最高價值這一點上，馬克思完全是忠實於西方精神傳統的，他與自由主義思想家的分歧更多在於實現這一價值理想的途徑。
我的碩士論文沒有出版，只發表了其中的若干章節。後來，有的海外刊物在回顧八十年代初國內學界關於人的問題的爭論時，把我列為一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不過，我本人對當時那種引經據典的論戰方式和尋章摘句的寫作風格很不滿意。引證馬克思是為了打開一個禁區，可是，世上本無禁區，庸人自設之。按我的性情，我是寧願去嘗神設的禁果而不是去闖人設的禁區的。我始終意識到，當我寫這些東西的時候，我還不是我自己。我辛勤地寫著，可是很少是我自己在說話。我不願做一架學術機器，哪怕是一架高效率的機器，消耗大量的知識原料，製造出一批批學術產品。不，我還必須有靈魂，我要做一個有靈魂的活生生的人。假如我真的需要一種體系，也僅僅是為了更加完整地表達我的人生感受。是的，仍然是人生，它是我唯一擁有的東西，我必須時時感受它，這樣才覺得自己是一個活人。我尚未找到適合於我的表達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