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運動初期，哲學系的情形比較特殊。全校和各系的當權派都相繼垮台了，陣勢大亂但顯得比較有生氣，唯獨在哲學系，由於黨總支書記聶元梓是響噹噹的左派，原來的當權派仍基本控制著局面，反倒顯得沉悶。系裡要求全體學生以班組為單位，坐下來學習文件，提高認識。由於我們的年級主任陳老師恰巧是北大社教中的右派，這給了若干曾借小凳子事件向他和班幹部發難的人以機會，他們便以一貫正確的左派自居。我們被關在宿舍裡，人人必須對年級裡的所謂兩條路線鬥爭表態。原來的班幹部，尤其是那位班長，被迫一次次做沉痛的檢查。聽著人們沒完沒了地嘮叨雞毛蒜皮的陳年瑣事，一方恬不知恥地誇為光榮歷史，另一方痛心疾首地給自己上綱上線，我感到荒謬和憤懣，只能以沉默抗議。透過窗戶可以看見校園一角，外面的世界生氣勃勃，越發襯托出寢室裡的死氣沉沉。左派們頻頻使用當時社論中的用語，命令每個人「觸及靈魂」，我在筆記本上恨恨地寫道：「你們的靈魂當然不必觸及，也無法觸及，因為你們根本沒有靈魂。」紅衛兵運動興起後，這些人又率先給自己套上紅袖章，神氣活現，所做的事卻仍是關起門來糾纏班級破事。我忍無可忍，寫了一首題為《攪亂哲學系》的梯形詩，抄成大字報貼出來，諷刺哲學系的紅衛兵不過是戴著紅袖章的小老頭，呼籲打破班級界限，到社會的大風大浪中去。貼出不一會兒，上面就寫滿了批語，指責我形左實右、仇恨紅衛兵等等，宣佈要和我辯論到底。我再貼出一首詩，滿意地讚許：「瞧這群激動的小老頭，現在總算有了一點兒生氣。」
八一八接見紅衛兵之後，社會上沸騰了起來。作為一個對政治內幕一無所知的學生，我的革命熱情也被煽動了起來。所謂革命熱情，其實並無具體的目標，只是一種想要投身到沸騰中去的渴望。我心目中的榜樣是馬雅可夫斯基，我想像自己像他那樣寫出許多革命詩篇，抄成大字報，然後被轉抄到紅衛兵的筆記本上，傳遍全國。然而，在現實中，我自己連紅衛兵也不是，班上的紅衛兵組織被那一夥自封的左派把持著，因而備感壓抑。八一八後不久，北京學生開始到全國串聯，我和幾個比較親近的同學商議結伴出行，某一個左派立即在我們寢室門外貼出告示，宣稱倘若狗崽子膽敢外出串聯，他們一定要把我們從火車站揪回，決不留情。在紅衛兵極端分子的語彙中，狗崽子是指出身不好的人，其實我們都不夠格。他們所罵的，一是圖道，他的父親是西藏貴族，但同時也是在文革中受保護的國家級領導幹部，另一是班長，他的家庭出身不過是小業主罷了。有趣的是，許多年後，這兩人是全年級官運最旺的，分別為副部級和正部級，遠非那些孜孜於爭奪班級權力的人所能企及。
我們是直到十一月份才走出北京的，那時候大串聯在全國已成燎原之勢，班上那些左派也早走得不見人影。我們一行六七人，包括班長、圖道和圖道的弟弟晉美，還有一個正在北京串聯的名叫許鳳的上海中學生，是一個容貌清秀、性格爽快的姑娘，也加入了我們的隊伍。我很喜歡圖道，他在印度和西藏度過童年，從小受佛教熏陶，心地慈悲善良，接人待物有一種優美的平和風度。由於他始終以一種正直的立場和健全的常識看待班級裡的糾紛，因此深遭左派們嫉恨。他對我十分友好，有時我因年少無知而口出狂言，他也總是予以寬諒。和他在一起，我感到無比踏實。大串聯期間，乘車不要錢，見車就可以上，但每一趟列車都塞得滿滿的，超員何止一兩倍，悶罐子貨車也常常用來載人。每到一地，當地有接待站安排食宿，一般是在機關、學校騰出的空屋裡打地鋪。當時畢竟年輕，倒也不覺得苦。我們選擇的是西行路線，第一站西安，折道去延安一趟，然後到成都。一開始，我們懷著關心國家大事的熱情，把主要精力用於到大學看大字報，但很快發現情形大同小異，而我們實際上做不了什麼事。
到達成都後，中央宣佈停止大串聯，要求學生立即回自己的學校。我和晉美決定上峨眉山一趟，然後再回北京。圖道不想去，在成都等我們。許鳳特別想跟我們去，我也很願意帶這樣一個漂亮的旅伴，但晉美堅決反對，認為一個上海姑娘肯定會是一個累贅。出發那天，天濛濛亮，趁許鳳還沒有醒，我們就悄悄動身了。晉美健步如飛，我緊緊跟隨，整個行程只用了三天。第一天，乘汽車到山腳下，登上半山腰的洗象池。第二天，登上金頂，那天陽光明媚，腳下四周是無邊無際的金色雲海，雲海裡閃出一枚指環形的彩虹，人稱佛光，據說是峨眉山極著名又極難得一見的景致，卻被我們不期而遇。第三天，飛跑著下山，穿越積雪的原始森林，鞋子被雪水浸透了，衣服被汗水浸透了，當天回到成都。這是我第一次攀登大山，為了跟上晉美的節奏，一路連滾帶爬，而他好像仍嫌我嬌氣，下了一句「畢竟是一個上海人」的斷語。我對他這個旅伴卻很滿意，他像圖道一樣寡言，但更有一種深思的潛質。留宿金頂的那個夜晚，他勤勉地閱讀散落在僧房裡的文獻，並向臨時充當招待的僧人請教。我們在串聯中結下的友誼延續了多年，我分配到廣西，他去內蒙插隊，我們一直通信。我知道他在農村表現積極，做了許多好事，例如用自己的錢為生產隊買豬種。有一回，他寫信說，他有一個秘密，暫時還不能宣佈。我立刻猜想他有了心上人，事實卻是他即將被批准入黨，但這件事最後告吹了。後來我們斷了聯繫，直到有一天，我在《參考消息》上驚詫地讀到，他在美國，成了達賴的發言人。
從峨眉山下來後，我們便打道回府，唯有班長決定從成都出發開始步行串聯。他說到做到，走了小半個中國，許多天後髒兮兮地回到學校。這人身上有一種超常的克己品質，意志十分堅強。其表現一是極能吃苦耐勞，剛學游泳時，他的姿勢非常彆扭，卻每次都以這彆扭的姿勢堅持游一千米以上。二是極能忍讓，無論左派們怎樣糾纏他的小是小非，他都只作自我批評，我和他住同一寢室，從未聽見他私下裡有半句怨言。畢業後他分配在某省一個最貧窮的鄉里，沒有任何權力背景，而能在官場穩步上升，除了機遇之外，他的堅忍品質必定起了很大的作用。
1967年上半年，我還曾兩次外出串聯。與第一次不同，這兩次可以算是組織派遣的。那時候，北大已成立以聶元梓為首領的新北大公社，我是這個組織的群眾成員。反對聶元梓的那一派叫井岡山，人數很少，但氣勢很凶。根據後來的傳聞，毛澤東在接見聶元梓時勸她去上海避一避風，她便帶了若干人奔赴上海。她的一員幹將是孫蓬一，此人一向對我友好，邀我參加。我們住在上海一棟舊式小洋樓裡，也是打地鋪，小樓裡一派繁忙景象，但我不知道在忙些什麼，插不上手。孫蓬一交給我和歷史系一個學生一項任務，讓我們去無錫工廠調查兩派鬥爭，然後寫出支持造反派的文章。我和那個同學在調查後覺得造反派毛病很多，結果寫了一組批評造反派的文章，印成傳單散發了出去。當時孫蓬一不在，他回來後看到傳單，臉色陡變，勒令停止散發。孫綽號大炮，容易衝動，文革未結束便被當做現行反革命抓了起來，暴死獄中。
從上海回來後，閒著沒事，歷史系另一同學對中學的文革運動感興趣，約我一同研究。我們一起走訪了若干所中學，留在記憶中的只有三個鏡頭。一是西郊一所中學，好像是六十七中，造反派頭頭叫奚小明，一個軍干子弟。這是很特別的，軍干子弟一般都站在聯動立場上，而他是反聯動的。他很矜持，一副思想家的派頭，而最使我難忘的是那個圍著他轉的女孩，唧唧喳喳說個不停，全是崇拜他和體貼他的話語，實在令我艷羨。二是八一學校，這是一所軍干子女聚集的學校，我們去時正看見葉劍英的小女兒被校革委會扣留，通知葉辦來人把她領走。三是聯動頭目牛皖平家裡，他剛獲釋放，慰問者川流不息，而他始終沉默不語。
五、六月間，四川傳來武鬥消息，北大一些學生去那裡支持造反派，我也跟著去了，分在簡陽縣。當時北京的學生到外地，只要是支持造反派的，都打著首都紅代會的旗號，我們也如此。既然新北大公社是首都紅代會的成員組織，這樣做也算符合事實。在一般人心目中，首都紅代會是毛主席的嫡系部隊，威望很高。因此，我們到達後，當地造反派聲勢大振，很快就佔據了絕對優勢。在兩派發生衝突時，我曾被對立派短暫綁架，混亂中摸走了錢包。我們駐紮在簡陽中學，那裡有一支精悍的文藝宣傳隊，四川姑娘的美麗使我心醉神迷。我單獨下到該縣禾豐公社，作為首都紅代會代表在集會上發表演講。離開簡陽時，送別的場面十分壯觀，造反派傾城出動，車站前是人面的海洋，人們唱著歌，哭著，我們每個人胸前被別上幾十枚毛主席像章，臂上被套滿紅袖套。有一個天使一樣可愛的小姑娘，她蹦蹦跳跳地拉著我的手，車啟動時哭得特別傷心。回北京後，她給我寄來了信和照片，照片上的她像一朵清晨帶露的鮮花。我還和禾豐初中的孩子們通信，他們回信說，大家爭相閱讀我的信，結果只好油印幾百份，人手一份，許多對立派的孩子哭了，說不該圍攻這麼好的紅代會哥哥。在這次串聯中，我沒有看到真正的武鬥，只看到了那些被捲入政治大潮的外省青少年的無比天真的熱情，這種熱情很容易被引向殘酷的自相殘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