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學生分派的情形相當複雜，受各種勢力和因素的影響，越到後來就越是如此。就早期而言，一個重要因素是與現行教育體制的關係。大致說來，保守派的中堅是這一體制中的既得利益者，造反派的頭目和骨幹則往往是一些被稱作痞子的學生，用現在的話說是另類，他們有較多的獨立思考精神，對於舊教育體制相當牴觸，往往被黨團組織排除在外，處在比較受壓抑的地位。因此，他們的造反包含了某種反傳統的成分，清華可以算作這種情形的一個典型。北大的情形就很不同，一個明顯的事實是，這裡的造反派頭目根本就不是學生，而是一個專職黨政幹部。聶元梓的反陸平實質上是黨內爭權奪利的鬥爭，由於某種特殊的需要，她才僥倖獲勝。她其實完全是傳統中的人，上台後也仍以傳統的方式領導北大的運動。這種格局使得北大學生中的反傳統力量不但沒有分化出來，而且仍受著壓抑。有人把這種情況稱作北大運動的先天不足。新北大公社雖然是北京高校五大造反派組織之一，但是，它完全不像清華井岡山那樣是在反抗中形成和逐步壯大的，相反，它是聶元梓在坐穩江山之後自上而下組織起來的，囊括了全校多數師生。毫不奇怪，這樣一個組織不可能有多少銳氣。事實上，當時的社會輿論幾乎是把新北大公社視為保守派的大本營的，以至於人們在打派仗時，倘若想證明對方是保守派，舉出的最有力理由便是對方得到了新北大公社的支持。
我是新北大公社的成員，但我對聶元梓領導下的北大運動一直很不滿意。在校系文革委員會的控制下，北大基本上是一潭死水。如果說有浪花，也是因為不時有一些倒霉的學生被扔下水而濺起的，更使人感到壓抑。校園裡風行揪斗學生中的「反革命」，這裡那裡的宿舍牆上會突然貼出大字報，抄錄著某個學生的「反動日記」，有時還可以看到一夥人架著那個學生在大字報前進行批鬥。我讀後發現，所謂反動無非是小資情調罷了，最嚴重也僅是流露了對文革的困惑不解，這不能不使我感到自危。還有一些學生因為反對聶元梓而遭到批鬥。在這種高壓下，時有學生自殺。最使我痛心的是沈達力之死，她就是我剛考上北大時在滬京列車上的那位漂亮旅伴，在未名湖畔服毒自盡。我聽說，事情發生後，對立一派的女生在宿舍走廊裡幸災樂禍地尖叫：「307的夥計們，那個賤貨斷氣啦！」我在中文系宿舍外的牆上看見她們貼出的告示，用大號字體宣佈：「要把這堆臭肉裡的反動靈魂揪出來斗倒斗臭！」當時我心中充滿厭惡，深信迫害她的人一定容貌醜陋，她是被嫉妒殺死的。那天夜晚，我獨自在未名湖邊徘徊，憑弔這個美麗的冤魂。湖面上倒映著淡黃色的燈光，老柳樹披頭散髮地站在湖旁，在風中搖晃，彷彿也在呼叫著她心中的冤屈。
事實上，新北大公社成立伊始，就有一個與之對立而堅決反聶的組織，即井岡山兵團。這個組織人數很少，其骨幹分子在哲學系，我不喜歡他們中的若干人，所以從未考慮加入。他們一直在起勁地聲討聶元梓的反動路線，我雖然也對聶不滿，但覺得他們調門太高。然而，大約在1967年6月，聶元梓召開了全校師生大會，對井岡山的骨幹進行有組織的批鬥，此舉使我作出了一個判斷。我斷定，由於她開始鎮壓群眾，從這個時刻起，她的確是在執行反動路線了。其實，對於任何人事爭鬥，包括當時運動中的派別鬥爭，我之採取某種立場，往往不是基於清楚的理論分析，而是出於一種本能式的正義感。
與此同時，新北大公社本身也在發生著分化。化學系有一個戰鬥隊，為首者是後來搞人才學的雷楨孝，雖然屬於新北大公社，但思想很活躍，一直在從內部批判聶元梓。這個戰鬥隊貼出的大字報總是很吸引人，我也十分欣賞。由於這個戰鬥隊的名稱是以零開頭的，其擁護者便逐漸形成為所謂零派。到1967年7月，零派人數激增，一次舉行遊行，隊伍浩浩蕩蕩，有人開玩笑說：「老聶現在一定在傷腦筋，要派多少輛大卡車才能把這一小撮抓光。」零派興起後，北大的面貌為之一變，學生中被壓抑的才智迸發出來了，在大字報和辯論會上各顯其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生機。大字報重又琳琅滿目，大抵是批聶的，極盡諷刺之能事。聶被比作慈禧太后，老佛爺的綽號不脛而走。淘氣的學生大寫打油詩，有一首影射她與某政要的風流韻事云：「夏菊凋零秋菊開，為比風流眼半斜。」口才好的學生也有了出風頭的舞台，後來當上聯合之後井岡山兵團司令的牛輝林就是在辯論會上嶄露頭角的。我對零派的欣賞幾乎是審美性質的，我覺得這一派開心，好玩，有生命力。哲學系女生很少，漂亮女生更少，很可惜，我眼中唯一的一位站在了對立面。我為她寫了一首題為《保守派的姑娘》的詩：「姑娘，你幹嗎叫得這樣響，還要扯起尖嗓子罵娘？你的臉挺美，你的頭腦可真糊塗，那裡面裝滿了保守思想。一會兒你低下頭讀書，好像挺認真的模樣。說真的，我有一個感覺，我總覺得你是在讀《修養》。」附帶說一說，儘管劉少奇在文革中的經歷極令人同情，但我從來不喜歡他寫的這本《修養》。
零派從新北大公社中分裂出來已成必然之勢，無人能夠阻擋。1967年底，零派與小井岡山合併為大井岡山，宣告分裂完成。聯合後的井岡山兵團有五千人之眾，著名物理學家、北大副校長周培元被選為第一任總勤務員即總頭目。這位老人富有正義感，始終旗幟鮮明地支持受聶壓制的學生，但當選不久即在周恩來的勸告下辭職，由牛輝林接任。我在北大文革中從一派轉到另一派的經過便是如此，支配我的不是思想，也不是利益，而只是直覺。也許正因為此，無論在哪一派中，我都不是風雲人物，而只是一個普通群眾。我安於這樣的角色，一生中不曾有過成為政治人物的想法，因為我有自知之明，在這方面既無動力，也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