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愛情一直懷著浪漫的憧憬。在我的想像中，我的愛情應該是充滿詩意而又與眾不同的。離開學校後，看到周圍的大學畢業生們都急於娶妻生子，我心裡十分鄙視。我對自己說，我可不願像他們那樣把自己變成一頭牛，去拖家庭的破車。我一定要為自己保留一份珍貴的權利，等待茫茫人海中那個唯一者出現。然而，在資源呆了不到一年，第一次走出深山，在桂林的街頭徜徉，我的決心就動搖了。十月的桂林，空氣中飄散著甜甜的桂香，姑娘們仰起臉來，望著俏小的桂花，甜甜地笑了。此情此景，突然使我感到異常惆悵，我發現自己多麼孤獨，多麼渴望女性的芬芳降臨我的生活。兩個月後，我就寄出了一封後果重大的信。
上大學時，一個聰明的同學曾經嘲笑我夢想純潔的愛情，對我說：什麼是愛情？這與公狗和母狗之間發生的是一回事。我喜歡這個同學，但反感他說的這句話。現在我不會否認，他所說的驅使公狗尋找母狗的動機在我身上也起了作用。在那個年代，未婚性關係被視為嚴重錯誤，必定招致處分和羞辱，一個年輕人倘若不想毀掉自己的前途，結婚是解決性的需要的唯一途徑。不過，我更忍受不了的是寂寞。當我看清自己將長期乃至一輩子生活在這個深山小縣，並且確信不可能在這樣的地方找到知心伴侶之後，我就認為繼續保留那一份珍貴的權利已經沒有意義，於是決定不再等待。可供選擇的對象極為有限，卻是現成的。
兩年前離開北京的那個夜晚，在北京車站，三個女中學生來為我的兩個同學送行。不久後，她們自願去了西藏，想在那裡插隊，因為政策不允許，被安排到了一個地質隊工作。在洞庭湖農場期間，那兩個同學一直與她們通信，她們在信中向我問好。我被她們奔赴西藏的勇氣所感動，寫了一首詩，讓那兩個同學寄去。三女生中的一人直接給我來信了，我們之間開始了通信。在通信中，她的感情時有明顯的表露。匆匆見過一面，我已經不能清晰地回憶起她的面貌了，只記得是高個兒，人還算漂亮。她的信給我的感覺是，革命熱情很高，思想簡單。她顯然不是一個能夠撥動我的心弦的人。但是，現在，我決定試探一下發展關係的可能性。我對她愛我是有把握的，所以實際上是要試探一下我能否愛她。1970年底，我給她發了一封信，向她開了綠燈。在當天的日記中，我寫道：「她不一定理解我，但她願意理解我，這就夠了。」答覆是預料中的，她回信告訴我，在見我的第一面就對我有「莫名其妙的好感」。她還說，她覺得自己遠不如我，常想我，又常克制自己，簡直不知該怎麼辦。我被她的熱忱打動了，覺得沒有理由不朝前走，便約定春節在北京見面。
春節期間，我和敏子在北京見了面，然後又跟隨她去山西她的父母家，共相處了十來天。我的印象是矛盾的。她性格外向，開朗健談，但缺乏含蓄。我們在一起時，總是她不停地說話，而我的沉默少言也使她很不習慣。我企望一種心領神會的境界，一種直覺的溝通，這是我和她在一起時感覺不到的。當她神采飛揚地說話時，她的臉顯得生動而漂亮，可是，在另一些時候，尤其當她生氣時，就顯得憔悴而不美了。雖然她比我小兩歲，但長相明顯比我老，引不起我的溫柔之情。最使我反感的是，她常以多少有些贊成的口吻轉述她的家庭和親戚對我的指責，諸如不懂禮節、空手來訪、嘴不甜、沒有眼力見之類。眼力見是北京方言，這個詞我還是頭一回聽到，大約指一種在別人家裡敏捷地幫助做家務的能力。我從來是一個書生，壓根兒沒想到世上還有這類指責，人還必須具備這類品質。在她家住的那幾天裡，我只感到自己走錯了地方。
在這次見面之後，整整兩年我們沒有再見面，僅靠通信維持著聯繫。在兩年中，我對這件婚事始終處在動搖和反覆之中。每次我一動搖，敏子都反應激烈，在信中表達了氣憤和悲傷的情緒。在我眼中，她的這類信寫得特別好，語句或尖刻或哀怨，但都有光彩，於是覺得她可愛，重新堅定起來。然後，當她滿懷信心之時，我又想起她的種種缺點，再次潑冷水，開始了新一輪循環。敏子比我清醒也比我果斷，她覺察到我不夠愛她，在見面後最初的通信中就奉勸我：「現在剎車比以後剎車好。」並且宣佈：「讓我勉強去愛一個人，是我的痛苦。讓一個人勉強來愛我，是我的恥辱。我不希望痛苦，也不希望恥辱！」相反，在整個過程中，我卻充分暴露了我的性格弱點，極其優柔寡斷，沉湎在對自己感情的無休止的自我分析之中。兩年過去了，她學徒期滿，有較長的假期，我們終於商定春節她來資源結婚。可是，在結婚前夕，我的弱點竟然來了一個大爆發。
1972年12月底，我正在中峰公社下鄉，地區文工團來這裡體驗生活了。有一天，團裡幾個人在公社客房裡閒聊，我也加入其中。有一個女演員正在刻鋼板，她身材小巧，梳兩根短辮，紮著紅頭繩，穿一件樸素的花布罩衫，一對大眼睛溫柔而有表情。我發現她常常停下手中的工作，若有所思地望著我。一會兒，她完全放下了工作，心不在焉地聽大家聊天，突然向我借鋼筆，在一張報紙上塗寫，然後又突然還給我。接著，我們結群去禮堂看公社業餘會演，她說她要趕任務，不去了。可是，在禮堂裡坐下不久，我發現她坐在台上一側的椅子上，正凝望著我。
若干天後，貝珍走進我住的客房來取火種，對我說：「我可能先回桂林，明天走。」門外有人聲，她匆匆走了。一會兒，我出屋子，正要進公社辦公室，見她迎面走來，走過我身邊，飛快地遞給我一張紙條，頭不回地徑直走了。我的心砰砰亂跳，走到街上無人處看紙條，上面寫的是：「在即將離別之前，才感覺到這裡山好水好人更好，尤其是你，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午，在一間大客房裡，文工團的人在烤火，她在油印。我靠在角落裡一張床上，注視著她，心裡七上八下，她也不時朝我窺看。我做出兩個決定，第一立即給敏子發電報，讓她暫時不來資源，第二把我和敏子的事情告訴貝珍。晚上，我和貝珍在鄉村公路上散步。聽說我已經有了未婚妻，她一怔，顯然感到意外。她告訴我，雖然她不乏追求者，可是她對別人從來沒有產生過這種感情。
次日，我回縣裡開會，四五天裡，我們通了好幾封信。在當時的我看來，毀棄婚約是極嚴重的事，基本否決了，但又十分捨不得她。她也勸我維持婚約，同時又對我一往情深。1972年的最後一天，我借口要買香菇，跑到中峰，當然真正的目的是想見她一面。回縣前，她來找我，說已經請假，要去縣裡買東西。後來我知道，她的借口是去買天麻，文工團的人因此給我們兩人起了綽號，稱她為香菇，稱我為天麻。我們同車到達縣城，她下午去辦事，晚上來我的房間敘談，當夜住在縣文藝隊的宿舍裡。
按照常情判斷，兩個彼此愛戀的年輕人關門處於一室，一定會發生點什麼事。事實卻不然，那時候的我，說單純也好，說迂腐也好，對於一個我不能娶的姑娘，哪怕動一下親吻的念頭也會覺得罪惡的。然而，沒有想到的是，就在我們規矩地坐著說話的時候，中峰那裡已經炸開了鍋。正是陽曆除夕，文工團的人聚餐，有人問貝珍哪裡去了，響起了一片嘻笑：「縣革委會那個戴眼鏡的小伙子真厲害，把我們團的姑娘拐走了！」「多少人攻不下，他盯她看一會兒，一下子就帶走了……」在場的地區政工組一個副組長聞言勃然大怒，當即宣佈要把我放到最苦的公社去。當天夜裡，文工團不斷地往縣裡打電話找人，並調查貝珍睡在何處。第二天，從清晨起就派人在公路上守候，貝珍一到達，立即被隔離了起來。第三天，我去中峰，無法再見到她，只得到了別人轉交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表示不再與我見面。
用今天的眼光看，這樣粗暴地壓制戀愛自由無疑是對人權的侵犯，可是，在當時，兩個年輕人哪裡有力量對抗握有一切權力的組織。若干個月後，文工團一位老演員到資源出差，她是貝珍的老師，我從她那裡知道了較多的實情。那個政工組副組長掌管文工團，他寵愛一個男演員，而那個男演員看上了貝珍，他就一直在利用職權從中撮合。在他看來，我不啻是闖入了他的禁地，攪亂了他一心想包辦的婚事，難怪要惱羞成怒了。中峰風波後，他和那個男演員對貝珍進一步施加壓力，仍以失敗告終。貝珍的老師告訴我，貝珍始終為我辯護，說她是主動的。她對老師說：「一般男的往往頭腦簡單，感情僵硬，我長這麼大沒有遇見過這樣的男人。」貝珍的老師還談了她的一些近況，例如在陽朔拍電影《漓江春早》，別人搶鏡頭，她卻很淡漠，躲在樹陰下繡花。聽了這些，我心裡越發難過，覺得貝珍可貴，格外想念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