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天北京是在深夜播放岡林的音樂會。我求了兩個朋友，讓他們幫我錄下來，然後就坐在電視機旁等。
那一天東京的EggMan（一個大茶館般的演唱場所）已經擠得水洩不通。岡林音樂會開演的時間大約是7時，我6時就到了，坐在招待席裡，給自己挑了一個好位置。
「五彩繽紛」的片頭過去後，北京播放的岡林音樂會開場了。換句話說，我從未見過從來不敢想像的噁心文藝演出開場了。主持人不懂FolkSong（民謠）並非民歌或民間傳統小調、而是60年代現代搖滾樂的先聲及重要形式，居然率一場觀眾表演北京「民謠」——他一連兩遍領著台下的觀眾大唱：「水牛……水牛！先出犄角不出頭……噢喂！」同時是俗不可耐的流行曲。幾位我已經無法形容的小歌（？）星（？）各扭一番，夾雜著60年代日本左翼學生運動的棋手岡林信康。
而他似乎沒有察覺。或者他裝作不知。他那一天唱得也可悲至極——我曾經警告過他：日本號子的節奏未必能獲得亞洲各音樂大國、尤其是民歌大國的共鳴——但是他已經46歲，無論為著藝術出路或為了生活出路，他都只有唱這一條路。
北京的夜裡，我悲哀地注視著屏幕上的他。朋友來電話問：難道這就是你喜歡的歌手？我說什麼呢。當全場「水牛——水牛」地掀起醜劇時，朋友又來電話：還錄嗎？我說：算啦。真不知說什麼才好。他嘶啞地喊著，但音量弱了，而且失去了他銳利迫人的音質。他仍然是長髮，但已經不再蓬鬆滿頭，而顯得古怪。我發覺他流汗很多，而且，有一些駝背。那些歌我很熟悉；1991年他在東芝公司新出的CD唱片裡，解說詞是我寫的。我凝望著電視屏幕，悲哀像水一樣在胸中漲著。最終他也沒有唱《貧民窟布魯斯》或《流浪者》，那些窮人和反對體制的人喜愛的歌。我在絕望中關掉了電視。
8年前在EggMan他還年輕。那晚人們瘋狂地跳著吼著，廳裡震耳欲聾——其實他只是孤身一人一把吉他。那一晚我也注視過他；我只想為自己的藝術找到一些現代主義的參考，而並沒有想到我的註釋，於他也是必要的。
藝術家知道這種注視麼？藝術家是不是需要這種長在自己體外的、第三隻眼睛呢？
已經與岡林信康無關。我一連數月，總在思索著這個問題。與崇拜者、與干擾者無關的第三隻眼睛，判斷與結論的眼睛，是否非常重要呢？
岡林信康的首次中國之旅，可以說是徹底失敗了。他回到日本後，正好為我回國送別。再赤板一家蕎麥館裡，席間他說，若不是中國有你，我再也不去中國。這是一句不能原諒的話。
他當然清楚地感到了那「水牛——水牛」的胡鬧與60年代左翼日本學生運動的「FolkSong」之神之間的大玩笑。他也感到了不懂中文的嚴重局限。但他沒有感到他的最新形式——用日本傳統號子加工出的日本搖滾，顯然是威力不足。非常遺憾的事情發生了：岡林信康自進入70年代以來只求尋找藝術形式的新路，身上已不再貼左翼標籤。但他對中國有著一種左翼式的尊重。而當他到了46歲才等到第一次訪華演出的機會的時候，與他同期到達中國的卻是天皇——整個日本為天皇訪華激烈震盪。左派反對天皇訪華，認為天皇是侵略的真正元兇。而對於藝術來說，時機是必要的，只是岡林信康實在碰上了一個壞時機。因為這一次，他已經暴露了它的衰老？歌的衰老和人的衰老。我默默地注視著，心理感慨難言。在北京花裡胡哨的舞台上，在日本簡樸的送別我的蕎麥麵館裡，他仍舊硬撐著男子漢的架子。看著他，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找了個借口，我提前告辭了。
我很難忘掉他那感人至深的抒情歌曲和煽動一般的瘋狂Rock曲子。我曾經有意識地把他的歌當作自己的文學借鑒。我更難忘掉在煙霧瀰漫的EggMan他那火熱的演唱，那震撼人心的靈魂吶喊，尤其是他那形象的美。
我不知道是否藝術家都需要這樣一種體外的注視：由第三者眼睛審查自己是否美，是否失美。藝術家也是人類、也要吃五穀雜糧，但我不知道藝術家在失美之後是否應當決絕地中止自己。
在大地上散步，在長旅中獨行，除開內在的一切之外原來還需要這樣一種眼睛——這樣想著我覺得吃驚。在一個人慾橫流、笑貧不笑娼的時代裡，有人考慮如上的一切麼？有人關心自己的本質與能力、美與失美麼？
我關心。我視這一切為最重要的事。從今天，我開始留意我的第三者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