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羨慕讀書快，記憶力又好的人。《紅樓夢》寫賈寶玉在沁芳橋畔桃花樹底下偷看《會真記》，被林黛玉發現。林黛玉接過去一瞧，便從頭看去，越看越愛，不到一頓飯功夫，十六出一口氣看完，還說：「你說你會過目成誦，難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麼？」我想自己讀書能有黛玉這功夫那該多好啊，說不定會成大學問家。我讀書偏偏很慢。讀得慢，量自然少。我終於沒有成為一個學問家，不過一個半吊子文人。
我讀書慢，只因為從小缺乏閱讀訓練，沒有讀書的童子功。我生長在湘西山區，祖上雖有讀書人，但到了祖父、父親一代，書香氣脈已經很弱了。我父親讀到小學，在村裡已是很高的學歷。父親雖然算不上知識分子，卻被「破格」打成右派分子。反右對象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可我父親既不「資產」，又不「知識」。他回到村裡卻是少有的文化人，做了生產隊的會計。
我小時候，家裡只有算盤和賬簿，並沒有經史子集之類。我的祖母目不識丁，可她說話卻是文縐縐的，滿口之乎者也。我祖母常常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你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啊。」我根本聽不懂，就在心裡暗笑：我又不是老大，為什麼要傷悲呢？祖母見我冥頑不化，又恨恨地對我說：「你呀，你以後悔之晚矣。」我至今不明白祖母的書面語言是從哪裡來的，說得那麼恰到好處，又那麼自然流暢。她老人家平時說話，最好四六八句，頗有駢體文風。
那時鄉村幾乎找不到書。記得頭一次接觸到小說，並不知道有小說這概念。有天，我在大哥床頭發現一本殘破的書，繁體豎排，書角翻捲，紙質臘黃。我半認半猜，隱隱知道一個叫寶玉的人，同一個叫襲人的做了什麼事。那襲人應該是個女的，書裡用的人稱卻是「他」。後來，我只要聽說黃色小說，就會條件反射聯想到《紅樓夢》。因為，那書紙本來就是黃色的，且又寫了男女之事。這是七十年代初的事。
我真正開始閱讀是八十年代中期上了大學。我上的是家鄉一所專科學校，如今改名叫懷化學院。學校剛從老校址搬到懷化，圖書館原本不豐的藏書被分成兩半，一半還留在尚未搬遷完的老校區。剛剛進校，老師發給我們長長的閱讀書目。可是進圖書館去查，很多書都是沒有的。市裡有家小小的新華書店，別說書並不多，哪怕有書也掏不起口袋。我星期天會去書店，假裝找書卻在看書。那時書店是不准蹭書看的，我這看書本來就慢的人，就跟做賊似的心虛。有年為了應付考試，跑到街上看了幾天連環畫。那時，很多中外文學名著都有連環畫。同學見我複習時很輕鬆，問：這些書你是哪裡看的？我道破天機，引得很多同學上街看連環畫去了。
倘若誰從圖書館借到了書，就在寢室裡周轉完了才還回去。當時我們學校圖書館有個莫名其妙的規定：借書時要註明計劃還書時間。大概是為了加快圖書周轉之故。如此就苦了借書出來的同學，注定是要冒著挨批評的風險。記得羅曼·羅蘭的《約翰·克裡斯朵夫》，我就是從寢室同學手裡拿來看的。傅雷先生的譯筆，人民文學出版社版本。拿在手裡，紙張泛黃發脆，散發著淡淡的霉味。那部書給我帶來的心靈和情感衝擊，至今回憶起來仍是那麼鮮明強烈，彷彿雷電與鮮花同時迸放出炫目光彩。我對音樂、對友誼、對愛情的啟蒙都來自於它。羅曼·羅蘭對克裡斯朵夫與奧多和奧裡維之間友情的描寫，對葛拉齊亞愛情的描寫，我現在仍覺得是至純至美的人間絕唱。這部書在很長時間內影響了我的思想和情感。我還清楚地記得裡面的一些話，比如「沒有一場深刻的戀愛，人生等於虛度一樣」；「只有具有偉大的心的人，才配稱為英雄」；「扼殺思想的人，是最大的殺人犯」。那時候單純，一部小說，一句名言，真會影響自己的人生觀。從那時起，我總是有意識要求自己，一定要獨立思考，堅持自己的見解。
我最初喜歡的是讀外國文學，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巴爾扎克、狄更斯、雨果、斯湯達、哈代，等等，大凡圖書館能找到的書，都讀完了。但圖書館藏書太少了，托爾斯泰的作品除了《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妮娜》、《復活》，再沒有其他的；巴爾扎克的也只有《高老頭》、《歐也妮與葛朗台》。這些外國文學作家，影響我至深至重的是托爾斯泰，他的文學光輝和人格光輝照耀了我很多年。從托爾斯泰那裡，我領悟到偉大的文學家，必須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
我所處的湘西邊城，當時仍然是很封閉的。我們並不知道京滬等地高校的風景，那裡如何的思潮湧動，如何的風氣日新。大城市的高校，新的思潮是同新的閱讀相伴而生的。我們學校依舊是老的書目，舊的圖書。當時新的譯介我們通通不知道。當突然有一天，所謂清理精神污染之命當頭而下，我們惶然不知所措。我們所知道的精神污染，不過就是幾曲流行歌，不過就是男生留長髮。而對這些東西的禁止，都是學生極其反感的。便有學生反問校長：毛澤東頭髮那麼長，蔣介石是個光頭。誰革命，誰反動？
突然有天，我對外國文學失去了興趣，回到對本國文學的熱愛。從先秦文學開始，原先是因為需要考試，死記硬背的功課從來就在做。現在重新愛上它，終於找到手不釋卷的意思。曾背過《論語》和《孟子》，還算有些許心得。也硬著頭皮讀《易經》，終究沒有讀進去。都說老來讀《易》，我想再過三十年可能都不會去讀。還值得一說的是曾伴我多年的那套《紅樓夢》，開本不大，一共四卷，綠色封面。它是我多年的枕邊書，直翻得封面脫落，書如卷雲。我工作之後，曾在政府機關謀生。有回去印刷廠印文件，我巴結一位女裝訂工，請她幫忙重新做了封面。女工很用心，拿做賬簿的硬皮紙，把我的破舊《紅樓夢》裝幀一新。她還把內頁整理了，切去少許邊白，書角不再翻捲。可惜，那套書被人借走，杳如黃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