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想起那年在黃州赤壁見到的東坡老梅石刻，就像著了魔似的。那梅枝亦如東坡書法，用墨極滿，很得神韻。也許是哪個月白風清之夜，東坡喝了幾口黃酒，暢快淋漓，就畫了這老梅。
黃州是東坡貶謫生涯的起點，之後他便越貶越遠，直被流放到遠離帝都的海南島。想當初，他高中進士，樂壞了皇帝老子和皇太后，以為得此棟樑，天助大宋。歐陽修料定東坡必成大器，對這位後生極為推崇，還特囑自己的子侄多同東坡交遊，可以長進些。東坡本是寫策論之類官樣文章的大手筆，可他卻手癢，喜歡業餘搞點兒文學創作。其實即便是搞點兒創作也無妨，寫些什麼「東海揚波，皇恩浩蕩」之類，朝廷自會高興。可他卻是心裡有什麼就寫什麼，被人揪住了小辮子，鬧了個謗訕朝廷的烏台詩案。官便升不上去了。我景仰東坡，多半是因了他可愛的性情。官不當就不當罷，詩照寫，梅照畫，酒照喝。其實據我見到的史料，東坡本不擅飲的，只是常在詩文中過過乾癮罷了。喝酒是喝心情，東坡要的也就是酒能賦予的那份豪邁與狂放。讀了東坡，便再瞧不起那類哀歎懷才不遇的憤世文字。
傳說東坡降世，家山皆童。因為東坡佔盡天地靈氣，連山上的樹都長不起來了。這自然是民間演義。可東坡的確太傑出了。就因他太傑出，便注定他終身顛沛流離，受盡苦難。東坡的主要政敵是王安石。王安石作為北宋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早已定論，那麼東坡的形象似乎就應打點兒折扣了。可歷史也罷，人生也罷，並不是用如此簡單的兩分法就能說清楚的。其實東坡不但詩文好，政聲同樣好。如今人們都還在憑弔他的杭州蘇堤哩！他同政敵的過節，不過是政見不同罷了。東坡的所謂不同政見，其實就是主張不同的治國方略，同樣都是為了國泰民安。可王安石就是容不下他。烏台詩案只是王安石們為整治東坡而蓄意搜羅的口實罷了。話到這裡，不能不說到另一位歷史名人沈括，王安石的鐵哥們兒。我真不願意相信這位令人尊重的科學家，在生活中恰恰是個地道的小人。他曾是東坡的朋友和同事，卻設下圈套陷害東坡。東坡任杭州通判時，沈括奉旨前往察訪。臨行前，神宗皇帝還特意交待他：東坡在杭州任通判，你要好好待他。可沈括對皇上也陽奉陰違。他見了東坡，做出老朋友的樣子，喝酒敘舊，稱兄道弟，硬要東坡送近作一首，作個紀念。東坡是個真性情人，哪想那麼多？於是欣然命筆，錄詩一首。沈括回到驛館，挑燈展卷，甚是快意。因為憑他科學家的聰明腦袋，立即發現蘇詩中有譏諷朝政之意。也許他不得不暗自佩服東坡的好詩好字，臉上卻陰險地笑著。於是，一個牽連到蘇東坡近四十位親友、一百多首詩的「烏台詩案」，因沈括的告密而震驚朝野。東坡便大難臨頭了，下獄近五個月。幸好仁宗皇太后和神宗皇帝開恩，東坡才撿回了性命。不然，依那幫辦案人員的意思，早被問斬了。那些爪牙們搜索枯腸，羅織東坡罪名若干，條條都是死罪。通常惡人只是雙手叉腰作橫蠻狀，而他牽著的那條狗卻是要咬人的。走狗看上去往往比它的主人更兇惡，這既是生活常識，也是歷史規律。
如果不做嚴謹的考據，我真懷疑王安石他們真的就把自己的政治抱負看得那麼重要。將自己臉上貼上堂皇的政治標籤，其實滿腦子私心雜念，此類人古今都不鮮見。也許嫉妒或忌諱東坡的才華，才是他們打壓東坡的真實原因。東坡一路南流，詩文譽滿天下。據野史記載，當時不管文武官員，還是白衣書生，都以能吟蘇詞為雅事。包括那些生怕東坡回京都做官的重臣們，也樂於收集東坡詩文，做著些令自己也難堪的事。當年文壇巨擘歐陽修，早在東坡剛剛嶄露頭角時，就坦言自己讀東坡文，不覺冒汗。歐陽修是位難得的仁厚長者。但那些位居要津的二流、三流或不入流的文字匠們，越是喜歡蘇文，就越是嫉妒蘇才，當然不會讓他回到皇帝身邊了。因為當年東坡兄弟雙雙中了進士，仁宗皇太后歡喜得不得了，說為子孫找到了兩個當宰相的料子。這話真是害死了東坡。暗地裡等著想做宰相的人多得很哩，這裡卻明放著個宰相料子蘇東坡，他不被大夥兒齊心拉下來才怪！東坡兄弟誰也做不成宰相，這是自然的了。仁宗皇太后說那樣的話，整個兒就是政治上不成熟。他們老趙家重文倒是傳統，政治上卻總不成熟，不然趙宋天下怎麼總是個半壁江山呢？
讀書人總會懷念宋朝，因為趙姓皇帝對文人墨客實在太客氣了。東坡最終未能得到重用，也不能全怪皇帝。皇帝不是一個人就能當得下的，總得大家幫著才行。皇帝有求於手下的重臣們，於是明知下面人的心思，有時也只好睜隻眼閉只眼了。下面的人也看出了皇帝的心思，沈括們才敢告密。皇帝耳朵越軟，告密的人就越多。自古就有很多人靠告密榮華富貴，也有很多人因為被人告密而禍從天降。更可歎的是，告密者總會不斷告密的，一個卑鄙小人往往會陷害很多忠良。所以，從來都是榮華富貴的少，受苦受難的多。
想起了一個告密未成的例子，可惜是外國的。當年法國作家薩特總是激烈地批評政府當局，有人就私下建議應該把這個狂妄的作家投入監獄。總統戴高樂卻說：沒有人把伏爾泰投入監獄，薩特也不該進監獄。
其實，戴高樂只說對了一半。伏爾泰年輕時因為思想激進，曾被關進巴士底獄。只是後來，他依然故我，卻再也沒有進過監獄，儘管他的一些著作被政府列為禁書。伏爾泰的年代，在中國正好是清康嘉年間。那年頭文字獄鬧得中國天昏地暗。伏爾泰倘若生在中國，只怕早被砍了頭，哪能讓他成為聲名赫赫的哲學家、歷史學家和文學家？那年代中國倒是出了個曹雪芹，聊可安慰。但曹雪芹只好用他中國式的智慧，苦心孤詣，在《紅樓夢》中「忽南忽北，非秦非漢」地捉迷藏，玩玩「原應歎息」、「假語村言」的智力遊戲，不可能像伏爾泰那樣奔走呼號，啟迪民眾於蒙昧。中國終究誕生了曹雪芹，這是我們的幸運；但我們畢竟缺少伏爾泰，這又是我們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
於是，中國只能按照中國的邏輯向前走。中國的歷史邏輯都包含在浩如煙海的史書裡了。中國的皇帝是一代比一代聰明，只讀過二十三史的皇帝不如讀過二十四史的聰明，讀了二十五史的皇帝自然又比前朝所有的皇帝都聰明。想那梁惠王沒讀過什麼史書，就比較幼稚，居然在孟子面前承認自己有個毛病，就是好色。梁惠王明知道孟子是個讀書人，就不怕他把自己寫進書裡去？果然這位國王的好色之德就流芳百世了。我見過一位清朝皇帝選美的詔書，滿紙「普選秀女，以廣皇嗣」云云，皇帝老子好色，不再是毛病，倒成了國家大事。而這個時候的皇帝，孟子也罷，東坡也罷，只怕都容不下了，儘管他們也吟著蘇詞，仍然稱孟子為亞聖。
本來只想寫寫東坡的，卻越寫越偏題，成了這麼一篇四不像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