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帶著秘密的苦悶進入高中的，這種苦悶使我的性格變得更加內向而敏感。在整個高中時期，我像苦行僧一樣鞭策自己刻苦學習，而對女孩子彷彿完全不去注意了。班上一些男生和女生喜歡互相打鬧，我見了便十分反感。有一回，他們又在玩鬧，一個女生在黑板上寫了一串我的名字，然後走到座位旁拍我的腦袋，我竟然立即板起了臉。事實上，我心裡一直比較喜歡這個活潑的女生，而她的舉動其實也是對我友好的表示，可是我就是如此不近情理。因為我的古板，班上那個最漂亮的女生給我起了一個小老頭兒的綽號。現在我分析，當時
我實際上是處在性心理的自發調整階段，為了不讓肉慾的覺醒損害異性的詩意，我便不自覺地遠離異性，在我和她們之間建立了一道屏障。
我在班上擔任黑板報的主編，我曾利用這個機會發表觀點，抨擊男女生之間的調情現象。記得有一則雜感是這樣寫的：「有的男生喜歡說你們女生怎麼樣怎麼樣，有的女生喜歡說你們男生怎麼樣怎麼樣，這樣的男生和女生都不怎麼樣。」這一挑戰很快招來了報復。在此之前，語文老師在課上宣讀過我的一篇題為《當起床鈴響起的時候》的作文，那是一篇小小說，寫一個叫小林的學生愛睡懶覺，裝病不起床，躲在蚊帳裡吃點心，被前來探望的老師發現，情境十分狼狽。於是，在我主持的黑板報上出現了一篇未經我審稿的匿名文章，題目是《小林與小平》，嘲笑我就是那個小林。我很快就知道，文章是黃以和牽頭寫的，他是最喜歡和女生嬉鬧的一個男生，難怪要想辦法回敬我一下了。
造成我孤僻的另一個原因是身體病弱，因而腦中充滿悲觀的思想。高三的寒假裡，我讀了一本中國文學史，大受感染，一氣寫了許多詩詞。它們不外兩類內容，一是言志，另一便是歎生憂死。在後一類詩中，充斥著這樣的句子：「一夕可盡千年夢，直對人世歎無常」；「十六少年已多病，六十難逃灰土行」；「無疾不知有疾苦，納世雄心竟入土」。讀到歷史上王勃等短命詩人的事跡，我不勝傷感，彷彿那也是我的命運。我睡眠很不好，常常在半夜醒來，受兩樣東西的煎熬，便是性與死。性與死是我的兩個不可告人的秘密，在黑夜中真相畢露。被窩裡是猖獗的性，窗外無邊的黑暗中是猙獰的死。我彷彿能極真切地看到死，看到死後自己絕對消失、永遠不復存在的情景，因而感到不可名狀的恐懼和空虛。
我的孤僻表現在與同學的關係上，便是一種不合群的清高。聚在宿舍裡打撲克牌或瞎聊天的人群中，是絕對看不到我的影子的。我上高中的三年正是經濟困難時期，我自己對之並無深切感受，至多不過是糧食定量降低，餐桌上經常有豆渣，在我都不是什麼痛苦。由於在上海縣境內，上中相當一部分招生指標是面向農村的，農村來的學生就表現出了一種對食物的狂熱，經常聚在宿舍裡談論吃喝。離開飯還久，他們就在食堂門外探頭探腦，打聽食譜，然後奔走相告。有一回，聽說早餐吃烘餅，一個同學高興得發了瘋一樣，不知如何發洩才好，當眾把褲子拉下來，露出下體。有一些同學總是搶先到達食堂，為了掌握自己那一桌分菜的權力，給自己多分一些。這些現象令我十分厭惡，使我更要顯出一種彷彿不食人間煙火的樣子了。
對於那時候的高中學生來說，加入共青團是一件大事。一個沒有入團的學生，在眾人眼中就是一個落後分子，彷彿入了另冊一樣。高二時，我滿十五歲，離隊前夕也寫了入團申請。然而，因為沒有主動靠攏組織，直到高中畢業，直到上大學，直到大學畢業，我始終不能入團。所謂主動靠攏組織，就是要不停地向團幹部表示決心，匯報思想。我的天性使我無法這樣做，即使是被動靠攏，也就是團幹部主動找我談話，我都會感到極其彆扭，覺得有不可克服的心理障礙。障礙有二，一是我說不出那種雷同的政治思想語言，那種語言對於我始終是陌生異己的東西，二是我更裝不出這種語言好像是我的心裡話似的，賦予它們一種感情色彩。我並非那樣超脫，在很長時間裡，因為班上多數同學是團員，自己被排斥在外，真感到抬不起頭。但是，在看清了這件事與我的天性的矛盾之後，心裡就坦然了。
主觀和客觀的情形都使我更加專注於內心，我找到了一種忍受孤獨的方式，就是寫日記。在上小學時，我就自發地寫日記了，所記的都是一些瑣屑的事情，諸如父親帶我到誰家作客、吃了什麼好吃的東西之類。在這種孩子氣的日記中隱藏著一切寫作的基本動機，就是要用文字留住生活中的快樂，留住歲月，不讓它們消逝得無影無蹤。上初中時，我已經基本上養成了寫日記的習慣。從高一下學期起，我開始天天寫日記，一直堅持到文革中的某一天，八年中從未間斷。日記成了我的最親密的朋友，每天我把許多時間獻給它，我的一切都可以向它傾訴。在這過程中，它不只是一個被動的傾聽者，它和我對話，進行分析、評價、開導，實際上成了另一個自我的化身。我從寫日記得到的最大好處就是形成了一個內心生活的空間，一種與一個更高的自我對話的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