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貴在行胸臆
一
讀袁中郎全集，感到清風徐徐撲面，精神陣陣爽快。
明末的這位大才子一度做吳縣縣令，上任伊始，致書朋友們道：「吳中得若令也，五湖有長，洞庭有君，酒有主人，茶有知己，生公說法，石有長老。」開卷讀到這等瀟灑不俗之言，我再捨不得放下了，相信這個人必定還會說出許多妙語。
我的期望沒有落空。
請看這一段：「天下有大敗興事三，而破國亡家不與焉。山水朋友不相湊，一敗興也。朋友忙，相聚不久，二敗興也。游非及時，或花落山枯，三敗興也。」
真是非常的飄逸。中郎一生最愛山水，最愛朋友，難怪他寫得最好的是遊記和書信。
不過，倘若你以為他只是個耽玩的倜儻書生，未免小看了他。《明史》記載，他在吳縣任上「聽斷敏決，公庭鮮事」，遂整日「與士大夫談說詩文，以風雅自命」。可見極其能幹，游刃有餘。但他是真個風雅，天性耐不得官場俗務，終於辭職。後來幾度起官，也都以謝病歸告終。
在明末文壇上，中郎和他的兩位兄弟是開一代新風的人物。他們的風格，用他評其弟小修詩的話說，便是「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其實，這話不但說出了中郎的文學主張，也說出了他的人生態度。他要依照自己的真性情生活，活出自己的本色來。他的瀟灑絕非表面風流，而是他的內在性靈的自然流露。性者個性，靈者靈氣，他實在是個極有個性極有靈氣的人。
二
每個人一生中，都曾經有過一個依照真性情生活的時代，那便是童年。孩子是天真爛漫，不肯拘束自己的。他活著整個兒就是在享受生命，世俗的利害和規矩暫時還都不在他眼裡。隨著年齡增長，染世漸深，俗慮和束縛愈來愈多，原本純真的孩子才被改造成了俗物。
那麼，能否逃脫這個命運呢？很難，因為人的天性是脆弱的，環境的力量是巨大的。隨著童年的消逝，倘若沒有一種成年人的智慧及時來補救，幾乎不可避免地會失掉童心。所謂大人先生者不失赤子之心，正說明智慧是童心的守護神。凡童心不滅的人，必定對人生有著相當的徹悟。
所謂徹悟，就是要把生死的道理想明白。名利場上那班人不但沒有想明白，只怕連想也不肯想。袁中郎責問得好：「天下皆知生死，然未有一人信生之必死者……趨名騖利，唯曰不足，頭白面焦，如慮銅鐵之不堅，信有死者，當如是耶？」名利的追求是無止境的，官做大了還想更大，錢賺多了還想更多。「未得則前塗為究竟，塗之前又有塗焉，可終究歟？……故終身馳逐而已矣。」在這終身的馳逐中，不再有工夫做自己真正感興趣的事，接著連屬於自己的真興趣也沒有了，那顆以享受生命為最大快樂的童心就這樣丟失得無影無蹤了。
事情是明擺著的：一個人如果真正想明白了生之必死的道理，他就不會如此看重和孜孜追逐那些到頭來一場空的虛名浮利了。他會覺得，把有限的生命耗費在這些事情上，犧牲了對生命本身的享受，實在是很愚蠢的。人生有許多出於自然的享受，例如愛情、友誼、欣賞大自然、藝術創造等等，其快樂遠非虛名浮利可比，而享受它們也並不需要太多的物質條件。在明白了這些道理以後，他就會和世俗的競爭拉開距離，借此為保存他的真性情贏得了適當的空間。而一個人只要依照真性情生活，就自然會努力去享受生命本身的種種快樂。用中郎的話說，這叫做：「退得一步，即為穩實，多少受用。」
當然，一個人徹悟了生死的道理，也可能會走向消極悲觀。不過，如果他是一個熱愛生命的人，這一前途即可避免。他反而會獲得一種認識：生命的密度要比生命的長度更值得追求。從終極的眼光看，壽命是無稽的，無論長壽短壽，死後都歸於虛無。不止如此，即使用活著時的眼光作比較，壽命也無甚意義。中郎說：「試令一老人與少年並立，問彼少年，爾所少之壽何在，覓之不得。問彼老人，爾所多之壽何在，覓之亦不得。少者本無，多者亦歸於無，其無正等。」無論活多活少，誰都活在此刻，此刻之前的時間已經永遠消逝，沒有人能把它們抓在手中。所以，與其貪圖活得長久，不如爭取活得痛快。中郎引惠開的話說：「人生不得行胸臆，縱年百歲猶為夭。」就是這個意思。
三
我們或許可以把袁中郎稱作享樂主義者，不過他所提倡的樂，乃是合乎生命之自然的樂趣，體現生命之質量和濃度的快樂。在他看來，為了這樣的享樂，付出什麼代價也是值得的，甚至這代價也成了一種快樂。
有兩段話，極能顯出他的個性的光彩。
在一處他說：「世人所難得者唯趣」，尤其是得之自然的趣。他舉出童子的無往而非趣，山林之人的自在度日，愚不肖的率心而行，作為這種趣的例子。然後寫道：「自以為絕望於世，故舉世非笑之不顧也，此又一趣也。」憑真性情生活是趣，因此遭到全世界的反對又是趣，從這趣中更見出了怎樣真的性情！
另一處談到人生真樂有五，原文太精彩，不忍割愛，照抄如下：
「目極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之鮮，口極世間之譚，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後度曲，賓客滿席，男女交舄，燭氣熏天，珠翠委地，皓魄入帳，花影流衣，二快活也。篋中藏萬卷書，書皆珍異。宅畔置一館，館中約真正同心友十餘人，人中立一識見極高，如司馬遷、羅貫中、關漢卿者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書，遠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買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數人，游閒數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將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資田產蕩盡矣。然後一身狼狽，朝不謀夕，托缽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盤，往來鄉親，恬不知恥，五快活也。」
前四種快活，氣像已屬不凡，誰知他筆鋒一轉，說享盡人生快樂以後，一敗塗地，淪為乞丐，又是一種快活！中郎文中多這類飛來之筆，出其不意，又順理成章。世人常把善終視作幸福的標誌，其實經不起推敲。若從人生終結看，善不善終都是死，都無幸福可言。若從人生過程看，一個人只要痛快淋漓地生活過，不管善不善終，都稱得上幸福了。對於一個洋溢著生命熱情的人來說，幸福就在於最大限度地窮盡人生的各種可能性，其中也包括困境和逆境。極而言之，樂極生悲不足悲，最可悲的是從來不曾樂過，一輩子穩穩當當，也平平淡淡，那才是白活了一場。
中郎自己是個充滿生命熱情的人，他做什麼事都興致勃勃，好像不要命似的。愛山水，便說落雁峰「可值百死」。愛朋友，便歎「以友為性命」。他知道「世上希有事，未有不以死得者」，值得要死要活一番。讀書讀到會心處，便「燈影下讀復叫，叫復讀，僮僕睡者皆驚起」，真是忘乎所以。他愛女人，坦陳有「青娥之癖」。他甚至發起懶來也上癮，名之「懶癖」。
關於癖，他說過一句極中肯的話：「余觀世上語言無味面目可憎之人，皆無癖之人耳。若真有所癖，將沉湎酣溺，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錢奴宦賈之事。」有癖之人，哪怕有的是怪癖惡癖，終歸還保留著一種自己的真興趣真熱情，比起那班名利俗物來更是一個活人。當然，所謂癖是真正著迷，全心全意，死活不顧。譬如巴爾扎克小說裡的於洛男爵，愛女色愛到財產名譽地位性命都可以不要，到頭來窮困潦倒，卻依然心滿意足，這才配稱好色，那些只揩油不肯作半點犧牲的偷香竊玉之輩是不夠格的。
四
一面徹悟人生的實質，一面滿懷生命的熱情，兩者的結合形成了袁中郎的人生觀。他自己把這種人生觀與儒家的諧世、道家的玩世、佛家的出世並列為四，稱作適世。若加比較，儒家是完全入世，佛家是完全出世，中郎的適世似與道家的玩世相接近，都在入世出世之間。區別在於，玩世是入世者的出世法，懷著生命的憂患意識逍遙世外，適世是出世者的入世法，懷著大化的超脫心境享受人生。用中郎自己的話說，他是想學「凡間仙，世中佛，無律度的孔子」。
明末知識分子學佛參禪成風，中郎是不以為然的。他「自知魔重」，「出則為湖魔，入則為詩魔，遇佳友則為談魔」，捨不得人生如許樂趣，絕不肯出世。況且人只要生命猶存，真正出世是不可能的。佛祖和達摩捨太子位出家，中郎認為是沒有參透生死之理的表現。他批評道：「當時便在家何妨，何必掉頭不顧，為此偏枯不可訓之事？似亦不圓之甚矣。」人活世上，如空中鳥跡，去留兩可，無須拘泥區區行藏的所在。若說出家是為了離生死，你總還帶著這個血肉之軀，仍是跳不出生死之網。若說已經看破生死，那就不必出家，在網中即可作自由跳躍。死是每種人生哲學不可迴避的根本問題。中郎認為，儒道釋三家，至少就其門徒的行為看，對死都不甚了悟。儒生「以立言為不死，是故著書垂訓」，道士「以留形為不死，是故鍛金煉氣」，釋子「以寂滅為不死，是故耽心禪觀」，他們都企求某種方式的不死。而事實上，「茫茫眾生，誰不有死，墮地之時，死案已立。」不死是不可能的。
那麼，依中郎之見，如何才算了悟生死呢？說來也簡單，就是要正視生之必死的事實，放下不死的幻想。他比較讚賞孔子的話：「朝聞道，夕死可矣。」一個人只要明白了人生的道理，好好地活過一場，也就死而無憾了。既然死是必然的，何時死，緣何死，便完全不必在意。他曾患嘔血之病，擔心必死，便給自己講了這麼一個故事：有人在家裡藏一筆錢，怕賊偷走，整日提心吊膽，頻頻查看。有一天攜帶著遠行，回來發現，錢已不知丟失在途中何處了。自己總擔心死於嘔血，而其實遲早要生個什麼病死去，豈不和此人一樣可笑？這麼一想，就寬心了。
總之，依照自己的真性情痛快地活，又抱著宿命的態度坦然地死，這大約便是中郎的生死觀。
未免太簡單了一些！然而，還能怎麼樣呢？我自己不是一直試圖對死進行深入思考，而結論也僅是除了平靜接受，別無更好的法子？許多文人，對於人生問題作過無窮的探討，研究過各種複雜的理論，在兜了偌大圈子以後，往往回到一些十分平易質實的道理上。對於這些道理，許多文化不高的村民野夫早已瞭然於胸。不過，倘真能這樣，也許就對了。羅近溪說：「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中郎贊「此語抉聖學之髓」，實不為過譽。我們都是有生有死的常人，倘若我們肯安心做這樣的常人，順乎天性之自然，坦然於生死，我們也就算得上是聖人了。只怕這個境界並不容易達到呢。
五
在中國文壇上，載道文學一向佔據著正統的地位，表現人性和自我的作品卻遭到排斥與冷落。像袁中郎這樣富有個性色彩的可愛的作家，他的作品竟被清朝統治者埋沒了將近三百年之久。直到半個世紀前，林語堂、周作人一幫文人，由於性情相近，彷彿是重新發現了他。我現在讀到的集子，便是他們當初推出的。有趣的是，林語堂等似乎在較小的規模上重複了同樣的命運。他們自己那些崇尚性靈的小品也在中國大陸禁絕多時，直到近些年才開放並且相當地熱門了起來。當今的所謂散文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們的作品點燃的。這使我想到，那種追隨和註解時代精神的載道文學其實只能得勢一時，唯有真正切近人生的好作品才有耐久的生命力，因為時代在變化，而人終歸是人。我無意重提人性和文學本質的爭論，依我看，這種爭論是無聊的，在一種自由的寫作和閱讀氛圍中根本不會存在；只想作為一個讀者表達讀了好作品的愉快心情。掩卷之時，我默默感謝使我度過了如許愉快時光的袁中郎先生以及把他推薦給我的林語堂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