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八六二年秋天的一個夜晚，托爾斯泰幾乎通宵失眠，心裡只想著一件事：明天他就要向索菲亞求婚了。他非常愛這個比他小十六歲、年方十八的姑娘，覺得即將來臨的幸福簡直難以置信，因此興奮得睡不著覺了。
求婚很順利。可是，就在求婚被接受的當天，他想到的是：「我不能為自己一個人寫日記了。我覺得，我相信，不久我就不再會有屬於一個人的秘密，而是屬於兩個人的，她將看我寫的一切。」
當他在日記裡寫下這段話時，他顯然不是為有人將分享他的秘密而感到甜蜜，而是為他不再能獨享僅僅屬於他一個人的秘密而感到深深的不安。這種不安在九個月後完全得到了證實，清晰成了一種強烈的痛苦和悔恨：「我自己喜歡並且瞭解的我，那個有時整個地顯身、叫我高興也叫我害怕的我，如今在哪裡？我成了一個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人。自從我娶了我所愛的女人以來，我就是這樣一個人。這個簿子裡寫的幾乎全是謊言——虛偽。一想到她此刻就在我身後看我寫東西，就減少了、破壞了我的真實性。」
托爾斯泰並非不願對他所愛的人講真話。但是，面對他人的真實是一回事，面對自己的真實是另一回事，前者不能代替後者。作為一個珍惜內心生活的人，他從小就養成了寫日記的習慣。如果我們不把記事本、備忘錄之類和日記混為一談的話，就應該承認，日記是最純粹的私人寫作，是個人精神生活的隱秘領域。在日記中，一個人只面對自己的靈魂，只和自己的上帝說話。這的確是一個神聖的約會，是決不容許有他人在場的。如果寫日記時知道所寫的內容將被另一個人看到，那麼，這個讀者的無形在場便不可避免地會改變寫作者的心態，使他有意無意地用這個讀者的眼光來審視自己寫下的東西。結果，日記不再成其為日記，與上帝的密談蛻變為向他人的傾訴和表白，社會關係無恥地佔領了個人的最後一個精神密室。當一個人在任何時間內，包括在寫日記時，面對的始終是他人，不復能夠面對自己的靈魂時，不管他在家庭、社會和一切人際關係中是一個多麼誠實的人，他仍然失去了最根本的真實，即面對自己的真實。
因此，無法只為自己寫日記，這一境況成了托爾斯泰婚後生活中的一個持久的病痛。三十四年後，他還在日記中無比沉痛地寫道：「我過去不為別人寫日記時有過的那種宗教感情，現在都沒有了。一想到有人看過我的日記而且今後還會有人看，那種感情就被破壞了。而那種感情是寶貴的，在生活中幫助過我。」這裡的「宗教感情」是指一種僅僅屬於每個人自己的精神生活，因為正像他在生命最後一年給索菲亞的一封信上所說的：「每個人的精神生活是這個人與上帝之間的秘密，別人不該對它有任何要求。」在世間一切秘密中，惟此種秘密最為神聖，別種秘密的被揭露往往提供事情的真相，而此種秘密的受侵犯卻會扼殺靈魂的真實。
可是，托爾斯泰仍然堅持寫日記，直到生命的最後日子，而且在我看來，他在日記中仍然是非常真實的，比我所讀到過的任何作家日記都真實。他把他不能真實地寫日記的苦惱毫不隱諱地訴諸筆端，也正證明了他的真實。真實是他的靈魂的本色，沒有任何力量能使他放棄，他自己也不能。
二
似乎也是出於對真實的熱愛，薩特卻反對一切秘密。他非常自豪他面對任何人都沒有秘密，包括托爾斯泰所異常珍視的個人靈魂的秘密。他的口號是用透明性取代秘密。在他看來，寫作的使命便是破除秘密，每個作家都完整地談論自己，如此締造一個一切人對一切人都沒有秘密的完全透明的理想社會。
我不懷疑薩特對透明性的追求是真誠的，並且出於一種高尚的動機。但是，它顯然是烏托邦。如果不是，就更可怕，因為其惟一可能的實現方式是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即一種禁止個人秘密的恐怖的透明性。不過，這是題外話。對於我們來說，重要的是：寫作的真實存在於透明性之中嗎？
當然，寫作總是要對人有所談論。在此意義上，薩特否認有為自己寫作這種事。他斷言：「一旦你開始寫作，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你已經介入了。」可是，問題在於，在「介入」之前，作家所要談論的問題已經存在了，它並不是在作家開口向人談論的時候才突然冒出來的。一個真正的作家必有一個或者至多幾個真正屬於他的問題，這些問題往往伴隨他的一生，它們的醞釀和形成恰好是他的靈魂的秘密。他的作品並非要破除這個秘密，而只是從這個秘密中生長出來的看得見的作物罷了。就寫作是一個精神事件，作品是一種精神產品而言，有沒有真正屬於自己靈魂的問題和秘密便是寫作的真實的一個基本前提。這樣的問題和秘密會引導寫作者探索存在的未經勘察的領域，發現一個別人尚未發現的僅僅屬於他的世界，他作為一個作家的存在理由和價值就在於此。沒有這樣的問題和秘密的人誠然也可以寫點什麼，甚至寫很多的東西，然而，在最好的情況下，他們只是在傳授知識，發表意見，報告新聞，編講故事，因而不過是教師、演說家、記者、故事能手罷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加繆出於對法西斯的義憤加入了法國抵抗運動。戰後，在回顧這一經歷時，他指責德國人說：「你們強迫我進入了歷史，使我五年中不能享受鳥兒的歌鳴。可是，歷史有一種意義嗎？」針對這一說法，薩特批評道：「問題不在於是否願意進入歷史和歷史是否有意義，而在於我們已經身在歷史中，應當給它一種我們認為最好的意義。」他顯然沒有弄懂加繆苦惱的真正緣由：對於真正屬於自己靈魂的問題的思考被外部的歷史事件打斷了。他太多地生活在外部的歷史中，因而很難理解一個沉湎於內心生活的人的特殊心情。
我相信薩特是不為自己寫日記的，他的日記必定可以公開，至少可以向波伏瓦公開，因此他完全不會有托爾斯泰式的苦惱。我沒有理由據此斷定他不是一個好作家。不過，他的文學作品，包括小說和戲劇，無不散發著濃烈的演講氣息，而這不能不說與他主張並努力實行的透明性有關。昆德拉在談到薩特的《噁心》時挖苦說，這部小說是存在主義哲學穿上了小說的可笑服裝，就好像一個教師為了給打瞌睡的學生開心，決定用小說的形式上一課。的確，我們無法否認薩特是一個出色的教師。
三
對於我們今天的作家來說，托爾斯泰式的苦惱就更是一種陌生的東西了。一個活著時已被舉世公認的文學泰斗和思想巨人，卻把自己的私人日記看得如此重要，這個現象似乎只能解釋為一種個人癖好，並無重要性。據我推測，今天以寫作為生的大多數人是不寫日記的，至少是不寫靈魂密談意義上的私人日記的。有些人從前可能寫過，一旦成了作家，就不寫了。想要或預約要發表的東西尚且寫不完，哪裡還有工夫寫不發表的東西呢？
一位研究宗教的朋友曾經不勝感慨地向我訴苦：他忙於應付文債，幾乎沒有喘息的工夫，只在上廁所時才得到片刻的安寧。我笑笑說：可不，在這個忙碌的時代，我們只能在廁所裡接待上帝。上帝在廁所裡——這不是一句單純的玩笑，而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真實寫照，廁所是上帝在這個喧囂世界裡的最後避難所。這還算好的呢，多少人即使在廁所裡也無暇接待上帝，依然忙著塵世的種種事務，包括寫作！
是的，寫作成了我們在塵世的一樁事務。這樁事務又派生出了許多別的事務，於是我們忙於各種談話：與同行、編輯、出版商、節目主持人等等。其實，寫作也只是我們向公眾談話的一種方式而已。最後，我們乾脆拋開紙筆，直接在電視台以及各種會議上頻頻亮相和發表談話，並且仍然稱這為寫作。
曾經有一個時代，那時的作家、學者中出現了一批各具特色的人物，他們每個人都經歷了某種獨特的精神歷程，因而都是一個獨立的世界。在他們的一生中，對世界、人生、社會的觀點也許會發生重大的變化，不論這些變化的促因是什麼，都同時是他們靈魂深處的變化。我們盡可以對這些變化評頭論足，但我們不得不承認，由這些變化組成的他們的精神歷程在我們眼前無不呈現為一種獨特的精神景觀，閃耀著個性的光華。可是，今日的精英們卻只是在無休止地咀嚼從前的精英留下的東西，名之曰文化討論，並且人人都以能夠在這討論中插上幾句話而自豪。他們也在不斷改變著觀點，例如昨天鼓吹革命，今天謳歌保守，昨天崇洋，今天尊儒，但是這些變化與他們的靈魂無關，我們從中看不到精神歷程，只能看到時尚的投影。他們或隨波逐流，或標新立異，而標新立異也無非是隨波逐流的誇張形式罷了。把他們先後鼓吹過的觀點搜集到一起，我們只能得到一堆意見的碎片，用它們是怎麼也拼湊不出一個完整的個性的。
四
我把一個作家不為發表而從事的寫作稱為私人寫作，它包括日記、筆記、書信等等。這是一個比較寬泛的定義，哪怕在寫時知道甚至期待別人——例如愛侶或密友——讀到的日記也包括在內，因為它們起碼可以算是情書和書信。當然，我所說的私人寫作肯定不包括預謀要發表的日記、公開的情書、登在報刊上的致友人書之類，因為這些東西不符合我的定義。要言之，在進行私人寫作時，寫作者所面對的是自己或者某一個活生生的具體的個人，而不是抽像的讀者和公眾。因而，他此刻所具有的是一個生活、感受和思考著的普通人的心態，而不是一個專業作家的職業心態。
毫無疑問，最純粹、在我看來也最重要的私人寫作是日記。我甚至相信，一切真正的寫作都是從寫日記開始的，每一個好作家都有一個相當長久的純粹私人寫作的前史，這個前史決定了他後來之成為作家不是僅僅為了謀生，也不是為了出名，而是因為寫作乃是他的心靈的需要，至少是他的改不掉的積習。他向自己說了太久的話，因而很樂意有時候向別人說一說。
私人寫作的反面是公共寫作，即為發表而從事的寫作，這是就發表終究是一種公共行為而言的。對於一個作家來說，為發表的寫作當然是不可避免也無可非議的，而且這是他錘煉文體功夫的主要領域，傳達的必要促使他尋找貼切的表達，盡量把話說得準確生動。但是，他首先必須有話要說，這是非他說不出來的獨一無二的話，是發自他心靈深處的話，如此他才會懷著珍愛之心為它尋找最好的表達，生怕它受到歪曲和損害。這樣的話在向讀者說出來之前，他必定已經悄悄對自己說過無數遍了。一個忙於向公眾演講而無暇對自己說話的作家，說出的話也許漂亮動聽，但幾乎不可能是真切感人的。
托爾斯泰認為，寫作的職業化是文學墮落的主要原因。此話憤激中帶有灼見。寫作成為謀生手段，發表就變成了寫作的最直接的目的，寫作遂變為製作，於是文字垃圾氾濫。不被寫作的職業化敗壞是一件難事，然而仍是可能的，其防禦措施之一便是適當限制職業性寫作所佔據的比重，為自己保留一個純粹私人寫作的領域。私人寫作為作家提供了一個必要的空間，使他暫時擺脫職業，回到自我，得以與自己的靈魂會晤。他從私人寫作中得到的收穫必定會給他的職業性寫作也帶來好的影響，精神的潔癖將使他不屑於製作文字垃圾。我確實相信，一個堅持為自己寫日記的作家是不會高興去寫僅僅被市場所需要的東西的。
五
一九一○年的一個深秋之夜，離那個為求婚而幸福得睡不著覺的秋夜快半個世紀了，對於托爾斯泰來說，這是又一個不眠之夜。這天深夜，這位八十二歲的老翁悄悄起床，離家出走，十天後病死在一個名叫阿斯塔波沃的小車站上。
關於托爾斯泰晚年的出走，後人眾說紛紜。最常見的說法是，他試圖以此表明他與貴族生活——以及不肯放棄這種生活的托爾斯泰夫人——的決裂，走向已經為時過晚的自食其力的勞動生活。因此，他是為平等的理想而獻身的。然而，事實上，托爾斯泰出走的真正原因也就是四十八年前新婚燕爾時令他不安的那個原因：日記。
如果說不能為自己寫日記是托爾斯泰的一塊心病，那麼，不能看丈夫的日記就是索菲亞的一塊心病，夫婦之間圍繞日記展開了曠日持久的戰爭。到托爾斯泰晚年，這場戰爭達到了高潮。為了有一份只為自己寫的日記，托爾斯泰真是費盡了心思，傷透了腦筋。有一段時間，這個舉世聞名的大文豪竟然不得不把日記藏在靴筒裡，連他自己也覺得滑稽。可是，最後還是被索菲亞翻出來了。索菲亞又要求看他其餘的日記，他堅決不允，把他最後十年的日記都存進了一家銀行。索菲亞為此不斷地哭鬧，她想不通做妻子的為什麼不能看丈夫的日記，對此只能有一個解釋：那裡面一定寫了她的壞話。在她又一次哭鬧時，托爾斯泰喊了起來：
「我把我的一切都交了出來：財產，作品……只把日記留給了自己。如果你還要折磨我，我就出走，我就出走！」
說得多麼明白。這話可是索菲亞記在她自己的日記裡的，她不可能捏造對她不利的話。那個夜晚她又偷偷翻尋托爾斯泰的文件，終於促使托爾斯泰把出走的決心付諸行動。把圍繞日記的紛爭解釋為爭奪遺產繼承權的鬥爭，未免太勢利眼了。對於托爾斯泰來說，他死後日記落在誰手裡是一件相對次要的事情，他不屈不撓爭取的是為自己寫日記的權利。這位公共寫作領域的巨人同時也是一位為私人寫作的權利獻身的烈士。
19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