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幼兒園和讀小學都在紫金小學。這是一所私立學校，離我家很近，在短短的卵石路上拐兩個彎就到了。小學最後一個學年，在公私合營運動中，紫金小學由私立改為公立。奇怪的是，校名也改成了晏海路第二小學，雖然它明明在紫金路上，而並不在晏海路上。我覺得紫金小學這個名字好聽，改名讓我不舒服。我畢業後，那裡的馬路擴修，併入河南南路，校名又改成了河南南路第二小學。學校改公立那天，我放學回家，看見人們在街上敲鑼打鼓，毛家伯伯表情嚴肅地站在120號門口放鞭炮，他的襪廠也被合營了。
解放初期政治運動不斷，除了公私合營外，留下印象的還有三反五反。大約七八歲時，父親帶我到他工作的稅務局玩，一個伯伯笑瞇瞇地問我：「想不想看老虎？」我點頭，他就領我到一個房間門口，把門推開。我正害怕，卻發現屋裡沒有老虎，只有幾個和這個伯伯差不多的人坐著或站著。他告訴我，這些人就是老虎。我莫名其妙，許多年後才知道，當時把貪污犯稱作老虎。
紫金小學附設幼兒園，當時叫幼稚班，我是三歲被送進那裡的。據說三歲是一條分界線，此時大腦發育可能有一個特殊的過程，啟動了記憶功能，同時把三歲前的事遺忘，徹底封存在了無意識之中。我最早的記憶也只能追溯到三歲上幼稚班時。我記得老師姓俞，是一個三十來歲的溫和女子，戴一副度數很淺的近視鏡。我是和比我大兩歲的姐姐同時入幼稚班的，為了便於照顧我，老師把她的座位安排在我的旁邊。可是，這個不懂事的弟弟老是欺負姐姐，上著課就和姐姐打了起來。老師便把她的位置調開，但我仍然會離座去她那裡打架，最後老師只好把我們編在不同的班裡。
那時候，幼稚班的孩子也要參加考試，如獲通過，便能升入一年級。我記得考試時的一個場景：我坐在課桌前，老師和我的母親站在我身邊，我拿著鉛筆在考卷上亂塗一氣，直到把空白都塗滿。現在我很難推測當時為什麼這樣做，因為那時我肯定已經認了一些字。當然，我未獲通過，事實上是留級了。其後我在家裡呆了半年，再讀了半年幼稚班，才成為小學生。如果不留級，我上小學的年齡就不是五歲，而應該是四歲。那一年剛解放，對於上小學的年齡還沒有限制。解放無疑是那一年發生的最重大事件，但我對它毫無印象。在我的記憶中，可以和它聯繫起來的惟一事情是國民黨時期發行的紙幣不能用了。家裡有成箱這樣的嶄新的小面額紙幣，一捆一捆整整齊齊，父親說是假鈔票，不時拿一些給我們玩，很長時間才玩光。後來知道，解放前夕通貨膨脹嚴重，這些鈔票本來就不值錢。
我上小學時已經解放，有了許多公立學校，每學期的學費是六元，而紫金小學的學費是二十四元。但是，父親認為這所小學教學質量好，就讓我接著上。不過我享受減免學費的待遇，每學期繳八元。其實這所學校規模很小，只有一座二層小樓和一些平房，幾乎沒有空地。校長是一位姓汪的女士，總是很嚴厲的模樣，有一回把我叫到她的辦公室裡，為了一件什麼事情狠訓了我一頓。我很怕她，好在不常見到她。每當我在記憶中沿著上學的路線走到校門前時，眼前出現的不是這位校長，而是教體育的李老師。當時李老師已是一個白髮老婦，戴著瓶子底般的厚鏡片，極喜歡孩子，一到上學的時間就坐在校門口，親切地與每一個學生打招呼和開玩笑。
小學六年中，我的班主任一直是陸秀群。除了當班主任，她還教我們語文課。她大約四十歲上下，對學生也相當嚴厲，我常常因為上課愛做小動作而被她點名批評。在每學期我的學生手冊上，這一條缺點也是逃不掉的，我已習以為常。現在我知道，即使一個大人坐四十五分鐘也很難不做小動作，何況一個孩子，可知這個要求之荒謬。反正我一輩子也改不掉這個缺點，凡屬我的身體失去自由的正經場合，我的手便忍不住要為身體偷回一點兒自由。陸老師有時也表揚我，她好幾次攤開我的作業本給全班同學看，稱讚字寫得「像刻的一樣」。我上小學時學習成績平平，記憶中只得到過這一種表揚。但我學習得很輕鬆，從未感覺有什麼壓力。五歲上小學是完全可以勝任的，在我們班上，與我同齡的孩子有好幾個，我在其中還不算最小的。十餘年後，我已到北京上大學，陸老師又成了我的一個表弟的班主任。表弟告訴我，陸老師經常談起我，誇我當年學習如何用功。我可斷定，用功的印象就來自作業本「像刻的一樣」。此時的陸老師已近退休年齡，至少教過幾百個學生，仍沒有忘記我，不禁令我感動。按理說她是不容易記住我的，因為我不是一個活躍的學生，沒有當過任何班幹部，和她的接觸不太多。
我上小學時，如果男女生同桌，往往會用粉筆在課桌上劃一條線，雙方不准越過，稱作三八線。當時朝鮮戰爭打完不久，三八線家喻戶曉，小學生也不例外。有好幾個學期，我與一個姓戴的女生同桌。她十分好鬥，常常故意挑釁，把胳膊肘伸過三八線，然後反咬一口，向我發起攻擊，用胳膊肘狠狠撞我。我為此深感苦惱，但盡量忍讓。後來她的態度有了轉變，對我十分友好，經常送我一些東西。有一回，她送給我幾本連環畫，都是解放前出版的，其中有一本是《人猿泰山》。我拿回家，父親見了說是壞書，命令我統統還掉。還有一回，她送給我一套照片，一對裸體男女好像在摔交，其實是性交姿勢的示範。當時我不懂，上課時拿在手裡玩，被陸老師發現了，她氣得發抖，當即沒收。
父親對於我們的品行和學業是很重視的，經常檢查我們的學生手冊。手冊上記載有每次的測驗成績，為了刺激學習的積極性，他向姐姐、我和妹妹宣佈了一個獎懲辦法，每得一個五分獎勵五分錢，每得一個二分扣除五分錢。一開始他付現金，但兩三個星期後，他發現這個辦法對他很不利，如此付給我們的零用錢太多了，就改成了記帳。事實上，此後我們每人只得到了一個用來記帳的小本子，付款被無限期地推遲了。
在我小學時代的記憶中，斯大林逝世那一天的情景特別清晰。當時在中國的公共場所，到處都掛著斯大林的像片，以至於我最早會畫的圖畫就是他的頭像。那一天，在晨會課上，一個姓張的女老師告訴我們，斯大林患了腦溢血，生命垂危，但近兩天已有好轉。正說到這裡，有一個老師在教室門口示意她過去，與她耳語了幾句。她回到講台前，一臉悲傷，說：「斯大林同志已經在今天清晨去世。」放學回家，母親正在洗衣服，我把這個消息告訴她，她歎息了一聲，又繼續洗衣服。其實我也沒有悲傷之感，但覺得發生了這麼大的事，總該做點什麼。我在一塊小黑板上寫下了這個消息，掛到牆上。我還提前跑到街上，等候那個全國鳴笛默哀的時刻。哀笛一響，我看見行人都站住了，一個三輪車伕緊貼一間蘆席棚屋，兩臂伸開，姿勢非常奇怪。在我腦中，斯大林的死與這個三輪車伕的奇怪姿勢就永遠聯繫在了一起。
留在記憶中的還有紫金小學的廁所，只因為有一陣學生中傳播著一個消息，說廁所的門口會突然伸出一隻長滿綠毛的大手。孩子們在傳播這個消息時很認真，沒有人懷疑其真實性，彷彿都是自己親眼看見的一樣。於是，許多天裡人心惶惶，人人都盡量少上廁所，上完趕緊逃離。有一回上廁所時，我旁邊站著別班的一個同學，他十分瘦小，皮膚發綠，我清楚地看見他撒出的尿也是綠色的。我當時突然覺得，在綠毛大手和他的綠尿之間有著一種神秘的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