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曾經是一個離我們多麼遙遠的詞，無人能夠預想到，它竟落在了二十一世紀的我們頭上。在經歷了SARS的災難以後，現在來讀《鼠疫》，我們會有異乎尋常的感受。
加繆的這部名作描寫了一場鼠疫的全過程，時間是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地點是阿爾及利亞的奧蘭市。事實上，那個時間那個地點並沒有發生鼠疫，所以加繆描寫的是一場虛構的鼠疫。一般認為，這是一部寓言性小說，鼠疫控制下的奧蘭是喻指法西斯佔領下的法國。然而，加繆對瘟疫的描寫具有如此驚人的準確性，以至於我們禁不住要把它當作一種紀實來讀。一開始是鼠疫的先兆，屋子裡和街上不斷發現死老鼠，第一個人死於怪病，接著是第二個、第三個，逐日增多。某一位醫生終於鼓起勇氣說出「鼠疫」這個詞，其他人亦心存疑慮，但不敢承認。疫情迅速蔓延，成為無可否認的事實，市府怕驚動輿論，封鎖消息。終於到了封鎖不住的地步，於是公佈疫情，採取措施，消毒，監控，隔離，直至封城。因為害怕傳染，人人口含據說能防病的薄荷藥糖，乘公交車時背靠背，懷著戒心疏遠自己的鄰居，對身體的微小不適疑神疑鬼。人們的心態由僥倖轉為恐慌，又由恐慌轉為漸漸適應，鼠疫本身終於成了一種生活方式。全市如同放長假一樣，日常工作停止，人們惟一可做的事情是收聽和談論政府公佈的統計數字，祈求自己平安度過難關，等待瘟疫出現平息的跡象。商人乘機牟利，咖啡館貼出「酒能殺菌」的廣告招徠顧客，投機商高價出售短缺的物品，出版商大量印售占星術史料中的或臨時杜撰的有關瘟疫的各種預言……凡此種種現象，我們現在讀到都不覺得陌生了，至少可以憑自身的經驗加以想像了。
然而，如果認為《鼠疫》所提供的僅是這些令我們感到半是親切半是尷尬的疫期生活細節，就未免太停留在了它的表面。我們不該忘記，對於加繆來說，鼠疫的確只是一個象徵。在最廣泛的意義上，鼠疫象徵的是任何一種大規模的禍害，其受害者是所及地區、民族、國家的所有人乃至全人類，瘟疫、災荒、戰爭、專制主義、恐怖主義等等都可算在內。問題是當這類禍害降臨的時候，我們怎麼辦？加繆通過他筆下主人公們的行為向我們說明，惟一的選擇是站在受害者一邊與禍害作鬥爭。一邊是鼠疫，另一邊是受害者，陣線截然分明，沒有人可以做一個旁觀者。醫生逃離崗位，病患拒絕隔離，都意味著站到了鼠疫一邊。這個道理就像二加二等於四一樣簡單。在這個時候，需要的只是一種最單純的責任感，因而也是一種最基本的正義感。災難是沒有戲劇性可言的，所以加繆唾棄面對災難的一切浪漫主義姿態。本書主角里厄醫生之所以奮不顧身地救治病人，置個人安危於度外，與任何宗教信念、神聖使命、英雄壯舉都無關，而只是因為他作為一個醫生不能容忍疾病和死亡。在法西斯佔領期間，從來對政治不感興趣的加繆成了抵抗運動的幹將。戰後，記者問他為什麼要參加抵抗運動，他的回答同樣簡單：「因為我不能站在集中營一邊。」
面對共同禍害時所做選擇的理由是簡單的，但人性經受的考驗卻並不簡單。這是一個令加繆煩惱的問題，它構成了《鼠疫》的更深一層內涵。從封城那一天起，奧蘭的市民們實際上開始過一種流放生活了，不過這是流放在自己的家中。在那些封城前有親人外出的人身上，這種流放感更為強烈，他們失去了與親人團聚的自由。在瘟神籠罩下，所有留在城裡的人只有集體的遭遇，個人的命運不復存在。共同的厄運如此強大，以至於個人的愛情、思念、痛苦都已經顯得微不足道，人們被迫像沒有個人情感那樣地行事。久而久之，一切個性的東西都失去了語言，人們不復有屬於自己的記憶和希望，只活在當前的現實之中。譬如說，那些與親人別離的人開始用對待疫情統計數字的態度來對待自己的境況了，別離的痛苦已經消解在公共的不幸之中。這就是說，人們習慣了瘟疫的境況。加繆認為，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習慣於絕望的處境是比絕望的處境本身更大的不幸。不過，只要身處禍害之中，我們也許找不到辦法來擺脫這種不幸。與任何共同禍害的鬥爭都具有戰爭的性質，犧牲個性是其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在小說的結尾，鼠疫如同它來臨時一樣突然地結束了。當然，倖存者們為此歡欣鼓舞，他們慶幸噩夢終於消逝，被鼠疫中斷了的生活又可以繼續下去了。也就是說，他們又可以每天辛勤工作，然後把業餘時間浪費在賭牌、泡咖啡館和閒聊上了。這是現代人的標準生活方式。可是，生活應該是這樣的嗎？人們經歷了鼠疫卻沒有任何變化嗎？加繆借小說中一個人物之口向我們提出了這個問題，並且說了一句發人深省的話：「但鼠疫是怎麼一回事呢？也不過就是生活罷了。」如果我們不把鼠疫僅僅看做一場噩夢和一個例外，而是看做反映了生活的本質的一種經歷，也許就會獲得某些重要的啟示。我們也許會認識到，在人類生活中，禍害始終以各種形式存在著，為了不讓它們蔓延開來，我們必須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在一定意義上，這不也正是這次SARS之災給予我們的教訓嗎？真正可悲的不是SARS，而是在SARS之後我們的生活一切照舊。
2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