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文人，很少有完全不關心名聲的。鄙視名聲，在未出名者固然難免酸葡萄之譏，在已出名者也未嘗沒有得了便宜賣乖之嫌。他也許是用俯視名聲的姿態，表示自己站得比名聲更高，真讓他放棄，重歸默默無聞，他就不肯了。名聲代表作品在讀者中的命運，一個人既然要發表作品，對之當然不能無動於衷。
誠然，也有這樣的情況：天才被埋沒，未得到應有的名聲，或者被誤解，在名滿天下的同時也遭到了歪曲，因而蔑視名聲之虛假。可是，我相信，對於真實的名聲，他們仍是心嚮往之的。
名聲的真偽，界限似不好劃。名實相符為真，然而對所謂「實」首先有一個評價的問題，一評價又和「名」糾纏不清。不過，世上有的名聲實在虛假得赤裸裸，一眼可以看穿。
例如，搞新聞出版的若干朋友聯合行動，一夜之間推出某人的作品系列，連篇累牘發表消息、訪問記之類，製造轟動效應，名曰「造勢」。可惜的是，倘若主角底氣不足，則反成笑柄，更證明了廣告造就不出文豪。
又有一種人，求名心切，但只善於接近名人而不善於接近思想。他從事學術的方式是結交學術界名流，成果便是一串煊赫的名字。帕斯卡爾曾經將這種人一軍道：「請把你打動了這些名流的成就拿出來給我看看，我也會推崇你了。」我的想法要簡單一些：就算這些名流並非徒有其名，他們的學問難道和傷寒一樣也會傳染嗎？
還有更加等而下之的，沽名釣譽，不擇手段，甚至不惜出賣靈魂。叔本華把尊嚴和名聲加以區分：尊嚴關涉人的普遍品質，乃是一個人對於自身人格的自我肯定；名聲關涉一個人的特殊品質，乃是他人對於一個人的成就的肯定。人格卑下，用尊嚴換取名聲，名聲再大，也只是臭名遠揚罷了。
由於名聲有賴於他人的肯定，容易受輿論、時尚、機遇等外界因素支配，所以，古來賢哲多主張不要太看重名聲，而應把自己所可支配的真才真德放在首位。孔子說：「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就是這個意思。亞里士多德和霍布斯都認為，愛名聲之心在青少年身上值得提倡，尚可激勵他們上進，對於成年人就不適合了。一個成熟的作家理應把眼光投向事情的本質方面，以作品本身而不是作品所帶來的聲譽為其創作的真正報酬。熱衷於名聲，哪怕自以為追求的是真實的名聲，也仍然是一種虛榮，結果必然受名聲支配，進而受輿論支配，敗壞自己的個性和風格。
名聲還有一個壞處，就是帶來吵鬧和麻煩。風景一成名勝，便遊人紛至，人出名也如此。「樹大招風」，名人是難得安寧的。笛卡爾說他痛恨名聲，因為名聲奪走了他最珍愛的精神的寧靜。我們常常聽到大小知名作家抱怨文債如山，也常常讀到他們還債的文字貧乏無味如白開水。猶如一口已被汲干的名泉，仍然源源不斷地供應名牌泉水，商標下能有多少真貨呢？
名聲如同財產，只是身外之物。由於輿論和時尚多變，它比財產更不可靠。但丁說：「世間的名，只是一陣風。」莎士比亞把名聲譬作水面上的漣漪，無論它如何擴大，最後都會消失得無影無蹤。馬可·奧勒留以看破紅塵的口吻勸導我們：「也許對於所謂名聲的願望要折磨你，那麼，看一看一切事物是多麼快地被忘卻，看一看過去和未來的無限時間的混沌，看一看讚揚的空洞，看一看那些裝作給出讚揚的人們的判斷之多變和貧乏，以及讚揚所被限定的範圍的狹隘，如此使你終於安靜吧。」據普魯塔克記載，西塞羅是一個熱衷於名聲的人，但是連他也感覺到了名聲的虛幻。他在外省從政期間，政績卓著，自以為一定譽滿羅馬。回到羅馬，遇見一位政界朋友，便興沖沖打聽人們的反響，那朋友卻問他：「這一陣子你呆在哪裡？」
在有的哲學家看來，關心身後名聲更加可笑。馬可·奧勒留說，其可笑程度正和關心自己出生之前的名聲一樣，因為兩者都是期望得到自己從未見過且永遠不可能見到的人的讚揚。帕斯卡爾也說：「我們是如此狂妄，以至於想要為全世界所知，甚至為我們不復存在以後的來者所知；我們又是如此虛榮，以至於我們周圍的五六個人的尊敬就會使我們歡喜和滿意了。」
中國文人歷來把文章看作「不朽之盛事」，幻想借「立言」流芳百世。還是杜甫想得開：「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我也認為身後名聲是不值得企望的。一個作家決心要寫出傳世之作，無非是表明他在藝術上有很認真的追求。奧古斯丁說，不朽是「只有上帝才能賜予的榮譽」。對作家來說，他的藝術良知即他的上帝，所謂傳世之作就是他的藝術良知所認可的作品。我一定要寫出我最好的作品，至於事實上我的作品能否留傳下去，就不是我所能求得，更不是我所應該操心的了。因為當我不復存在之時，世上一切事情都不再和我有關，包括我的名聲這麼一件區區小事。
話說回來，對於身前的名聲，一個作家不可能也不必毫不在乎。袁宏道說，凡從事詩文者，即是「名根未盡」，他自歎「畢竟諸緣皆易斷，而此獨難除」。其實他應該寬容自己這一點兒名根。如果說名聲是虛幻的，那麼，按照同樣的悲觀邏輯，人生也是虛幻的，我們不是仍要好好活下去？名聲是一陣風，而我們在辛苦創作之後是有權享受一陣好風的。最瞭解我們的五六個朋友尊敬我們，我們不該愉快嗎？再擴大一些，我們自己喜歡的一部作品獲得了五六十或五六萬個讀者的讚揚，我們不該高興嗎？亞里士多德認為，我們重視自己敬佩和喜歡的人對我們的評價，期望從有見識的人那裡得到讚賞，以肯定我們對自己的看法，是完全正當的。雪萊也反對把愛名聲看作自私，他說，在多數情況下，「對名聲的愛好無非是希望別人的感情能夠肯定、證明我們自己的感情，或者與我們自己的感情發生共鳴。」他引用彌爾頓的一句詩，稱這種愛好為「高貴心靈的最後的弱點」。彌爾頓的這句詩又脫胎於塔西佗《歷史》中的一句話：「即使在智者那裡，對名聲的渴望也是要到最後才能擺脫的弱點。」我很滿意有這麼多智者來為智者的最後弱點辯護。只要我們看重的是人們的「心的點頭」(康德語)，而非表面的喝彩，就算這是虛榮心，有這麼一點虛榮心又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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