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郭沫若接連失去了兩個兒子，其中之一的世英是我的好友。世英死後不久，我從北大畢業，被分配到洞庭湖區的一個軍隊農場勞動。農場的生活十分單調，洞庭湖的汪洋把我們與外界隔絕，每天無非是挖渠、種田和聽軍隊幹部訓話，加上我始終沉浸在世英之死的哀痛中，心情是很壓抑的。在那一年半里，與郭家的通信成了我的最大安慰。
有一回，我給建英寄了一些我在農場寫的詩，其中一首由李白詩句點化而來。詩寫得並
不好，我當時的詩大多強作豪邁，意在使自己振作。但是，建英回信轉述了郭老的鼓勵，誇我很有詩才，並說郭老又寫給他一首李白的詩：「鏟卻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問我一個問題：君山那樣的好，為什麼要鏟卻它呢？我的回答是：就像「槌碎黃鶴樓」、「倒卻鸚鵡洲」一樣，「鏟卻君山」也是李白的豪言，未必要有什麼目的。建英在下一封信中揭破謎底：剷平君山是為了造田種稻米，把米做成酒，就「醉殺洞庭秋」了。
後來我收到於立群寄給我的《李白與杜甫》一書，才知道郭老當時正在研究李白。在這部書中，郭老不指名地把我對上述謎語的解答和他的反駁也寫了進去。同一書中還第一次發表了他寫的一首詞，正是他曾經抄錄給我的《水調歌頭·游採石磯》。離京前夕，我到他家告別，他拿出這幅大約四開大的墨跡，為我誦讀了一遍，蓋章後送給了我。「借問李夫子：願否與同舟？」我很喜歡這個意境。可惜的是，於立群顧忌到我所要去的軍隊農場的政治環境，建議我不要帶去，我便把這幅字留在郭家了。
《李白與杜甫》初版於一九七一年，我不知道郭老是從何時開始構思這部書的，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該書的大部分寫作及完稿是在他連喪二子的一九六八年之後。可以想見，當時他的心境是多麼低郁，這種心境在他給我的信裡也有曲折的表達。他在一封信中寫道：「非常羨慕你，你現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為了一個一輩子言行不一致的人。」接著提到了世英：「我讓他從農場回來，就像把一棵嫩苗從土壤中拔起了的一樣，結果是什麼滋味，我深深領略到了。你是瞭解的。」世英原是北大學生，因「思想問題」而被安排到一所農場勞動，兩年後轉學到北京農業大學，「文革」中被那裡的造反派迫害致死。在另一封信中，因為我曾歎息自己雖然出胎生骨的時間不長，脫胎換骨卻難乎其難，郭老如此寫道：「用你的話來說，我是『出胎生骨的時間』太長了，因而要脫胎換骨近乎不可能了。在我，實在是遺憾。」這些因「文革」遭際而悔己一生之路的悲言是異常真實的，我從中讀出了郭老對當時中國政治的無奈和絕望。他在這樣的心境下研究李白，很可能也是感情上的一種寄托。他褒揚李白性格中天真脫俗的一面，批評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後落腳在對李白臨終那年寫的《下途歸石門舊居》一詩的詮釋上。他對這首向來不受重視的詩評價極高，視之為李白的覺醒之作和一生的總結，說它表明「李白從農民的腳踏實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從而向「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整個市儈社會」「訣別」了。姑且不論這種解釋是否牽強，或者說，正因為有些牽強，我們豈不更可以把它看做是作者自己的一種覺醒和總結？聯繫到他給我的信中的話，我能體會出其中隱含著的憤懣：政治如此黑暗，善良的人的惟一正路是遠離政治，做一個地道的農民。也正是在同一意義上，我理解了他寫給我的這句「豪言壯語」：「希望你在真正的道路上，全心全意地邁步前進。在泥巴中扎根越深越好，越久越好。扎穿地球扎到老！」
如果不算若干短小的詩詞，《李白與杜甫》的確是郭老的封筆之作。不管人們對這部書的揚李抑杜立場有何不同意見，重讀這部書，我仍由衷地欽佩郭老以八十之高齡，在連遭喪子慘禍之後，還能夠把一部歷史著作寫得這樣文情並茂，充滿活力。近些年來，對於郭沫若其人其學的非議時有耳聞，我不否認作為一個真實的人，他必有其弱點和失誤，但我同時相信，凡是把郭沫若僅僅當作一個政治性人物加以評判的論者，自己便是站到了一種狹隘的政治性立場上，他們手中的那把小尺子是完全無法衡量中國現代文化史上這位廣有建樹的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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