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趙旭東教授邀請我來到這裡，趙教授是中國精神科和心理治療方面的權威，他很謙虛，不承認自己是權威，我對他說，你把崔永元著名的抑鬱症治好了，你治好了一個權威，你就是權威了。今天，這個權威冒險邀請我這個門外漢來這裡演講，讓我擔心他的心理是否也出現了一些小問題？
我想，沒有一個人在心理上是完全健康的，起碼不可能一生都健康，心理醫生也不會例外。事實上，我們人人都有著不同程度的焦慮，對尚未發生的事情的擔憂和害怕，這樣的心理或多或少地在左右著我們的生活態度和思維方式。1997年的時候，我在香港丟過了一次護照，歷盡麻煩之後才得以回到北京。護照的丟失意味著身份的失去，此後的三、四年時間裡，我每次在國外的時候都會夢見自己的護照又丟了，然後一身冷汗醒過來，才知道是虛驚一場；而且無論我是在開會演講，還是在遊山玩水，每隔四、五個小時就會神經質地去摸一下護照是否還在口袋裡。直到今天，我出國前整理行裝時，首先考慮的是穿什麼樣的衣服可以保證護照的安全，然後再考慮其他的。可以這麼說，香港的那次護照丟失，讓我在此後十年的時間裡只要置身異國他鄉，就會出現焦慮，害怕護照再次丟失的焦慮，這是對自己可能再次失去身份的恐懼。
當然，我生活中時隱時現的焦慮和崔永元的抑鬱症相比微不足道，我今天之所以有膽量站在這裡說話，是因為我有一個強有力的夥伴，我多年的朋友崔永元先生。
我從事的工作是講故事，用《巴黎聖母院》裡吉普賽人的標準，我就是那種將別人的故事告訴別人，然後再向別人要錢的人。我今天仍然要講故事，今天是免費的。
趙教授告訴我，這次會議的主題是討論這四十年來中國人的心理變化，天翻地覆的變化。
三十多年前，也就是文革後期，我還是一個中學生，當時男生和女生之間是不說話的，雖然非常想說話，可是不敢說，就是愛慕對方，也只能偷偷地用眼睛看看而已。也有膽大的男生悄悄給女生寫紙條，而且還不敢寫上明確示愛的句子，都是一些指鹿為馬的句子，比如要送給對方一塊橡皮一支鉛筆之類的句子，來傳達愛的信息。接到紙條的女生立刻明白那小子想幹什麼，女生普遍的反應是緊張和害怕，假如紙條一旦曝光，女生就會深感羞愧，好像她自己做錯了什麼。
三十多年以後的今天，中學生談情說愛早已在心理上合法化，在輿論上公開化。現在的女中學生竟然是穿著校服去醫院做人流手術，媒體上曾經有過這樣一條消息，一個女中學生穿著校服去醫院做人流手術時，有四個穿著校服的男中學生簇擁著，當醫生說手術前需要家屬簽字時，四個男中學生爭先恐後地搶著要簽名。
是什麼原因讓我們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中國這三十年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三十年的年均經濟增長9％，到2006年已經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國，可是在這個光榮的數據後面，卻是一個讓人不安的數據，人均年收入仍然在世界的一百位之外。這兩項應該是平衡的經濟指標，在今天的中國竟然如此的不平衡。
當上海、北京、杭州和廣州這些經濟發達地區的摩天大廈此起彼伏，商店、超市和飯店裡人聲鼎沸時，在西部的貧窮落後地區仍然是一片蕭條景象。以年收入只有六百多元人民幣為指標，中國的貧窮人口有三千萬，如果將這個指標提高兩百元，也就是年收入八百多元人民幣，那麼中國的貧窮人口就將達到一個億。
中國是一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國家，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中期，沿海地區城市裡的人普遍在喝可口可樂了；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湖南山區外出打工的人，在回家過年時，給鄉親帶去的禮物是可口可樂，因為他們的鄉親還沒有見過可口可樂。
社會生活的不平衡必然帶來心理訴求的不平衡，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中央電視台在六一兒童節期間，採訪了中國各地的孩子，問他們六一的時候最想得到的禮物是什麼？一個北京的小男孩獅子大開口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飛機，不是玩具飛機；一個西北的小女孩卻是羞怯地說，她想要一雙白球鞋。
兩個同齡的中國孩子，就是夢想都有著如此巨大的差距，這是令人震驚的。對這個西北女孩來說，她想得到一雙普通的白球鞋，也許和那個北京男孩想得到的波音飛機一樣遙遠。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生活，不平衡的生活。區域之間的不平衡、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個人生活的不平衡等等，然後就是心理的不平衡，最後連夢想都不平衡了。夢想是每個人與生俱有的財富，也是每個人最後的希望。即便什麼都沒有了，只要還有夢想，就能夠捲土重來。可是我們今天的夢想已經失去平衡了。
北京和西北這兩個孩子夢想之間的差距，顯示了兩個極端，可以說和我舉出的第一個例子的差距一樣巨大，三十多年前的女中學生和今天的女中學生是另外的兩個極端，前者顯示的是現實的差距，後者顯示的是歷史的差距。
這次中德心理治療大會的中方主席肖澤萍教授告訴我，之所以邀請我來到這裡，是因為我寫下了一部名叫《兄弟》的小說。肖教授引用了我在《兄弟》後記裡的一段話，「一個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經歷這樣兩個天壤之別的時代，一個中國人只需四十年就經歷了。」於是才有了今天晚上的主題——40年來中國人的心理變化：一個作者的視角。
我知道自己在《兄弟》裡寫下了巨大的差距，上部文革時代和下部今天時代的差距，這是歷史的差距，還有李光頭和宋鋼的差距，這是現實的差距。歷史的差距讓一個中國人只需四十年就經歷了歐洲四百年的動盪萬變，而現實的差距又將同時代的中國人分裂到不同的時代裡去了，就像前面說到的北京男孩和西北女孩，這兩個生活在同樣時代裡的孩子，他們夢想之間的差距，讓人恍惚覺得一個生活在今天的歐洲，另一個生活在四百年前的歐洲。
這就是我們的生活，我們生活在現實和歷史雙重的巨大差距裡，可以說我們都是病人，也可以說我們全體健康，因為我們一直生活在兩種極端裡，今天和過去相比較是這樣，今天和今天相比較仍然是這樣。
二十多年前，我剛剛從事講故事的職業時，讀到過挪威易卜生的一段話，他說：「每個人對於他所屬的社會都負有責任，那個社會的弊病他也有一份。」我完全同意易卜生的話，為什麼我會來到這裡？為什麼趙旭東教授邀請我來到這裡？現在有答案了，因為我是一個病人。與其說我是來這裡演講，不如說我是來尋求治療。
——2007年5月21日在上海中德心理治療大會上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