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奧伊肯（RudolfEucken，1846-1926）是一位活躍於前一個世紀之交的德國哲學家，生命哲學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在《生活的意義與價值》（1908）這本小冊子裡，他對自己所建立的精神生活的哲學做了通俗扼要的解說。早在1920年，這本書已有上海中華書局印行的余家菊的譯本。現在，上海譯文出版社又出版了萬以的譯本。奧伊肯的文風雖不艱澀卻略嫌枯燥，讀時不由得奇怪他何以能夠獲得1908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從他和柏格森的獲獎，倒是可以遙想當年生命哲學的風行。今日又臨世紀之交，生命哲學早已偃旗息鼓，但我覺得奧伊肯對精神生活問題的思考並沒有過時。
奧伊肯和尼采是同時代人，他比尼采晚出生兩年，一度還同在巴塞爾大學任教，不過他比尼采多活了許多年。他們所面對的和所想救治的是相同的時代疾患，即在基督教信仰崩潰和物質主義盛行背景下的生活意義的喪失。他們也都試圖通過高揚人的精神性的內在生命力，來為人類尋找一條擺脫困境的出路。他們的區別也許在於對這種內在生命力的根源的哲學解釋，尼采歸結為權力意志，奧伊肯則訴諸某種宇宙生命，對於傳統形而上學的叛離有著程度上的不同。
處在自己的時代，奧伊肯最感憂慮的是物質成果與心靈要求之間的尖銳矛盾。他指出，人們過分專一地投身於勞作，其結果會使我們贏得了世界卻失去了心靈。「現實主義文化」一方面只關心生活的外部狀態，忽視內心生活，另一方面又把人封閉在狹隘的世俗範圍內，與廣闊的宇宙生活相隔絕，從而使現代人陷入了「社會生存情緒激奮而精神貧乏的瘋狂漩渦」。然而，奧伊肯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他既不像叔本華那樣得出了厭世的結論，也不像尼采那樣把希望寄托在虛無縹緲的「超人」身上。他預言解決的希望就在現代人身上，其根據是：在精神的問題上，任何否定和不滿的背後都有著一種肯定和追求。「人的缺陷感本身豈不正是人的偉大的一個證明？」我們普遍對生活意義之缺失感到困惑和不安，這個事實恰好證明了在我們的本性深處有一種尋求意義的內在衝動。既然一切可能的外部生活都不能令我們滿足，那就必定是由於我們的生活具有從直接環境所無法達到的深度。因此，現代人的不安超出了以往時代，反倒表明了現代人對精神生活有著更高的要求。
二
奧伊肯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為現代人找回失落的生活意義？他的解決方法並非直接告訴我們這一意義在何處，而是追問我們為何會感到失落。我們比任何時代的人都更加繁忙，也享受著比任何時代更加豐裕的物質，卻仍然感到失落，那就證明我們身上有著一種東西，它獨立於我們的身體及其外在的活動，是它在尋求、體驗和評價生活的意義，也是它在感到失落或者充實。這個東西就是我們內在的精神生命，也就是通常所說的靈魂。
在我們身上存在著一種內在的獨立的精神生命，這是奧伊肯得出的最重要的結論，他對生活意義問題的全部解決都建立在這個論點的基礎之上。既然這種內在的精神生命是獨立於我們的外在生活的，不能用我們的外在生活來解釋它，那麼，它就必定別有來源。奧伊肯的解釋是，它來自宇宙的精神生命，是宇宙生命在人身上的顯現。所以，它既是內在的，是「我們真正的自我」，「我們生活最內在的本質」，又是超越的，是「普遍的超自然的生命」。因此，我們內在的精神生活是人和世界相統一的基礎，是人性和世界本質的同時實現。
我們當然可以責備奧伊肯在這裡犯了邏輯跳躍的錯誤，從自身的某種精神渴望推斷出了一種宇宙精神實體的存在。但是，我寧可把這看做他對一種信念的表述，而對於一個推崇精神生活的價值的人來說，這種信念似乎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我們甘心承認人只是茫茫宇宙間的偶然產物，我們所追求的一切精神價值也只是水中月，鏡中花，是沒有根基的空中樓閣，轉瞬即逝的曇花一現，那麼，我們的精神追求便只能是虛幻而徒勞的了。尼采和加繆也許會說，這種悲劇性的徒勞正體現了人的偉大。但是，即使一位孤軍奮戰的悲劇英雄，他也需要在想像中相信自己是在為某種整體而戰。凡精神性的追求，必隱含著一種超越的信念，也就是說，必假定了某種絕對價值的存在。而所謂絕對價值，既然是超越於一切浮世表象的，其根據就只能是不隨現象界生滅的某種永存的精神實在。現代的西緒弗斯可以不相信柏拉圖的理念、基督教的上帝或者奧伊肯的宇宙生命，然而，只要他相信自己推巨石上山的苦役具有一種精神意義，藉此而忍受了巨石重新滾下山的世俗結果，則他就已經是在向他心中的上帝祈禱了。無論哪位反對形而上學的現代哲學家，只要他仍然肯定精神生活的獨立價值，他就不可能徹底告別形而上學。
三
奧伊肯對於基督教的現狀並不滿意，但他高度讚揚廣義的宗教對於人類的教化作用。他認為，正是宗教向我們啟示了一個獨立的內心世界，堅持了動機純潔性本身的絕對價值，給生活注入了一種高尚的嚴肅性，給了心靈一種真正的精神歷史。在奧伊肯看來，宗教本身的重要性是超出一切宗教的差異的，其實質是「承認一種獨立的精神力量存在於內心中，推動這種精神性發展的動力歸根結底來自大全，並分有了大全的永恆活力」。
事實上，不但宗教，而且人類精神活動的一切領域，包括道德、藝術、科學，只要它們確實是一種精神性的活動，就都是以承認作為整體的精神生活的存在為前提的，並且是這個整體的某種體現。如果沒有這個整體在背後支持，作為它們的源泉和根據，它們就會喪失其精神內容，淪為世俗利益的工具。在此意義上，一種廣義的宗教精神乃是人類一切精神活動的基本背景。也就是說，凡是把宗教、道德、藝術、科學真正當作精神事業和人生使命的人，必定對於精神生活的獨立價值懷有堅定的信念。在精神生活的層次上，不存在學科的劃分，真、善、美原是一體，一切努力都體現了同一種永恆的追求。
也正是從這種廣義的宗教精神出發，我們就不會覺得自己的任何精神努力是徒勞的了。誠然，在現實世界中，我們的精神目標的實現始終是極其有限的。但是，由於我們對作為整體的精神生活懷有信念，我們就有了更廣闊的參照系。我們身處的世界並不是整個實在，而只是它的一個部分，因此，在衡量一種精神努力的價值時，主要的標準不是眼前的效果，而是與整個實在的關係。正如奧伊肯所說的：「倘若我們整個塵世的存在只是一個更大的序列的一個片斷，那麼指望它會澄清一切疑團便很不智，而且仍然會有許多在我們看來毫無意義的可能性，在更廣大的範圍內卻能夠得到理解。」我們當然永遠不可能證明所謂大全的精神性質，但我們必須相信它，必須相信世上仍有神聖存在，這種信念將使我們的人生具有意義。而且我相信，倘若懷有這個信念的人多了，人性必能進步，世風必能改善。如果產生了這樣的結果，信念的作用便實現了，至於茫茫宇宙中究竟有沒有一個精神性的大全，又有什麼要緊呢？
四
精神生活既是個人的最內在的本質，又是宇宙生命的顯現，那麼，我們每個人是否就自然而然地擁有了精神生活呢？奧伊肯對此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他指出，精神生活並不是一種自然延續的進化，或一種可以遺傳的本能，也不是一種能夠從日常經驗的活動中獲得的東西。毋寧說，正因為它極其內在而深刻，我們就必須去喚醒它。人類精神追求的漫長歷史乃是宇宙生命顯現的軌跡，然而，對於每一個個體來說，它一開始是外在的。「從精神上考慮，過去的收穫及其對現在的貢獻無非是些可能性，它們的實現有待於我們自己的決定和首創精神。」每一個個體必須窮其畢生的努力，才能「重新佔有」精神生活，從而獲得一種精神個性。奧伊肯的結論是：「精神的實現決不是我們的自然稟賦；我們必須去贏得它，而它允許被我們贏得。」
在我看來，這些論述乃是奧伊肯的這本小冊子裡的最精彩段落。在一個信仰失落和心靈不安的時代，他沒有向世人推銷一種救世良策，而是鼓勵人們自救。的確，就最深層的精神生活而言，時代的區別並不重要。無論在什麼時代，每一個個體都必須並且能夠獨自面對他自己的上帝，靠自己獲得他的精神個性。對於他來說，重新佔有精神生活的過程也就是賦予生活以意義的過程。於是，生活的意義和價值何在這一問題的答案便有了著落。
奧伊肯把每一代人對精神生活的實現稱做一場「革命」，並且呼籲現代人也進行自己的這場革命。事實上，無論個人，還是某一代人，是否贏得自己的精神生活，確實會使他們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裡。一個贏得了精神生活的人，他雖然也生活在「即刻的現在」，但他同時還擁有「永恆的現在」，即那個「包含一切時代、包含人類一切有永恆價值的成就在內的現在」，他的生活與人類精神生活歷史乃至宇宙生命有著內在的聯繫，他因此而有了一種高屋建瓴的立場，一種恆久的生活準則。相反，那些僅僅生活在「即刻的現在」的人就只能隨波逐流，得過且過，盲目地度過自己的一生。
在實際生活中，有無精神生活之巨大差別會到處顯現出來，我從奧伊肯的書中再舉一例。人們常說，挫折和不幸能夠提高人的精神。然而，奧伊肯指出，挫折和不幸本身並不具有這種優點。實際的情形是，許多缺乏內在的精神活力的人被挫折和不幸擊倒了。惟有在已經擁有精神活力的人身上，苦難才能進一步激發此種活力，從而帶來精神上的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