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默生說，「生活也包括人一整天內的所思所想。」如果是這樣，那麼我的生活就只是一截大腸，我不僅整天想著吃的，晚上做夢也夢到吃的。
可是我並不希望回美國去，去受雙份罪，去做單調無味的事情。不，我情願在歐洲做一個窮人。大家都知道，我真夠窮的，只剩下做人所必需的東西了。上個星期我還以為生活問題就要解決了，以為我就要能自己養活自己了。我湊巧碰到了另一個俄國人，他名叫謝爾蓋，住在敘雷訥，那兒住著一小群流亡者和潦倒的藝術家。俄國革命前謝爾蓋是沙皇禁衛軍中的一名上尉，他穿著襪子量身高足有六英尺三，喝起伏特加像牛飲水一樣。他父親是戰艦「波將金號」上的海軍將領之類的要人。
我同謝爾蓋相遇的情形有些古怪。那天快到中午了我還在「瘋狂的牧羊女」歌舞場一帶嗅來嗅去想找點兒東西吃，也就是在那條一頭裝著鐵門的窄小胡同後面。我正在舞台入口處閒蕩，希冀同某個女演員不期而遇，這時一部敞開的卡車在人行道上停住了。那個司機正是謝爾蓋，看到我兩手插在兜裡站著，他便問我願不願意幫他卸下車上的鐵桶。聽說我是美國人而且生活無著，他差一點高興得哭起來，看來他一直在到處尋找一個英語教師。我幫他把裝殺蟲劑的桶子滾進去，我盡情看著在舞台兩側到處奔跑的女演員。這件事在我心中留下怪誕的印象——空曠的房子、女演員像填裝著鋸未的洋娃娃似的在舞台兩廂橫衝直撞、一桶桶殺菌劑、戰艦「波將金號」——而最難忘的是謝爾蓋的溫文爾雅。他是一個大塊頭，十分溫柔，是一個十分地道的男子漢，卻又生了一副女人的柔腸。
在附近的咖啡館裡——「藝術家咖啡館」——他馬上提議為我安排住宿，說他要在走廊地板上鋪一張床墊。作為上課的酬勞，他說叫我每天免費吃一頓飯，一頓豐盛的俄國飯，如果由於什麼原因沒有吃上這頓飯他就給我五法郎。我覺得這主意很妙——妙極了。唯一的一個問題是，我每天如何從敘雷油趕到美國捷運公司去。
謝爾蓋堅持馬上就開始，他給我車費，叫我晚上到敘雷訥來。我帶著背包在吃晚飯前趕到了，目的是給謝爾蓋上一課。已經有些客人到場了，看來他們一貫是一起吃的，大夥兒湊錢。
飯桌旁一共是我們八個，還有三條狗。狗先吃，它們吃的是燕麥片，然後我們才開始。我們也吃燕麥片——作為一種提胃口的佐餐食品。謝爾蓋眨眨眼說，「在我們國家這是餵狗的。
在這裡卻是給紳士的，這樣行嗎？」吃完了燕麥片便上蘑菇湯和蔬菜，過後是鹹肉蛋卷、水果、紅葡萄酒、伏特加、咖啡和香煙。俄國飯還不錯，每個人說話時嘴裡都塞得滿滿的。飯快吃完時謝爾蓋的老婆——一個很懶的亞美尼亞婆娘———屁股坐在沙發上啃起夾心糖來，她把肥胖的手指伸進盒子裡去摸一塊，啃下一點點看裡面是否有果汁，然後就把它扔到地板上餵狗。
飯一吃完客人們便匆匆忙忙走了，他們倉皇逃走，彷彿怕瘟疫降臨。最後只剩下謝爾蓋、我和狗——他妻子已經在長沙發上睡著了。他滿不在乎地走來走去，替狗收集殘湯剩飯。他用英語說，「狗喜歡吃這些東西，餵狗好得很。那條小狗它有蟲子……它還大校」他彎腰仔細察看在狗兩隻爪子之間的地毯上爬著的一些白蟲子，他試圖用英語解釋這些蟲子，但是他的詞彙不夠用。最後他查了查詞典，欣喜地抬頭望著我道，「哈，是絛蟲！」我的反應顯然不那麼明顯，謝爾蓋有些迷惑不解，於是便跪在地上，雙手撐著地更仔細地察看它們，還捉起一條放在桌上的水果旁。「畸，它不太大，」他用英語嘟噥道。「下一課你教我各種蟲子，行嗎？你是個好老師，我跟你學了不少……」「大」、「教」、「好」都發錯了音。
躺在走廊裡的床墊上，殺菌劑的氣味叫我喘不過氣來，這種刺鼻的辣味兒似乎鑽進了我身上的每一個毛孔。剛才吃過的東西又在口中散發出氣味——廉價燕麥片、蘑菇、鹹肉和煎蘋果。我又看到躺在水果旁的那條小小的絛蟲和謝爾蓋向我解釋狗出了什麼毛病時擺在桌布上的各式各樣的蟲子。我看到「瘋狂的牧羊女」歌舞場的空樂他，每一條裂縫裡都藏著蟑螂、虱子和臭蟲。我看到人們瘋了似的搔自己身上，搔呀搔，直到搔出血來。我看到這些蟲子像一支紅色螞蟻大軍一樣在佈景上到處爬，吞下它們看見的一切。我看到合唱隊的姑娘拋開薄紗外衣，光著身子跑過走道。我還看到正廳裡的觀眾也脫掉衣服互相搔癢，活像一群猴子。
我試圖叫自己平靜下來。不管怎麼說，這畢竟是我找到的一個家，每天有一頓現成飯吃，而且謝爾蓋無疑是個熱心人。可是我無法入睡，這簡直如同在陳屍所裡睡覺一樣。床墊已被散發出香氣的液體浸透，已成了虱子，臭蟲、蟑螂和絛蟲的陳屍所。我忍受不了。我不願忍受！畢竟我還是一個人，不是一個虱子。
到了早晨我等著謝爾蓋裝車，我叫他把我帶到巴黎去，卻不忍心告訴他我就要走了。我把背包留下了，還有他給我的幾件東西。我們到佩裡埃廣場時我跳下來了，在這兒溜掉並沒有什麼特殊原因。我是自由的——這才是最要緊的……我像小鳥一樣輕鬆地由一條街飛奔到另一條街，彷彿剛從牢房裡放出來。我用全新的目光看世界，萬物都引起我極大的興趣，甚至包括雞毛蒜皮的小事。我在布爾索尼爾街站下看一家體育用品商店的櫥窗，裡面有一些照片展示「史前及史後」人類的標本。全是法國佬，有些人光著身於，只戴一副夾鼻眼鏡，留一縷鬍子。真不明白這些姑娘怎麼愛上了雙槓和啞鈴。一個法國佬應該有個微微腆起的大肚子，像查露斯男爵那樣。他也該蓄鬍鬚，戴夾鼻眼鏡，不過不該光著身子讓人拍照。他該穿雙閃閃發光的漆皮靴，短便衣口袋上應該別一條白手帕，露出來四分之三英吋。如果有條件，他還應該在上衣翻領上系一條紅緩帶，穿過紐眼，上床睡覺時還要換睡衣。
傍晚我走近克利希廣場時從那個裝著一條假腿的小婊子面前經過，她日復一日地站在戈蒙宮對面。看起來她還不到十八歲，可我想她已有固定的客人了。午夜過後她用黑假腿一動不動地站在那兒，身後是一條小胡同，裡面像一座地獄一樣燈火通明。如今我心情輕鬆地從她身邊經過，不知怎麼搞的她使我聯想起一隻拴在樁上的鵝，一隻肝上患了病的鵝，這樣世人才得以享用它的鵝肝餡餅。帶著那條木腿去睡覺一定很古怪，人們會聯想到各種各樣的事兒——木刺啦等等。行啦，各人對自己的口味就行！
沿著聖母街往前走，我碰到佩克奧弗，另一個在報社工作的窮鬼。他抱怨說每夜只能睡三四個鐘頭覺，因為早上八點就得起來到一家牙醫診所去幹活。他幹這個活並不是為了錢，他解釋道，這只是為了替自己買一副假牙。他說，「困得直打瞌睡時看清樣可不容易，可我老婆還以為這差事像吃飯一樣容易呢。
她說，我若丟了工作她們咋辦？」可是佩克奧弗對這個工作根本不感興趣，這個工作甚至不允許他花錢。他只好存起香煙蒂，把它再填進煙斗裡抽。他的外套是用別針別在一起的。他有口臭，手上總出汗，可是一夜只睡三個鐘頭。他說，「不該這樣對待一個人，還有我的那位老闆，若是我丟了一個分號他便會把我罵得尿褲子。」說起他老婆，他又補充道，「我的那個女人，我告訴你，她一點兒都不知道感激我。」
分手時我設法從他那兒騙了一個半法郎，我想再搾出五十生丁，可是辦不到。不過我弄到手的已足夠喝一杯咖啡，吃一塊月牙形蛋卷了，聖拉扎爾車站那兒有一家供應降價食品的酒吧。
碰巧，我在盥洗室裡找到一張音樂會票，於是便像一隻輕鬆愉快的鳥一樣奔戈韋音樂廳去了。引座員臉色難看極了，因為我竟沒有給他一點小費。每次從我身邊經過時他都要徵詢似的看看我，希望我會突然想起這件事來。
我已很久沒有同穿著考究的人物坐在一起了，心裡不免有幾分忐忑不安，直到現在還聞得到那股甲醛味。或許謝爾蓋也往這兒送貨，不過謝天謝地，這兒沒有人搔癢。有一股淡淡的香水味兒……非常淡。音樂會尚未開始眾人臉上便顯出百無聊賴的神情，這音樂會真是一種禮貌的自我折磨。指揮短短的指揮棒敲響後大家緊張地全神貫注了一陣，隨即便是寂靜無聲——一種單調沉悶的、被管絃樂隊奏出的沉著、不間斷的輕微樂聲反襯出的寂靜。我的頭腦出乎意料地清醒，好像腦殼裡鑲了一千面鏡子。我的神經繃得緊緊的，十分激動，音符像玻璃球在一百萬股水流上跳躍。以前我從不曾餓著肚子去聽音樂會，沒有任何聲響能逃過我的耳朵，甚至最細小的別針落地的聲音也聽得見。好像我沒有穿衣服，身上的每一個毛孔都是一隻窗子，所有的窗子都敞開著，光亮穿透了我的內贓。我可以感覺到這光線就蠟縮在我肋骨的穹窿下，我的肋骨垂在一個空空如也的肚子上，響聲使它顫抖，我不知道這種情形持續了多久，我早已失去時間和地點的概念。彷彿過了很久很久以後出現了一陣半自覺的狀態，與之相抵的是一種平靜感。我感到身體內有一個大湖泊，一個發出彩虹色光輝的湖泊，冷峻得像果凍。這個湖泊上突然形成一個個巨大螺旋，一群群腿細長、羽毛漂亮的候鳥出現了，它們一群群地從清涼的靜止湖面上騰空飛起，從我的鎖骨下飛過，消逝在一片白茫茫的空間裡。然後，緩慢地、異常緩慢地，這些窗子關上了，我的器官也回到原來位置上，猶如一位戴白帽子的老婦在我身體內漫遊。突然，劇院裡的燈全亮了，我發現白色包廂裡的那個男人原來竟是一個頭上頂著一個花盆的女人，起初我還以為這是一位土耳其軍官呢。
一陣騷動，所有想咳嗽的人都盡情咳開了，傳來腳在地板上蹭踏發出的聲響、豎起椅子的聲響、人們漫無目標地四處遊逛發出的沒完沒了的嘈雜聲，還有人們展開節目單時發出蹊卒聲——他們裝模作樣地看看便又丟下了，把它亂塞在座位底下。最小的變故亦值得謝天謝地，因為它會分散人們的注意力，使他們不再們心自問自己在想什麼。若是知道自己什麼都不曾想，他們準會發瘋。在刺眼的燈光照射下他們呆呆地互相望著，而且他們逼視對方的目光裡有一種奇怪的緊張感。一聽到指揮又開始了，他們便回到原先的自我強迫狀態中——他們不由自主地搔癢，或是猛地記起了一個擺著圍巾或帽子的櫥窗。他們仍十分清楚地記得那個櫥窗裡的所有細節，可是回憶不起這個櫥窗到底在哪兒了，這使他們大傷腦筋，清醒而又不安。於是他們打起雙倍的精神去聽音樂，因為他們十分清醒，無論樂曲多麼美妙也不能忘懷那個櫥窗和掛在那兒的圍巾或是帽子。
這種聚精會神的氣氛感染了會場本身，連樂隊似乎也受到激勵，變得格外精力充沛。第二個節目像最好的壓軸戲似的結束了——它結束得這麼快，音樂嘎然而止，燈打開時有些人像胡蘿蔔一樣戳在座位上，下巴抽搐著。假如你對著他們的耳朵大喊「勃拉姆斯、貝多芬、門捷列夫、黑塞哥維那」，他們會不假思索地回答——4，967，289。
到演奏德彪西的曲子時場內的氣氛已完全被毒化了，我在納悶，作為一個女人性交時究竟有何感覺——是不是對歡悅更敏感一些，等等。我在想像一件東西穿透兩腿間那個地方的情形，不過只有一點隱隱約約的痛感。我企圖集中注意力，但是音樂太難把握了，我只能想著一隻花瓶慢慢翻轉過去，音符散入空中去的情形。最後我只注意到開燈關燈了，我便問自己燈是如何開關的。我旁邊的人在呼呼大睡，他像一個掮客，大肚子，蠟黃的小鬍子。我就喜歡他這樣，我尤其喜歡他的大肚子和所有吃出這樣一個大肚子的食物。為什麼他不該呼呼大睡？
若是想聽，他無論何時都可以搞到買一張票子的錢。我注意到那些衣著較好的人睡得更踏實一些，這些有錢人問心無愧。若是一個窮漢打瞌睡，哪怕只是幾秒鐘，他也會覺得很丟臉，他會以為自己對那位作曲家犯下了罪。
演奏那只西班牙曲子時整個音樂廳都轟動了，大家都筆直地坐了起來，他們是被鼓聲驚醒的。我以為鼓一旦敲響便會一直響下去，我期望看到人們從包廂裡跳下來，或是把帽子扔掉。
這支曲子裡蘊含一種英雄氣概，拉威爾，他本會迫使我們拚命、發瘋的，只要他想這麼做，不過這不是拉威爾的曲子。突然一切都靜寂下來，彷彿拉威爾在開玩笑時記起他穿了一件剪破的衣服。他抑制住了自己，依我的愚見，這釀成了大錯。藝術即意味著有始有終，假如你以鼓點聲開始就得用爆炸聲或梯恩梯炸藥告終。拉威爾為了形式犧牲了一些東西，為的是人們睡覺前必須消化掉的一棵菜。
我的思緒心猿意馬，約束不住，既然鼓聲已停，音樂便也離我遠去。無論何處，人們生來就是指揮別人的。出口的燈光下坐著一位鬱鬱寡歡的維特民他雙時撐著身子，目光呆滯。門口站著一個西班牙人，裹著一件大斗篷，手裡拿著一頂闊邊帽，他的架勢像是正在擺好姿勢叫羅丹塑「巴爾扎克」似的，他的脖子以上部分很像水牛比爾。我對面的頂層樓座前排坐著一個女人，她的兩條腿叉得很開，她的脖子向後拗去，錯位了，看上去像是得了破傷風。還有那個戴紅帽子的女人，她正趴在欄杆上打吨兒——若是來一回腦出血就太妙了！設想她流出一桶血，全倒在樓下那些漿洗得硬硬的襯衫上，設想一下這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襯衫上沾著血走出音樂廳回家去！
睡覺是基調。再也沒有人在聽了，無法再思考、再傾聽了，也無法去夢想，即使音樂本身也成了一場夢。一個戴白手套的女人把一隻天鵝放在膝上。傳說勒達懷孕後生了一對雙胞胎。
人人都在生某種東西——只除了上面那排座位上那個搞同性戀的女人。她昂著頭，大張著嘴，注意力十分集中，這曲交響樂像鐳一樣放射出一陣陣火花，使她激動不已。朱庇特在穿透她的耳朵。還有加利福尼亞的片言隻字、生著大鰭的鯨魚、桑給巴爾、西班牙式城堡。瓜達爾基維河沿岸有上千座清真寺在閃閃發光。冰山深處的時光儘是淡紫色的。莫尼大街上立著兩根拴馬的白柱子，滴水嘴……宣傳賈沃斯基謬論的男人……河，邊的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