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岸野貓溪九三巷這條街有三個大院子，分別為六號、七號和八號。我家在六號院子，住在七號院子裡的胖子叔，一直有人緣，經常有好些工人在他家喝酒唱歌窮作樂。
在這條街，這個地區，人人都知道我是非婚生子女，就我不知。我和母親額頭上烙著紅字印記，經常遭人白眼和欺凌。可是胖子叔每每見了我，並不像週遭鄰居那樣看低我，他總是朝我點一下頭，或微微一笑，很友善。我呢，當看不見，可心裡記住了。胖子叔對我母親也是如此，母親扛了東西回家，經過他的院門，或在路上遇到，他會幫她扛回我們六號院子。母親說，胖子叔是一個好人。
文革開始了，胖子叔積極參加，他家裡成了辯論的場地，聚了好些人。他的農村妻子，圖個清靜，就不來城裡了。倒是常有農村的年輕後生、遠房侄子捎些山貨來看他。
有一天我放學回家，看見公安局把胖子叔銬走。他眼睛平視前方，什麼人也不看。圍觀的人群議論著，說他跟他徒弟做那連雞狗都不如的事，活該。
不久，很多壞分子被押在廣場開公審大會，他的脖子上掛著「雞姦犯」大木牌。會後，遊街時，我看見他，整個人蔫了，眼裡失去了光亮。
胖子叔關了十年才被放出。說是因派系鬥爭，得罪了造反派頭子，想整他，可是他家庭成分好，又革命，找不到什麼岔子，最後發現他不喜歡女人，總和男人打堆。
母親說，胖子叔幸運，因為證據不足，找不到一個他的徒弟承認與他有問題，才只關了那麼久，不然少說也是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