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書記是一個言行一致的好黨員和好幹部，這不僅表現在工作上，也表現在對待愛情和家庭的態度上。自從和史部長結婚後，從來沒有動過「脫舊換新」的歪念，對史翠娥的感情始終如一，而史部長對謝書記也是忠貞節不二，因此他們曾一次又一次被縣直機關評為模範夫妻。他們的感情不僅表現在平時的夫唱妻隨這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經受住了那埸被稱之為「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的血與火的考驗。當「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所謂的革命的大風暴刮遍神州大地的時侯，謝書記自然也難逃厄運，很快這被北京的南下學生和臨江本地區的「造反派」當作「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被「揪」了出來，並被送進了監獄。開始，史翠娥還被「無產階級造反派」作為「爭取、團結和改造」的對象，被送進「斗私批修學習班」。「造反派」們指望能從她的口裡挖出有關謝書記的種種「罪行」，誰知史翠娥不但不站在「革命」立埸上，反而大放獗詞，說什麼「如果謝書記是反革命分子，那麼中國就不會有真正的革命者」。史翠娥也可能是在一種極其氣憤的情況下才講出這樣的話來，卻完全沒有想到在當時那種氣侯下，會遭到那幫階級鬥爭的鬥士們的無限上綱上線。在造反派看來，這簡直是反動透頂的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反革命語言，且不說謝東山就是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就算他是一個革命者，怎麼可以說他不是革命者，中國就不會有真正的革命者？難道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偉大導師、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不是真正的革命者麼？難道我們「最最敬愛的林副統帥」不是真正的革命者麼？難道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不是真正的革命者麼？於是，史翠娥在經過一次又一次批鬥後被「戴上」了一頂「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後，由單位的造反派送進監獄。對這種下埸，我們的史翠娥副部長並不感到意外也不感到懼怕，相反還感到慶幸，以為這樣一來，就可以和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的丈夫關在一起。但她想錯了，造反派們又是何等人物，為了避免她和丈夫串通一氣，不但不將她和丈夫關在一起，反而將她送到與她丈夫相隔得很遠很遠一個勞改農埸監督勞動改造，而且一去也是六七年。當謝書記得知妻子的表現後，自然感到十分滿意，慶幸自己找到了一個好伴侶。經過幾年的牢獄之苦後，他們終於等到了被「解放」的這一天。當上級組織部門前來落實政策的領導當著他的面宣佈那些強加在他頭上一切罪名都是不實之詞後，他沒有當著領導的面表示感謝，而他的第一句話竟然是「老婆還是自己的好」，弄得那位領導還以為他犯了神經病呢！當然，他的這句沒頭沒腦的話後來也成了臨江縣的幹部群眾廣為傳誦的各種政治笑話中的經典之作。
只有瞭解謝書記的歷史的人才知道他的這句話出處，也才知道這是「老婆是別人的好，兒子是自己的好」的反彈。既然在他的眼裡老婆的自己的好，那麼兒女又是不是自己的好呢？
不，他對自己的兒女們的表現是非常不滿意的。至少在他和史翠娥被「解放」之前是如此。他對自己的兒女（除小兒子謝困難外），是十分厭惡的。因為他們在這埸歷史性的大災難中，一直都站在所謂的無產階級的立埸上，不但揭發自己的父母的諸多「反革命罪行」，而且用書面形式宣佈同自己的父母脫離關係，並將自己的謝姓改為毛姓，表示永生永世要跟著毛主席於革命。他們的行為，就像一把把尖刀在他們最困難的時侯插進他們的心臟，令他們悲痛難忍。直到1977年被官復原職時，他們才痛哭流涕地向他們下跪認錯。自然，「爸爸」、「媽媽」叫得也很甜蜜和順口。雖然他們也都知道兒女們的所作所為也是出於無奈，是形勢所逼，但是從心靈深處仍感到不是滋味。特別是當謝書記聽說別人的孩子在他們的父母在受苦受難時，仍然「站不穩立埸」，「劃不清界線」，對自己的被打成「反革命」、「叛徒」、「特務」的父母關懷備至，甚至冒著生命危險為父母鳴冤叫屈，頻繁奔走省城和北京之間上訪申訴的種種感人肺腑的事跡後，不由喟然長歎：「他奶奶的，是不是我給孩子們的名字沒有起好，要不然為什麼我的孩子都像他們的名字一樣，讓人細想不得，一細想就讓人有一種象吞服了無數斤硝鹽和硫磺似的，讓人直感到燒心。看來，孩子並不一定是自己的好！」
話雖然是這麼說，但人畢竟是一種有感情的動物，何況當他從牢房被「解放」出來時，已是進入知命之年的老人，有道是，貓老吃崽，人老護犢，他焉能無憐子之情？他曾多次在我面前提到過，他們謝家同晉代謝安、謝石、謝玄叔侄連著一根祖脈，作為這些在中國歷史上顯赫一時的偉大政治家和軍事家的後人，他不能在教育子女問題上給先人丟臉。最為他津津樂道的是謝安在戒約子侄時所提的「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的問題以及謝玄的「譬如芝蘭玉樹，生於庭階耳」的回答。一次，他問我：「你作為文教局長，不知讀沒讀過唐代詩人王勃的《滕王閣序》？」見我點頭後，他接著說，「《滕王閣序》裡所說的『謝家寶樹』就是指象謝玄這樣的有出息的子弟，在我參加革命之前，我父親老是不厭其煩地要我拚命讀書，將來能混出個人樣來，也要象謝玄老祖宗那樣成為我們謝家的『寶樹』，我雖然不是他所期待的謝家寶樹，但也沒有太給老祖宗丟臉，但我的這些孩子們是不是會給先人丟臉那就難說了。所以，我希望你能通過學校的老師，對我的孩子要嚴加管教，使他們不致給我們謝家的老祖宗太丟臉。」也許正是這種家族的傳統情結，使他儘管對自己的幾個子女極為不滿，但仍未對他們失去希望。當他和史翠娥要被「解放」的消息傳來時，他們的幾個兒女擔心過去的所作所為太傷父母的心，因此害怕父母不會認他們，所以便跑來找我，要我到他們的父母暫住的招待所去為他們求情，請求父母原諒。儘管我知道謝書記和史部長絕不會真的不認這些曾宣佈同他們劃清界線的兒女們，但為了避免他們同子女見面時太過於尷尬，我還是先去見了謝書記和史部長一面。我告訴他們，他們的兒女本來想來見他們一面，但因在運動期間做了對不住他們的事，又不好意思來見他們，所以讓我來徵求他們的意見，要不要讓他們來。謝書記朝史部長見了一眼，然後「唉」地一聲長歎，說道：「怎麼辦呢？既然生了他們，作為我們做父母的，只能像謝玄老祖宗說的那樣，既然植了樹種了草，當然會希望樹木和花草能茁壯成長。對於我們共產黨人來說，教育子女不但是個人的私事，更是一種社會責任。只要他們不再堅持同我們劃清界線，並能認識自己的錯誤，我們是沒有理由把他們拒之門外的。」
史部長接著說道：「老田，你去告訴這幾個不爭氣的小東西，我們不會生他們的氣，當年他們年紀還小，一是沒有分辨能力，二是迫於形勢的壓力，不能怪他們。」
當我將謝書記和史部長的話告訴土改和他的幾個弟妹後，他們竟高興得跳了起來，立即從外公家結隊趕到縣委招待所，將「爸爸」、「媽媽」叫得崩崩響，而且充滿了甜情蜜意。而謝書記和史部長在聽到這種久違的親情的呼喚，自然也前嫌盡釋，同兒女們高高興興地回到被退還給他們的原來的老房子，共享天倫之樂。
後來，謝書記被安排到一座大型水利工程擔指揮長兼黨委書記，史部長則被安排在臨江縣擔任人事局局長，他們的幾個孩子紛紛被送進大學唸書。對組織將自己的兒女送進大學的這種安排他們夫妻當然是感激的，並由此而對將來能否出一兩個謝家寶樹」充滿了希望。照說，他們夫妻都恢復了工作，七個兒女中有六個都上了大學，應該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再也沒有什麼牽掛了。但是，正因為這一切都來得突然，反倒使他們對小兒子謝困難更加牽腸掛肚。
在他們的七個子女中，謝困難不僅年齡最小，而且也只有他沒有揭發他們的「反革命罪行」，更沒有宣佈同他們斷絕關係，更無改姓毛的這種天大笑話出現。謝書記和史部長自然對他多了一份與其他孩子不一樣的關愛之情。謝書記甚至說，他們謝家將來若真的有「寶樹」，那麼這個「寶樹」就應該是謝困難。史部長倒不在乎小兒子是不是能像謝書記說的成為「謝家寶樹」，她只希望能盡快見到他，兒子不管年齡是大是小，都是從娘身上掉下來的肉，跟娘牽著腸掛著肚，自從自己和老謝書記被關進監獄後，他們已經整整十個年頭沒有見面了，兒子現在情況到底如何，她能不關心嗎？自從她們夫妻雙雙被關進監獄後，她最為牽掛的就是小兒子謝困難。一個才五六歲小孩，失去了父母的關愛和照料，其前景堪憂呀！儘管有自己的父母照顧，但父母已是六七十歲的老人，一下子要照料六七個小蘿蔔頭，能照顧得過來嗎？後來聽到困難被謝書記當年的一個老碉堡戶帶到山西省呂梁地區的一個叫小神頭堡的小山村去了的消息後，她更是魂不守舍，為兒子的命運提心吊膽。一個才幾歲的小孩子，在那種落後而又貧窮的地方，能健康成長嗎？這種對小兒子的思念對於她來說，比在勞改農埸所受到身體上的折磨更讓她難以忍受。所以，當她恢復工作的第一天起，她就不斷地催促謝書記要趕快想辦法將小兒子從山西接回來，因為她實在受不了對困難的日思夜想的精神折磨。
本來，史部長一接到臨江縣人事局長的任命通知後，就準備請假帶大兒子土改到山西去將小兒子謝困難接回來。但謝書記卻不同意，他對史部長說：「慌啥？兒子放在呂梁山老區，既跑不了，也變不壞，等等再說吧。我們現在剛剛恢復工作，應該將全部精力放在工作上。現在是百廢待新，千萬不能掉以輕心，等到工作走上正規以後，我陪你一道到呂梁地區的小神頭堡去把兒子接回來。我還可以藉機到我曾經流過鮮血的老區去看看，看看那裡的鄉親，特別是去看看陳榆樹大哥，他不但對我有救命之恩，而且當我們在「文化大革命」遭難的時侯，他又千里迢迢從山西呂梁地區的小神頭堡來到臨江，將才滿六歲的困難接去撫養，這樣的大恩大德不好好報答一下，於天地良心也說不過去呀！如果我不親自去一趟，只會在小神頭堡的鄉親中留下千古罵名。我同樣思念這個小傢伙，但也不在乎再等些時日吧？」
對丈夫從來都是言聽計從的史部長，當然也只好暫時打消了立即去接兒子的念頭。但對兒子的思念之情卻無法從她心中抹去，所以不時給兒子寫信詢問情況，要兒子一定在學習之餘給家裡來信，以免自己和父親掛念。當然，為了表示對陳榆樹大哥的感激之情，她也忘不了給陳榆樹大哥寄錢寄物。但是，令她不解的是，儘管給兒子和陳大哥寄信、寄錢和寄物，卻一直不見回復。難道小兒子也像他的哥哥姐姐們一樣，不願認她們夫妻？當她將自己的擔心告訴謝書記的時侯，謝書記說：「你真是杞人憂天。陳大哥之所以要將困難接到小神頭堡，並不因為他們自己沒有兒子，他們之所以這樣做，完全是老區人民出於對本人的一種感情而替我們分憂，因為他和所有的小神頭堡的鄉親都相信我是好人，絕對不可能成為反黨反毛主席的所謂的現行反革命分子。所以我們要絕對相信，我們的兒子在革命老區一定能茁壯成長。而且我敢保證，在小神頭堡成長起來的小兒子絕對不會像在城裡成長起來的哥哥姐姐們那樣勢利，絕對不會不認我這個爹和你這個娘，而且我相信，到時侯你見到兒子一定會笑得合不攏嘴，因為你見到的將是一個身體健康、勤儉樸實和知書識禮好小伙子。說實在話，我在我們的這些孩子中真正寄予厚望的就是困難。如果我們謝家在他們這一代能出一個『謝家寶樹』，那就只能是困難了！」
聽了丈夫的這一席話，史部長總算將懸著的心放了下來。
半年後，當他們夫妻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經過「撥亂反正」後，一切工作都逐步走上了正軌，正當他們決定利用年關的一段間歇時間一道到呂梁山地區去接小兒子的時侯，卻突然接到省委組織部的調謝東山任臨江地區地委書記兼行署專員的調令，而且要他即刻上任。史部長雖然急切想見到兒子，但她是知道輕重緩急的，不得不將北上的計劃暫時擱置下來。到了第二年春節期間，當他們再次計劃北上時，謝書記又突然接到參加省委常委會議的通知，不得不再次將計劃延期。後來，史翠娥又接到調臨江地委組織部任副部長的調令，為了工作，只好將思子之情暫時埋在心裡。就在這一年，我也被調到地區擔任文教局局長。有一次，在同史部長閒聊時，她談到她為無時間接小兒子以至到現在仍不能同兒子見面而苦惱時，我說：「你們也真是的，為什麼非要親自去接呢？寫封信，給你們所說的陳大哥寄些錢去，讓他陪同困難一道到臨江不就行了？這樣兒子也回來了，謝書記又可以和陳大哥見面敘舊，豈不是一舉兩得？」
她說：「你不知道，老謝還想借此機會親自到小神頭堡去看看，他可是將小神頭當成他的第二故鄉呢！若不借這個機會，以後要滿足他的這個願望恐怕就難了。他的這種願望在他的心裡已經埋藏很久了……」
我說：「他的這種願望並不難實現。等他離休後，他要到哪裡就到哪裡，哪在乎再等個幾年時間？」
史部長覺得我說的在理，回去跟謝書記商量後，便立即給陳大哥又寫信又寄錢，要他同小兒子困難一道到臨江來。
一個月之後，陳大哥來信了。信中除了對謝書記和史翠娥雙雙陞遷表示祝賀外，還向他們報告了一個好消息：他們的小兒子謝困難已經成長為人高樹大的、人見人愛的「捧小伙子」和「壯勞力」。還說，由於謝困難的在當地「知名度」極高，所以引得周圍三鄉五鎮前來上門介紹對象的媒人都快把他們家的門檻踩塌了。要不是考慮到困難的婚事必須由他的身生父母拿主意，困難也許早就當「娃他爸」了，因為在他們那裡，十七八歲的小伙子當「娃他爸」是非常平常的事情。在信裡，陳大哥還告訴他們，本來，一接到他們的信之後就應該立馬將困難給他們送回來，但現在農村正是種山藥蛋（馬鈴薯）的時侯，季節不等人，所以必須等把山藥蛋種到地裡去之後才能離得開身。等山藥蛋一種完，就立即帶困難「下江南」。動身之前一定會給他們打電報，好讓他們到車站接。接到陳大哥的信之後，史部長立即給我打電話，將馬上就要見到小兒子的好消息告訴我。我當然也為他們高興，在電話裡一再向她表示祝賀：「祝賀你們即將見到你們的『謝家寶樹』！」
不想我話音剛落，史部長就「唉」地一聲長歎，說道：「什麼『謝家寶樹』喲，我真擔心小傢伙可能會是一個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莽漢呢！」
我一聽，忙說：「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她便將陳大哥在信裡寫的「壯勞力」這樣的話告訴我。雖然我一聽也感到不是滋味，但仍然勸她不要太鑽牛角尖，我說：「農村人實在，一個能被稱之為『壯勞力』的，在農村可是一個人的最了不起的評價，不要以城裡人的眼光對待這個名詞。」
她笑了，說：「托你這個『媒婆』（這是她們夫妻對我的謔稱）的吉言，但願如此。喂，我今天給你打電話，是先給你打聲招呼，到時侯陳大哥和困難來了，可能還要麻煩你幫忙找個車子去接一下，價錢照付。」
我知道，她之所以事先給我打這個招呼，一是因為謝書記和她本人都對自己有嚴格要求，絕不因私事動用公車；二是要她們自己臨時去弄一輛車，雖然沒有任何問題，卻有損他們的面子，而且還可能有以權謀私之嫌。我不僅是他們的「媒婆」，也是他們可以信賴的朋友，求我給他們幫忙，既不傷他們的自尊心，而且也不會讓他們失望。不要說她已經向我開口了，就是不開口，到時我也會替他們想辦法的。所以，我不等她繼續講下去便立即回答道：「你放心好了，到時侯只要打個招呼，我給你弄輛車就是了，還提什麼錢不錢的！」
她說：「錢是一定要付的，否則，以後誰敢求你？」
我笑道：「你用公車接兒子是私事，而我用公車接地委書記的兒子卻是公事，還要你付什麼車費？說起來都讓人笑話！」
史部長一聽，也沒有再就這個問題糾纏下去，說了一聲「那好，到時侯你等我的電話就是了」之後便在一聲「再見」聲中放下了電話。
大概是一個禮拜後的一天上午，史部長來電話告訴我，已經收到陳大哥從太原打來的電報，說已經買了火車票，下午就可以上車。從電報發出的時間推測，估計火車應該在今天下午到達臨江。為此，要我帶上司機把車子開到他們家，在他們家吃過午飯後一起到火車站去接人。我立即通知在待命的中巴司機，同我一道到謝書記家裡。吃過午飯後，大家便商量如何接人的問題。由於謝書記要參加一個重要會議，不能陪大家到車站，這樣一來，問題便來了，當年陳大哥將困難接走時，困難才是一個六歲的小孩，十幾年過去了，現在長得是什麼樣子，誰也不清楚，而對於陳大哥，雖然土改當年曾見過他，但印象已經很模糊了，恐怕就是當了面也不一定會認識。我見他們為這麼一個小問題發愁，覺得好笑，便對大家說：「你們都是知識分子，怎麼被這麼個小小的問題困住了？這有什麼難的！找幾個硬紙牌來，在上面寫上謝困難的名字，然後舉著牌子在出站口等不就行了？只要困難能認得自己的名字，他丟自然會主動上來相認的。」
大家一聽，都拍手叫好。紅旗還調侃道：「白局長真不愧是我們家的『刁參謀長』。」
到了火車站，史部長的組織部長的才能得到充分發揮，她坐在副司的位子上，回頭對後面的子女們調兵遣將：「我估計這次你們的陳大伯肯定會帶來不少農副產品，下車後行動可能不很方便。所以，土改，你帶援朝和合作買月票到車站裡去，陳大伯和困難一定帶了不少的土特產，你們一看到他們從車上下來，就趕上前去接。我可得警告你們，你們一見到他們，一定要熱情，要有禮貌，不許當甩手掌櫃！」
土改三弟兄互相扮了一個怪臉，同聲對史部長說道：「是！組織部長大人。」接著便嘻嘻哈哈地下車去了。
等土改下車後，史部長又對抗美、反右和紅旗吩咐道：「你們姐弟三個就到出站口迎接。你們一定要把紙牌舉得高高的，發現有一老一少兩個人朝紙牌張望，就上前去有禮貌地尋問，免得當面錯過相認的機會。」
抗美三姐弟離去後，史部長又對我說：「老白，你就坐守『大本營』，等他們出來後就叫司機將車子開過去。我先下去轉轉，就怕土改兄妹們粗心大意，讓陳大哥和困難遭罪。」
出乎意料的是，出站的旅客逐漸稀少了，土改兄弟三人也從車站裡面出來了，抗美、反右和紅旗也舉著紙牌子回到「大本營」，可是就是不見陳大哥和困難的影子。不一會，史部長也回來了，對我說：「這是怎麼回事呢？按推算，他們應該是這趟車呀……」
我說：「也許坐的不是這趟車吧，要不明天再來？」
史部長仍不甘心，說：「不，我們還是再找一找。」說罷，便對土改、援朝和合作說道：「你們三個再到車站裡面去轉一轉，直到裡面確實沒有人了，你們再出來。」說罷，又對抗美、反右和紅旗三姐弟吩咐道，「你們再舉著紙牌子隨我和白局長到車站四處轉一轉！」
我雖然認為陳大哥和困難很可能不是乘這趟車，但見史部長思子心切，不想掃她的興，只好陪同她和援朝姐弟一道向車站出站口走去。來到出站口，只見柵欄門外，有一個剃著光頭的小伙子正坐在一個鼓囊囊的大麻袋上，懷裡抱著一個已經褪色草綠色的軍用帆布包，一條腿壓在面前的一個用麻繩捆紮的拉鏈已經失靈的人造革行李包上，臉朝著柵欄門，不時側身向裡面張望，像是在等什麼人似的，顯得焦急不安。此時正值初秋時節，小伙子上身穿著一件白色對襟布扣的粗布上衣，下著藏青色大筒褲管的粗布長褲。他人高馬大，健壯如牛。從他的這一身打扮和黝黑色的膚色來看，可以斷定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農村青年。史部長走上前去，從不同的角度打量著這個小伙子。小伙子本來是目不轉睛地盯著柵欄門裡面的行人，偶一回頭，見史部長在自己的四周轉悠，眼裡陡然升起一股警惕和敵視的光芒，彷彿我和史部長就是兩個人販子似的，用一口地道的山西腔調朝我們吼道：「你們要幹什麼？」
史部長沒有立即回答，而是朝抗美、反右和紅旗將手一招，抗美三姐弟馬上跑上前來，會意地將手中的紙牌子對著這個小伙子晃蕩，可是，小伙子朝紙牌子掃了一眼，竟毫無反應。我對史部長輕聲說道：「不是困難……」
史部長也輕聲對我說道：「我覺得他跟老謝年輕的時候的模樣非常相像。」
她的話提醒了我，我不由仔細朝小伙子打量起來。真的，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這個小伙子跟年輕時的謝書記簡直就像是從一個模子裡倒出來似的，太像了！但是，令人十分費解的是，當援朝姐弟對著他晃動著寫有「陳榆樹大伯、謝困難兄弟，我們來迎接你們了」的字樣的紙牌子時，他竟然沒有絲毫反應。難道他根本就不是謝困難？否則，他看到自己的的名字怎麼會毫無反應？若他不是謝困難，又為何長得同謝書記如此相像？就在這時，史部長又湊近我的耳朵說道：「你看，他跟反右長得多象！」
我聽了她的話，情不自禁地朝反右看了一眼，覺得兩人長得確實非常相像。於是，我決定主動同這個小伙子打招呼。我走到他的面前，蹲下身子，問道：「小伙子，你的名字是不是叫謝困難？」
不想他滿懷敵意地將頭一扭，根本不予理睬。見此情景，抗美姐弟又將紙牌在他面前晃動起來。她們的這一行動，立即惹怒了小伙子，他猛然站了起來，握著拳頭吼道：「你們到底要幹啥？」
史部長大概是太相信自己的判斷了，所以對小伙子的這一舉動並不十分在意，竟激動地對小伙子說道：「兒呀，我就是你媽呀……」
不想她話音未落，小伙子竟然怒目相向，回擊道：「俺是你爹！」
史部長討了個沒趣，尷尬地看了我一眼，說道：「是我們認錯人了，走吧……」
正當我們準備離開時，小伙子突然朝柵欄門裡喊叫起來：「爹——」
我們一行都情不自禁地回頭望去，只見一位頭上裹著已經變黃發黑的白色毛巾，身著土粗布的裌衣夾褲的老漢正朝出站口緩慢走來。他手拄拐棍，步履蹣跚。他到了出站口，對小伙子說道：「怕是沒有人來接了……」
不想就在此時，土改兄弟三個不知從什麼地方突然跑了過來，對史部長將雙手一攤，一句「沒有發現他們」尚未出口，便對史部長將手一搖，情不自禁地朝那位老漢仔細打量起來。就在此時，那個小伙子忽然對老漢說道：「爹，這個『洋女人』帶著一大幫人老纏著俺……」
小伙子的話，使我和史部長的兒女們都不由「噗哧」一聲笑一起來，而史部長雖然對小伙子送給自己的「洋女人」的雅號難以消受，難免有些狼狽，但也不至於為此而生氣。就在她準備帶大家離開時，土改忽然對那位老漢問道：「你老人家就是陳榆樹陳大伯吧？」
他的一聲詢問，立即將我們所有人的目光都扭了回來。大家都等待著老人的回答。
老人揉了揉眼睛，激動地問道：「你是土改？」
土改點頭道：「是的，我就是土改。」
陳大伯立即上前握著土改的手，說道：「你今年該有二十好幾了吧？我還以為你們不會來接呢……」
確定老漢就是陳榆樹後，史部長不由大喜，忙走上前去同陳大哥握手，異常激動地說道：「你就是老謝經常提起的陳榆樹大哥呀！我們全家都非常感激你。我和老謝本來打算親自到呂梁地區去一趟，一是對你以及小神頭堡的鄉親表示感謝；二是將困難接回來，可是由於任務重，時間緊，無法分身，所以才麻煩你將困難送過來……」說著，她停頓了一下，扭頭朝那個小伙子看了看，接著對陳榆樹大哥問道，「他就是我們的苕兒子困難吧？」
陳大哥連聲說道：「是呀，是呀，他就是你們的小相公……」說罷，便對小伙子說道，「鐵柱，快叫你娘！」
小伙子滿眼疑慮地望了望史部長，又看了看陳榆樹大伯，說道：「她就是俺娘？」
我忙插話道：「娘是北方地區對母親的稱呼，我們這裡都是將娘喊作媽。」
陳榆樹大伯忙對小伙子說道：「那就喊媽——」
不想小伙子這才站了起來，一邊摸著青光青光的腦袋，一邊說道：「這還差不多，俺娘在小神頭堡。俺不能喊她娘，只能喊媽……」
大家對他的這種沒頭沒腦的話都感到吃驚，他這是什麼邏輯？難道『娘』比『媽』要高一個等級？是東宮娘娘，而媽則是西宮的妃子？史部長聽了她所說的「苕兒子」的「苕話」後，顯得非常尷尬，從她臉上那一掠而過的愁雲中不難猜想她內心的痛苦。是呀，自己親生的兒子，卻將那遙遠的呂梁地區的一個農婦當作自己的真正母親，而將她當作繼母和後娘，她能好受麼？就在這時，謝困難走到她的面前，朝她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後重重地喊了一聲「媽」。聽到日思夜想的小兒子的這一聲喊，史部長適才的尷尬、適才的一種莫明的失落，立即被一種濃濃的母愛消釋得乾乾淨淨。她本能地撲向兒子，抱住他的雙肩，泣不成聲地說道：「兒呀，你讓媽想得好苦啊……」
謝困難雖然顯得有點拘束但在母親的威力無窮的眼淚的感化下，初見面時的那種警惕和防範意識早已化為烏有。他的眼淚也像斷了串的珍珠一樣潸然而下。
看到他們母子倆哭成一團的樣子，困難的哥哥姐姐們也都噓唏一片。我雖然只是他們家中的「編外」成員，但看到這種情景後，眼淚也情不自禁地奪眶而出。令我想不通的是，為什麼剛才抗美她們舉著寫有謝困難和陳榆樹的名字的牌子在困難的面前晃動時，困難卻沒有任何反應？為什麼當我問他是不是叫謝困難時，他也沒有任何反應？僅僅是因為語言障礙或者是因為他已經改名的緣故？會不會還有其他原因？但值得慶幸的是，他們母子終於相認了。過了很久，史部長才慢慢從感情的波瀾中回到現實中來，非常理智地走到陳榆樹老漢的面前，握住他的雙手，激動地說道：「陳大哥，真得該好好地感謝你呀，要不是你當年將困難接到你們小神頭堡去，他還不知道要跟著我們吃多少苦呢……」
陳榆樹老漢說道：「別這樣說了，我也是受小神頭堡的鄉親所托，想把謝書記接到我們那裡去『躲反』，哪想你們夫妻都被捲進大牢裡去了。照我的意思是將你們的幾個小的孩子都帶回去，幫你們養，要不是你的父母不同意……」
原來，1967年的那埸「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所謂的革命的狂風暴雨席捲全國時，身在呂梁山區的一個名叫小神頭堡的偏遠山村的陳榆樹估計謝東山也會在劫難逃，為此深感不安。解放以後，他和謝書記雖然再未見過面，但是謝東山卻從未忘記他這個農民朋友，也沒有忘記小神頭的鄉親們。他除了不時去信致以問侯外，還隔三差五地寄些錢物周濟自己一家和村裡其他幾家困難的農戶以及孤寡老人。且不說謝東山在解放小神頭堡的戰鬥中負過傷，流過血，就是憑他心裡仍然裝著他陳榆樹和小神頭堡和鄉親們的這份情意，他也會惦念著這位昔日的解放軍營長、如今的縣委書記的。現在，這埸讓人感到莫名其妙的「革命」來得如此突然，來得如此迅猛和瘋狂，過去的功臣一夜之間都成了「牛鬼蛇神」，他猜想謝東山也難逃厄運，正是這種擔心和憂慮，使他斷然決定到臨江縣來看一看。他想得很簡單，以為只要謝書記在哪個坎子上過不去，他就要想方設法將他接到小神頭堡去避難。不管是在大革命時期還是在抗日戰爭年代，小神頭堡可都是「躲反」的好去處。就算現在的「造反派」的鼻子比狗還靈，也休想找到他的下落！為此，他賣掉了兩頭肉豬和幾隻山羊，籌措了一筆費用，來到臨江。到了臨江之後，他才知道情況比他預料的要嚴重得多，謝東山和他的妻子不但被打成「牛鬼蛇神」，而且被雙雙關進了監獄。他們的七個子女也都被「造反派」來了個所謂的掃地出門，只好同外公外婆擠在一起，僅靠公家發的每月120元生活費維持生活。由於缺少照顧，一個個長得又黑又瘦，連山裡娃都不如，他看到這種情況，十分難受，便同孩子們的外公外婆商量，想將幾個年紀較小的帶回呂梁扶養，以減輕他們的負擔。但是孩子們的外公外婆既是很要強的人，又擔心孩子們到了遙遠的外省的窮鄉僻壤受苦受難，所以最後只同意將最小的困難讓他帶走。當時土改已經十五歲，是他領著其他的弟妹送陳大伯和小弟弟上路的……
史部長聽了陳大哥的話後，再次握住他的手表示感謝。接著她又讓困難同他的六個哥哥姐姐相認，然後興高彩烈地讓土改兄妹幫困難將帶來的麻袋搬上汽車，而她則攙扶著陳榆樹老漢上車，親切地對他說：「老謝因為有個重要的會議不能到車站來接你們，請你不要見怪。我想現在會議應該結束了，他一定在家中等待你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