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非要在作品之外再做文字，那麼我在懷有一些歉疚（對於編輯）和一些奢侈感（對於時尚）的同時，想寫幾件小事：
1984年秋在伊犁，在郊外的果園裡和幾個文學朋友座談。我很不願意搞那種座談，就在葡萄架下歪歪躺躺，嚼嚼水果。對面坐著一個維吾爾小伙子，出奇地英俊。他談到我的《北方的河》，我聽著，我還記得那天我的態度散漫而不用心了。
他說：「……《北方的河》使人覺得：一個年輕人，不管你出身怎樣貧苦，不管你怎麼困難，只要你敢奮鬥，你就能——」他激動了。
我的心猛地一燙。
1986年初春在甘肅廣河。陪著我下鄉的回族小伙子馬進祥給我講故事，他漲紅著臉，聳著濃黑的眉毛。「……我正講著那個索米婭給了大車老闆子，那個媳婦子嗷地叫開了——原來她躲在門後偷聽著哩，把蒸著的饃忘下了。饃饃糊掉了——」
我感動地品味著心裡的溫暖。他講的是在莫尼溝發生的事。莫尼溝，真正的窮鄉僻壤啊。
前幾天我剛剛送走我的蒙古族哥哥和母親。
我們已經有了十八年友誼了，從1968年我插隊當牧民住進他家至今，十八年我們沒有間斷過聯繫。我在闊別草原十年後的1981年，曾去看望滿60歲的額吉（母親）；而他們，在十八年後的今天來看望我的母親來了。我們大模大樣走在長安街大道上，我們去看聞名已久的斑馬，我們以牧人式的尊重眼光看老虎，我們不客氣地轟走端著照相機過來圖新鮮的老外。蒙古哥哥拉著我母親的手說：「您的兒子是個好人——」
共三筆，如上。
也許我的文學就為了上述一切。如果說我也企圖某種獎勵的話，上述三件事就是我榮獲的三次大獎。在一個幅員遼闊的天地裡，在三片不同精神、不同民族、不同風土文化的大陸上，有誰能爭得我這樣的光榮呢？
我當然有權自豪。也有權蔑視那些蔑視上述一切的人。十年前我曾用「阿爾丁夫」（人民之子）作筆名：十年彈指逝去了，我知道我已經成了這大陸和它的人民的兒子。
雖然前方艱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