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讀閒書，即使是正經書，也不妨當閒書讀。譬如說《論語》，林語堂把它當作孔子的閒談讀，讀出了許多幽默，這種讀法就很對我的胃口。近來我也閒翻這部聖人之言，發現孔子乃是一個相當灑脫的人。
在我的印象中，儒家文化一重事功，二重人倫，是一種很入世的文化。然而，作為儒家始祖的孔子，其實對於功利的態度頗為淡泊，對於倫理的態度又頗為靈活。這兩個方面，可以用兩句話來代表，便是「君子不器」和「君子不仁」。
孔子是一個讀書人。一般讀書人寒窗苦讀，心中都懸著一個目標，就是有朝一日成器，即成為某方面的專門家，好在社會上混一個穩定的職業。說一個人不成器，就等於說他沒出息，這是很忌諱的。孔子卻坦然說，一個真正的人本來就是不成器的。也確實有人譏他博學而無所專長，他聽了自嘲說，那麼我就以趕馬車為專長罷。
其實，孔子對於讀書有他自己的看法。他主張讀書要從興趣出發，不贊成為求知而求知的純學術態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他還主張讀書是為了完善自己，鄙夷那種沽名釣譽的庸俗文人(「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他一再強調，一個人重要的是要有真才實學，而無須在乎外在的名聲和遭遇，類似於「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這樣的話，《論語》中至少重複了四次。
「君子不器」這句話不僅說出了孔子的治學觀，也說出了他的人生觀。有一回，孔子和他的四個學生聊天，讓他們談談自己的志向。其中三人分別表示想做軍事家、經濟家和外交家。唯有曾點說，他的理想是暮春三月，輕裝出發，約了若干大小朋友，到河裡游泳，在林下乘涼，一路唱歌回來。孔子聽罷，喟然歎曰：「我和曾點想的一樣。」聖人的這一歎，活潑潑地歎出了他的未染的性靈，使得兩千年後一位最重性靈的文論家大受感動，竟改名「聖歎」，以志紀念。人生在世，何必成個什麼器，做個什麼家呢，只要活得悠閒自在，豈非勝似一切？
學界大抵認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至於什麼是「仁」，眾說不一，但都不出倫理道德的範圍。孔子重人倫是一個事實，不過他到底是一個聰明人，而一個人只要足夠聰明，就決不會看不透一切倫理規範的相對性質。所以，「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這句話竟出自孔子之口，他不把「仁」看作理想人格的必備條件，也就不足怪了。有人把仁歸結為忠恕二字，其實孔子決不主張愚忠和濫恕。他總是區別對待「邦有道」和「邦無道」兩種情況，「邦無道」之時，能逃就逃(「乘桴浮於海」)，逃不了則少說話為好(「言孫」)，會裝傻更妙(「愚不可及」這個成語出自《論語》，其本義不是形容愚蠢透頂，而是孔子誇獎某人裝傻裝得高明極頂的話，相當於鄭板橋說的「難得糊塗」)。他也不像基督那樣，當你的左臉挨打時，要你把右臉也送上去。有人問他該不該「以德報怨」，他反問：那麼用什麼來報德呢？然後說，應該是用公正回報怨仇，用恩德回報恩德。
孔子實在是一個非常通情達理的人，他有常識，知分寸，絲毫沒有偏執狂。「信」是他親自規定的「仁」的內涵之一，然而他明明說：「言必信，行必果」，乃是僵化小人的行徑(「然小人哉」)。要害是那兩個「必」字，毫無變通的餘地，把這位老先生惹火了。他還反對遇事過分謹慎。我們常說「三思而後行」，這句話也出自《論語》，只是孔子並不贊成，他說再思就可以了。
也許孔子還有不灑脫的地方，我舉的只是一面。有這一面畢竟是令人高興的，它使我可以放心承認孔子是一位夠格的哲學家了，因為哲學家就是有智慧的人，而有智慧的人怎麼會一點不灑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