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第二學年是我的詩歌年，我沉湎於寫詩的快樂。海涅是我的偶像，我寫了許多愛情詩。我偷偷寫，不讓人知道。一個愛好文學的同學無意中看見了一首，我馬上告訴他，這是抄的海涅的詩，他信以為真，我為此暗自得意了一陣。我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模仿海涅，我熟讀他的詩，心中有了他的旋律，當我的歌從心中流出時，自然而然地帶著他的旋律。我沒有戀愛，但每天都被戀愛的心情籠罩著；沒有愛上某一個姑娘，但愛上了邂逅相遇的每一張美麗的面影。十八歲的青春具有不可思議的魔力，我的身心突然都像醉了酒一樣，而且醉得恰到好處，飄飄欲仙。我獨自在燕園徜徉，眼中的世界春意盎然，連空氣也是綠色的。我當然知道世界如此美好的原因，強烈地感覺到異性在世界上的存在，她們的氣息融入空氣，把空氣變成了酒。可是，與此同時，散佈在空氣裡的那些不經意的眼波、倩笑、鶯語，給我留下的又是濃郁的惆悵，我只好用詩歌撫平這甜蜜的痛楚。
我上大學時，大學生是不准戀愛的，這是學校正式宣佈的一條紀律。在校園裡，決看不到學生成雙成對的景象。倘若有學生發生了性關係，一旦被發現，必然的下場是開除學籍，並在全校大會上宣佈，當眾受到羞辱。由此類推，寫愛情詩當然也會被視為情調不健康。在文革中，當我毀掉全部日記和文稿時，對詩歌下不了手，於是仔細甄別，只毀掉所謂不健康的，全部愛情詩都在其列。我曾經為這些詩自負，現在已無物證，看看留下的那些詩，總體水平一定高不到哪裡去。不過，我對寫詩還是有一定的心得。在留下的文字裡，我找到了若干論詩的片斷。例如，描述詩興襲來的感覺：「和別人一樣，我讀書、聊天、沉思，散步、睡眠、參加會議……突然，有另一顆心臟跳躍在我的胸腔裡。」談論詩藝：「一個妙句可以照亮整首詩，就像一個生動的人可以照亮整個屋子。」
雖然沒有人知道我寫愛情詩，但是，無論走到哪裡，在周圍的人眼裡，我仍是一個典型的小資。有人撿到一個紙片，上面寫著多愁善感的文字，同學們就一致斷定是我寫的，而其實不是。我養了一盆文竹，立刻有同學對我說，由它可以想見主人的性情，大約是說我的情感和文竹一樣纖柔。有一天，在校園裡，別的專業一個素無往來的男生朝我走來，為了告訴我一句話：「我覺得你和別人都不一樣。」他從表象就看出，我游離於眾人，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裡。到農村參加四清，工作組長是一個女教師，她給我的評語是敏感、脆弱、清高六個字。直到大學畢業後，我與郭家通信，世英的小弟建英在一封信上還徑直稱呼我為「周君（小資產階級）」。
小資在今天是一個時髦詞，使人想到白領、豐厚的收入、溫馨的居室裝修、酒吧、咖啡屋等等，在當時完全沒有這些意思，因為完全沒有這些事物。在當時也有約定俗成的用法，大致而論，行為上的個人主義，自私自利，損人利己，就是資產階級，情感上的個人主義，纏綿悱惻，顧影自憐，就是小資產階級。或者用當時的政治話語來說，一個人如果不能和工農兵打成一片，在內心中還保留著一個私人情感的王國，他就是一個小資。我似乎很樂意對號入座，也把自己定位為小資。在這個稱號下，我感到自己的內心生活未被強大的意識形態完全同化，在千人一面的世界上還擁有一個可憐復可愛的自我。
我當然不能一味孤芳自賞。世英被帶走了，那個代表資產階級爭奪我的人已經不在身邊。我們年級五十個學生，絕大多數是黨、團員，而到二年級時，只剩下了我一人入不了團。不久後我還知道，世英也真誠地懺悔和轉變了。我不願被時代淘汰，也渴望改變自己。不過，甚至我的自我改造也富有小資特色，我不自覺地要在消滅個性的思想運動中顯示自己的個性。人們用千篇一律的時行語彙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那些語彙完全不觸及個人的真實內心活動。我偏偏不使用這種語彙，寧願使用有個人感情色彩的語言，在話語上把自己與人們區別開來。我不喊革命口號，不上綱上線，而是盡可能說真心話，談自己內心的矛盾、困惑和認識。哪怕是批判自己，我也願意自己在這樣做時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架按照統一指令轉動的機器。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專門教育到延安的文藝人士的，我發現其中所批判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虛無主義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貴族式的、頹廢的、悲觀的」情緒，在我身上都具備，感到格外對症和親切。我把這篇文章讀了又讀，一度稱之為我的「聖經」。我真心想按照毛澤東的教導克服自己身上的這些情緒，我的思想改造基本上集中在對它們的清理、剖析和批判上。可是，在我心裡同時潛伏著一種優越感：比起沒有這些情緒的芸芸眾生，我畢竟擁有一個豐富得多的內心世界。同為思想改造，我和他們是不一樣的，我的改造雖然更艱難，但似乎更有品位。
然而，多麼有品位的改造，其結果仍是自我扭曲。現在翻閱劫後剩餘的所謂健康的詩時，我不禁臉紅，其中充斥著空洞的豪言壯語。在二年級學年末，馬雅可夫斯基取代海涅成了我的詩歌偶像。這反映了我的感情上的變化，越來越革命化的環境在我身上產生的效果。在完全正面的意義上，海涅也是一個革命詩人，具有非凡的諷刺本領和深刻的內在批判力量，但我當時對此並不理解，反而覺得他的柔情已成為我與時代之間的障礙。我一直也喜歡馬雅可夫斯基，這位詩歌界的革命領袖此時凸現出來了，十分符合我的需要，我模仿他寫了大量梯形詩。在二年級和三年級暑假，我兩次報名到部隊參加軍訓，一次在十三陵，一次在河北固城，那兩段時間裡寫得格外多。我向我的詩宣佈：「我是你們的將軍，我給你們找到了最好的政委，他就是革命！」我寫部隊生活，站崗、打靶、急行軍、野營等等。我歌頌「正在逼近的戰爭」，當時正打越戰，國內也在宣傳備戰，有一種似乎即將要和美帝國主義決一死戰的氣氛。我想像自己將戰死疆場，並且告訴未來和平年代的人們：「在你們鮮花盛開的花園裡，有一朵很不顯眼的小花，那是一個無名小詩人的鮮血，他曾經一手寫詩，一手扣扳機。」在相當一段時間裡，我對戰爭懷著期盼的激情，彷彿戰爭能解決我的一切問題。對，正是我的問題，而不是世界的問題或國家的問題。這表明在我內心深處有一種絕望，看不到自己在消滅個性的思想改造運動中的出路，消滅了不甘心，不消滅又行不通，只能靠一個連肉體一起消滅的英勇壯舉來打上句號了。很顯然，這種病態的激情仍是小資性質的。然而，當時我陷在其中，竟還以豪情自誇，在軍訓歸來時宣稱：「我們挺胸肩槍，要用雄壯的腳步聲把北大喚醒！」圖道是一個有健全常識的藏族同學，他讀到這句詩，不以為然地搖搖頭，用一種幾乎是憐憫的目光看了我一眼，以後我每想起這目光就感到慚愧。
我不想對自己太苛刻，在那些詩裡，我畢竟還找到了一些尚可稱道的內容，那大抵是對周圍各種現象的諷刺。我最討厭班上幾個滔滔不絕用所謂馬列主義教訓別人的人，明白告訴他們：「在淺薄的人手裡，真理也會變得無恥。」哲學系學生普遍喜歡自稱書獃子，我可是知道底細的：「我們讀過幾本書，與書何嘗相干？我們是呆子，如此而已。」在一首詩中，我宣佈我的使命是：「把辯證法的子彈裝進詩的機槍，向形而上學開火。」按照當時通常的用法，形而上學指靜止、僵化、孤立地看事物的思想方式，於是我可以把我所痛恨的一切具有教條特徵的現象塞進這個概念，予以抨擊。相反，辯證法意味著思想上的靈活性，借助於這個概念，我得以曲折地捍衛已經所剩不多的精神自由。在無產階級的汪洋大海上，辯證法是我這個小資所能抓住的唯一的救生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