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3月，北大兩派的鬥爭趨於激化，武鬥有一觸即發之勢。我最擔心的是床底下的那一個紙箱，裡面是我從中學開始到那時的全部日記和文稿。如果武鬥爆發，這些東西落入對立派之手，從中肯定能找出編排罪名的材料，後果不堪設想。可是，哪裡有一個安全的地方，可以讓我藏匿這滿滿一紙箱文件呢？我的姐夫的父母家在北京，我曾詢問是否可以寄存，得到的是否定的回答。小早幫我把一部分文件寄放到了他的一個親戚家裡，但不久也被退了回來。這是可以理解的，當時北京的單位和街道都得到通知，不准收留北大學生和存放北大學生的東西。無奈之下，我狠了狠心，決定精簡我的文件，只保留其中的一小部分，而把大部分毀掉。一開始我用焚燒的辦法，但那樣太引人注意，後來就蹲在廁所裡，把文件撕成碎片，扔進馬桶衝到下水道去。這項工作花了我好幾天的時間。
中旬的一天，忽然傳來消息，新北大公社要來佔領我們的38樓了，井岡山的同學紛紛逃離。當時，在偌大的北大，只有兩棟相鄰的學生宿舍樓是井岡山的勢力範圍，即34樓和36樓。我隨手挑了幾本書，與未毀掉的少許文件捆在一起，放到34樓裡。返回我的寢室，想再揀些東西，卻突然感到心灰意懶，躺在床上聽樓道裡忙亂的響聲，覺得這一切離我無限遙遠。待響聲平靜下來後，我站起身，空著手走出了已經寂無一人的樓道。
我住進了34樓頂層的一個房間。在此之前，在對立派彈弓的襲擊下，這個房間的窗玻璃已經全部破碎。34樓原是女生宿舍，現在被井岡山佔領，房間裡也是一派逃難後的景象，散落著女生的小物件。我一個人住這個房間，睡在女生的被窩裡，床上有女生的內褲，感官大受刺激。窗外掛著一隻高音喇叭，成天播放著井岡山的戰鬥檄文和對聶元梓的謾罵，震耳欲聾。當時兩派的廣播都是這個德性。也許正因為太吵，沒有人願住這個房間，而我為了能夠獨處卻寧願忍受。利用獨處的機會，我著手整理帶過來的那些文件，主要是把自以為挑不出大毛病的詩抄到一個本子上，又從最近的日記中摘錄了與世英有關的幾頁日記。然後，我把那些文件都付之一炬。只有一個本子，我實在捨不得毀掉。大學一年級時，和世英在一起，我在日記中和紙片上記了許多東西。我記錄他的一言一行，我們之間的對話，我對他的觀察、欣賞和擔憂。這完全是因為，他已經成為我生活中的主要內容，既是最精彩的內容，也是最令人不安的內容。在他出事後的那個暑假，我在上海的家裡做了一件事，便是把所有這些內容按照時間順序加以整理，抄寫在一個厚厚的本子上，大約有二百頁之多。我決定留下這個本子，不到萬不得已時不毀掉。
然而，不多天後，世英死了。這使我感到，我生活中的郭世英這一頁真正翻過去了，世上已經沒有郭世英，我已經沒有郭世英，這個記載他的往事的本子似乎失去了意義。於是，懷著一種殉葬的悲憤之情，我點燃了這個本子。在我的一生中，我無數次地痛悔當年的這個舉動。這個無比生動的人，我有幸在他最精彩的一段時光中與他密切相處，不會有人如此詳細地記錄他那時的情形，我本是應該為世界保存好這一份證據的。記憶太不完整，也太不可靠，許多生動的細節已經與我的這個本子一起永遠消失了。我也痛悔我毀掉了我的全部日記，從十四歲到二十二歲，整個一個青春啊。在那以後，我便覺得自己彷彿成了一個沒有歷史的人，我的成長中最重要的歲月沒有留下任何文字，那個男孩的秘密的悲歡都不留痕跡地化為烏有了，我的存在也因此顯得虛幻了。
在世英死後沒幾天，北大的武鬥升級，成為真正的武鬥了。在此之前，兩派只是通過高音喇叭互相謾罵，或者架起彈弓互相發射石彈。那些彈弓的威力也了得，井岡山人自豪的是從空軍弄到了一批韌性極好的橡膠，做成的彈弓射程甚遠。但是，我們基本上還能在校園裡自由走動。4月下旬，兩派在36樓南邊的街上發生了第一次正面衝突，雙方的隊伍都用盔甲和長矛武裝起來，展開搏鬥。從此以後，井岡山佔據的兩棟樓就成了真正的圍城，我們龜縮在裡面，不能越過新北大設立的包圍圈。我們這邊為了防禦，在兩棟樓之間築起了掩護通道，還挖了地道，臨街的36樓外側的圍牆打開一個缺口，作為臨時的大門，上方掛了一塊寫著北大井岡山兵團幾個大字的橫匾。
我們上街都從這個缺口進出，不過仍須小心，因為外面的街面受到新北大的彈弓的火力封鎖。更有一層危險，便是他們用望遠鏡監視著這塊街面，發現有人從缺口走出，無論向西還是向東，都會經過他們所控制的某一個校門，他們就會衝出來抓人。我對打派仗的態度十分淡漠，幾近於中立，便自信他們會對我手下留情。因此，有一回，我確實要進城辦事，就大大方方地從缺口走出，朝東邊的公共汽車站走去。然而，在靠近車站時，果然有一個人騎自行車擋住了我的路，接著一夥人衝過來把我抓住了。他們脫下我的外衣，裹在我的臉上，然後把我帶到一個地方。我能感覺出這是一個房間，一些人在我旁邊說話，其中有幾個女生。開始審訊了，問我地道在哪裡之類，我嘲笑說，你們不能攻佔這兩座樓，知道地道在哪裡就沒有意義，你們能攻佔，到時候就自然知道了，何必要問。其實，我沒有下過地道，還真不知道具體的位置，完全是出於氣憤偏這樣說的。當然，招來的是一頓狠打，把我顛來倒去，拳打腳踢。挨打時，我聽見那幾個女生在清脆地笑，真令我對女性要刮目相看。審訊時間倒不長，我被帶到另一個地方，除下蒙在臉上的衣服，我發現眼前站著幾個我班的對立派同學，其中有李主慶。李是調干學生，比我年長得多，一向像兄長般對我友好。他說要和我聊聊，我回答說，我不想以俘虜的身份聊，要聊以後再聊。話音剛落，那兩個押我來的外系學生怒不可遏，舉手就要揍我，被李勸阻了。李依然對我友好，帶著沉默的我穿過校園，把我送出了校門。剛回到樓裡，我班一個在井岡山總部任職的同學立刻跑來慰問我了。原來，總部對新北大的電話實施監聽，聽到了抓我的那夥人與我班新北大人之間的通話，已經瞭解全部經過。他免不了要對我的英勇表現誇獎一番，並且告訴我，因為我班那些人的求情，我才免遭更多的折磨。
其實，我的勇敢完全不是因為忠於井岡山，而只是在受侮辱時的自然反應。當時，守在困樓裡的人大多是鐵桿分子，也有的是覺得好玩，積極參與拼長矛和打彈弓的戰鬥，而我連彈弓的膠帶也沒有摸過，更不用說拼長矛了。人們困在樓裡，除了武鬥便無事可做，天天聚在一起打撲克或聊天，我對這種環境也已經十分厭煩。因此，在被抓以後，有一位同學建議我住到地質學院去，我就樂意地接受了。當時北京高校的學生組織分成天派和地派兩大派，北大井岡山屬於地派，而地質東方紅是地派的大本營，因此很樂於收留地派的難民。我住在那裡的一間學生寢室裡，和那些心地單純的工科學生相處得十分融洽。
在蝸居困樓和避難地質學院期間，我真正不能忘懷的只是一件事，就是郭世英之死。為了發散心中的哀痛，我別無途徑，仍然只能寫詩。在那些日子裡，我寫了三十五首詩，結集為《哀歌》，保存下來了。我寫我穿過熙熙攘攘的人群，尋找一個聲音，我請它不要躲避我，因為已死的活人並不害怕復活的鬼魂。我還寫我愛詩，對詩句卻毫無興趣，唯有詩人表達不了痛苦的滋味，我最是熟悉。這些都是當時的真實感覺。世英死後的兩個月裡，我很少去郭家了，以前去都是和世英玩，他不在了，我又是那樣拘謹的性格，再去未免尷尬。但是，我心中真是惦念那一家人，便在6月的一天給郭平英寫了一封信，開始了我們之間的通信。在當時的情境中，我們只能用一些革命的豪言壯語來振作自己，而真正的悲痛又是任何語言無法表達的。平英對此比較清醒，不願意再說空話，便在一封信裡提出要求，讓我寫一寫世英在北大時的事情，那是她很不清楚的。於是，我趴在地質學院避難所的床鋪上一氣寫了四天，小32開的紙寫了四十二頁，寄給了她。二十年後，我考研究生回到北京，平英把這一封長信交還給了我。多虧她的提議，我在印象還相當鮮明時寫了這些回憶，還多虧她完好地保存了這些紙片。1976年，我在廣西時也憑借記憶寫了北大期間郭世英的往事，題作《大學第一課》。現在我把這兩份文件進行核對，發現出入倒不大，可見那一段經歷給我留下的印象之深。當然，還是有些出入的，事過十三年的記憶畢竟要比事過五年的磨損得多些。現在和以後我寫郭世英時，手頭有了這些文字的依據，不必憑空在事過四十餘年的記憶中費力搜索，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