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中學是上海一家十分普通的中學，因位於成都北路而命名，我在那裡讀了三年初中。
三年中，我們的班主任一直是王一川。他是一個中年男子，臉色焦黃，眼睛充血，唇間露出一排黃牙和兩顆金牙。當時正是大躍進年代，他積極響應，酷愛制訂各種規劃，用工整的仿細明體抄出貼在牆上。他隆重地向全班同學宣讀自己的躍進規劃，主要目標是五年內入黨。他的另一大愛好是寫打油詩，這也是風氣使然，當時正掀起全民創作被稱作新民歌的打油詩的熱潮，其內容是歌頌「三面紅旗」。他不但自己寫，而且以語文老師的資格動員大家寫，開辦詩歌壁報。我是他最看重的約稿對象，在他的鼓勵下，我準備了一個小本子，題作「一日一詩」，每天寫一首打油詩，堅持了將近一個學期。很慚愧，我不得不承認，這是我最早的文學創作活動，實在登不得大雅之堂。
在初中課程中，真正吸引我的是數學，尤其是平面幾何。教平面幾何的是一位高個子男老師，人長得很帥。有一次課間休息，我在雙槓旁玩，聽見他在一旁向別的老師談論我，說我很聰明，我頓時臉紅了。歐幾里得的確把我迷住了，這些簡單的幾何圖形中竟然隱藏著如此豐富而又神奇的關係，使我興奮不已。我醉心於求解幾何習題，課本上的已經完全不能滿足我的需要，我便向課外書進軍。我十分自信，凡是可以求解的題目，不論多難，我相信自己一定能把它解出，越難就勁頭越大，越覺得是莫大享受。吃飯時，走路時，我腦中都會凝神思索某一道習題。我有一個專門的本子，整整齊齊地記錄著每一道難題的求解過程和答案，彷彿那都是我的作品。我對數字中隱藏著的關係也有濃厚的興趣，上課時常常走神，自己設計數字遊戲玩，感到其樂無窮。
從初中起，我在學習上的能力開始顯示出來了。但是，在體育方面，我似乎是一個低能兒。我的動作不靈活，接不住球，漸漸就不參加男孩子們愛玩的球類遊戲了。我估計這對我的性格發生了不良影響，使我缺乏進攻性和挑戰性。初中畢業前，老師宣佈體育課也要考試，做引體向上三次以上及格，不及格者不能畢業。我一次也做不了，情急之下，全部課間時間都去操場練習，練得手掌上長繭，結果倒也能拉七次以上了。
初中還開有美術課和音樂課。有一陣，教美術的是一個妖艷的女子，燙著時髦的髮型，描著細眉，塗著猩紅的口紅。她根本不會畫畫，我記得她只畫過一次，用粉筆在黑板上畫了一個圓圈，說是雞蛋，通常只是隨便拿個什麼東西讓我們寫生。據說她是剛鬧出了一個風流事件，來我們學校避難的，不久就消失了。我從小喜歡畫畫，開始是臨摹古今人物像，做這事極有耐心，我的弟弟和小鄰居們都以得到我的產品為榮，後來又熱中於練習人物速寫。初中畢業時，我還動過報考美術學校的念頭。我也喜歡上音樂課，少年時我的嗓音十分嘹亮，同學們稱我為喇叭，於是我可笑地總想在眾人面前亮一亮歌喉。現在我知道，早年我並沒有受到真正的藝術教育，這倒不在於是否學到了繪畫或唱歌的技藝，而在於我的藝術感覺根本沒有被打開。這個缺陷不可避免地體現在我的身心兩方面，使我的肢體和性格都偏於拘謹。同樣的缺陷延伸到了我的文字之中，我的文字也是拘謹的，缺乏色彩的豐富和節奏的自由。
由於體質孱弱，性格內向，我經常遭到別的男同學的歧視。當時，老師把班上同學按照家庭住址和性別編成校外小組，規定每週活動一次。我的那個小組共六個男生，其中四人都很頑皮，經常聯合起來欺負我。有一回，一個女生奉命前來教我們做紙花，他們故意鎖上門不讓她進來，而我終於看不下去了，去把門打開。那個女生離去後，大家就群起而恥笑我，並且把我按倒在地上，逼我交代與那個女生是什麼關係。他們還常常鎖上門不讓我進屋，或者把我的東西藏起來，當我好不容易找到時，便擁上來搶奪甚至乘勢打人。對於我來說，校外小組的活動日是一連串惡夢，每次去那個作為活動地點的同學家裡，都如同走向刑場。受了欺負以後，我從不向人訴說。我壓根兒沒想到要向父母或者老師告狀。我噙著眼淚對自己說，我與這些男生是不一樣的人，將來必定比他們有出息，我要讓他們看到這一天。事實上我是憋著一股暗勁，那時候我把這稱做志氣，它成了激勵我發奮學習的主要動力。我是越來越用功了，晚上捨不得上床，常常讀著書就趴在桌上睡著了。與此同時，在不知不覺中，我的眼睛也越來越近視了，坐在第一排仍看不清黑板上的字。初三時，我配了近視鏡，一開始就是450度。剛戴上眼鏡的感覺是極為新奇的，我第一次發現，原來世界上的事物竟如此清晰，因而如此美麗。
在校外小組裡，還有一個比我更孤僻的男生，名叫林紹康。他是一個瘦小個兒，白臉，不停眨巴著眼睛，手背上有一顆醒目的瘊子。他比我超脫，很少到小組裡來，老師批評他，他也滿不在乎。在全班，他幾乎只同我一人來往。他的最大愛好是看報，每天在學校的報欄前站很久，然後向我發議論，話題不外兩個：核武器多麼可怕；癌症多麼可怕。那時候報上常發表赫魯曉夫的講話，其中涉及核恐怖的內容，他讀得特別仔細。世上有核武器和癌症，我都是從他那裡初次知道的。
我讀初中的三年中，社會上政治運動不斷。我對整風的印象是，有一陣子學校裡和街道上都貼出了大字報，但明確規定我們初中生不寫。我的父親也寫了大字報貼在院子裡，我驚奇地發現他還會畫漫畫，內容是批評瞿家虐待老人和苛待鄰居之類。大約因為我的親屬中沒有知識分子，無人受到衝擊，接下來的殘酷的反右運動卻幾乎沒有給我留下印象。然後是大躍進，大煉鋼鐵，學校的操場上壘起了土製小高爐，我們學生被輪流派到那裡值班和拉風箱。最使我記憶猶新的是滅四害運動中的全民圍殲麻雀，因為其場面十分荒誕。在某幾個擇定的日子裡，全市居民都走到戶外，分佈在大街上、陽台上和屋頂上，使勁敲打鑼鼓和一切能發聲的東西，朝著空中吶喊，使得麻雀們驚慌逃竄，無處落腳，終於筋疲力盡，紛紛墜地乃至斃命。全民圍殲麻雀當然不算政治運動，卻是歷次政治運動的絕妙象徵，正是通過製造全民的狂熱，運動的指揮者才成功地把那些要打擊的對象變成了無處可逃的遭難的麻雀。不過，作為一個孩子，當時我並無這樣的體悟，只覺得好玩。在學校的安排下，同學們組織了搜尋隊，把散落在大街小巷的受難者們串在繩子上，還喜沖沖地去向老師邀功呢。
到工廠勞動是一項固定的制度，每星期有一整天，去過不同的工廠，以上海標準皮尺廠歷時最長。我們的工作是裝配和搬運，一邊幹活，一邊聽男女工人調情或談論電影明星。乍開始我很吃驚，沒想到領導階級是這個樣子的。勞動雖然單調，但有盼頭，就是兩餐飯，當時正興吃飯不要錢，不管工人還是學生，都是八人一桌，菜餚比家裡豐盛得多。可是，總的來說，我不喜歡工廠，寧願到農村勞動，在天空下的泥土地上，身心都愉快。在另一家工廠勞動時，我還受過氣。我們幾個學生跟隨一個工人在同一個工作台上裝配零件，一個同學與這個師傅說說笑笑，很少幹活，而我則是埋頭苦幹型的人。下班時，師傅在每人的勞動手冊上寫鑒定，給那個同學寫了個「優秀」，給我寫了個「良好」。經那個同學挑撥，師傅馬上把我的鑒定改為「較差」。我氣哭了，師傅又改回來。老師知道了這件事，沒有批評那個同學，反而批評我。這件事使我充分領略了老實人受欺負的委屈心理。
不過，到初中三年級的時候，我在班上的地位已經大為改觀。我明顯成了各門功課最優秀的學生，因此贏得了同學們的欽慕，甚至過去最愛欺負我的一個男生也對我表示友好了。班上一個年齡最大的同學對我說：「大家都佩服你，如果你不驕傲，大家就更佩服了。」他說我驕傲，是指我有時好辯，喜用尖刻之詞，顯得鋒芒太露。這一年，少先隊改選，我當上了中隊主席。這是我平生唯一一次當「官」，我心裡明白，我之所以當上，是因為許多同學超齡離隊，隊員少了一半，算不上多麼榮耀，所以始終把中隊長標誌揣在口袋裡，懶得佩戴出來。我還出過一次小小的風頭。我們學校和成都第二中學的師生聯合舉行躍進誓師大會，發言者一個個長篇大論，滔滔不絕，所獲得的掌聲卻越來越稀少。我是我們班的代表，坐在第一排，等候上台。我身邊坐著另一個班的代表，那是一個滿臉雀斑的女生，一雙大眼睛時時向我探望。我頭一回要在這麼多人面前講話，心裡十分緊張，但我多麼想博得這個女孩的欽佩啊。輪到我了，我走到麥克風前，突然鎮靜下來，知道自己應該怎麼辦了，鏗鏘有力的三言兩語，就結束了發言。當我走下講台時，掌聲雷鳴，而我沒有忘記看一眼那個女孩，她的羨慕的目光使我的虛榮心大為滿足。我的發言扭轉了大會的形勢，在我之後的發言幾乎成了一場誰說得更簡短的競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