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的一月，華盛頓飄著雪，陰濕入骨，一個難熬的冬天。瑞荷獨自從外邊回來，他的手笨拙得怎麼也捉不住鑰匙，弄了半天也打不開公寓門，不禁罵了一聲該死。總算開了門，鑰匙還插在鎖眼裡也不管，他就急急忙忙進屋拆信，一面找眼鏡。瑞荷一個月前在從美國西岸獨自搬回東岸的半路上中風復發，現在行動還有些遲緩吃力。
信是張愛玲寫的：「瑞荷親愛的，今天收到你的新年賀卡，還有我寫給霏絲的第一封信也被退回來了，郵戳日期是十一月四號，再寄給她得花十八塊港幣，還要坐巴士，所以我打算自己把信帶給她。」霏絲是瑞荷的女兒，張愛玲希望能和她相處愉快，畢竟自己也曾在繼母手下生活過，雖然同病未必相憐，但總應該做些努力。
瑞荷終於收到張愛玲的信，他既高興又鬆了一口氣，窗外雪紛紛地下著。他反覆讀著信，猜測著張愛玲寫信時的情景。
張愛玲是坐在香港小旅社房間的地上，拿床當桌子來寫信。窗外是另外一棟大樓的背脊，遮住了所有的陽光。房間陰暗狹小，可以聽見遠處汽車喇叭聲，警笛聲，鄰居的麻將聲，喧鬧的廣東大戲聲，電視節目、吵架罵人的聲音，亂哄哄地攪在一鍋裡。而張愛玲在這樣的境地裡卻可以對瑞荷問這樣寫意的問題：「看來你這個新年過得不錯！你穿什麼顏色的燈心絨襯衫呀？」
灑脫之後仍然是現實的問題，張愛玲一向擅長讓這兩者互不干擾：「你切記，要找一個小一點，便宜一點的房子，可以沒有傢俱，但不要爬太多樓，廚房可以分出去，最好有一個像樣的廚房工作台。」
這時，旁邊大樓有人從上層砸了東西下來，下面的人叫罵，上面的人也回罵。張愛玲只抬了一下眼，不感興趣，她小小的英文字，像串珠子一路往下滾：「總之，我相信我們的好運氣會在六三年的下半年開始，但我現在每天還在為該怎麼度過六二年而失眠！我恐怕要從紐約轉機回華盛頓，我甚至在想該不該去一趟彼得堡，把那口箱子搬到華盛頓。那兒還有些東西可以變賣，但我一想到花的旅費恐怕還要超過能賣的價錢，又打消了念頭！你當初如果按照我說的把東西都編號，現在要托人替我們運來，也還有可能！我期待著三月就能回去和你團聚，如果我能訂到二月三十號的機票。」
瑞荷看到這裡微微蹙眉，他笑著搖頭，知道張愛玲犯了糊塗，她怎麼可能二月三十號這天回來？」
張愛玲在信裡繼續說：「為了我們倆，隨後的六個星期盡量過得高興點。如果你還在擔憂自己的病，就會毀掉所有的好心情。吻你的耳朵，它們還在你吃飯的時候扇動嗎？這些天你吃什麼？好好照顧自己。我愛你。Eileen」
瑞荷把信折疊成小方塊，握在手心裡。他想念她，忍受著等待的煎熬。窗外的冬雪，使他想起五年前的三月，一樣的雪季，他在麥克道威爾文藝營認識愛玲的情景：
他拿蘋果引鹿，張愛玲踽踽從樹林間走來時，她的驚奇和歡喜……
他和張愛玲在樹林漫步，高談闊論，他把張愛玲的手放進自己衣袋裡……
張愛玲在滑雪板上迎風，開懷地笑……
張愛玲在火車站送他，慼慼的眼淚……
他真的愛這個女人，卻無力保護她，必須讓她孤身在外，為他們的生計奔波。
張愛玲撐著傘站在香港天星碼頭渡輪上，隔水遙望對岸。她重返亞洲，為了籌措旅費返美，滯留在香港。此時距離她離開中國，整整十年。她望著身旁，彷彿可以看見三十歲的她正與自己比肩而立。那是一九五二年她剛剛離開中國時，同樣的渡輪上，她望著海水，彼岸在蒼茫的雲霧中，僅有一線微微起伏的輪廓。然而她的未來是連輪廓也沒有，她甚至不知道她會去到美國，會在那裡認識一個男人，並且與他結婚。
她走到甲板上坐下，掏出筆來寫下她此刻的心情，寫在一張沒用的樓房招租廣告紙上，她節儉的天性在異國，在窘迫的生活壓力下愈加鮮明。她聽見有人吹薩克斯管，那是一個正在旅行的美國男孩，那海水的鹹味，薩克斯管的聲音，把她帶進了第一次搭天星碼頭渡輪的記憶。
那年她才剛過二十歲，和炎櫻一起搭渡輪。濕熱的夏風，青春的生命，她有更多更多的未知，卻也有更遠大的希望，海水對她來說是無窮盡的明天。她剛從窒悶的家庭裡掙脫飛出來，鬆開胸膛，終於吸到一口青春甘甜的空氣。炎櫻在她身邊只是隨著音樂扭臀歌唱，那身影張愛玲也還記得。
如今她站在這裡。二十年，她彷彿是一口氣就來到了這兒，時間之於她始終是一種無名的憂患，二十年這樣匆匆。她彷彿曾經實踐了一小部分的希望，但大多數的時間她都在營謀生活，憂慮未來。直到此刻她三度重返香港，這憂慮仍然沒有擺脫，甚至更深重。因為此刻不光是她自己一個人，她心頭還必須記掛她貧弱的丈夫瑞荷。
瑞荷在圖書館一角讀她的信，臉上有些不以為然，有些惟命謹遵，彷彿妻子在面前絮絮叨叨地跟他討論家務事：「瑞荷親愛的，收到你的信和房子的藍圖讓我很開心，那就是我心裡想要的房子。昨天我已經寫完《紅樓夢》劇本的第二部，我的眼睛因為太長時間的工作又開始流血！宋淇說他對《紅樓夢》太瞭解，所以他不能決定我的劇本，必須交給他們那位沒讀過《紅樓夢》的老闆來做決定！為了我們下半年的生活，我決定等到三月十六號，但是到那時候情況也許和現在一樣，我不可能在劇本一通過就馬上拿到錢，去付我的飛機票。
親愛的，一想到還要繼續下去整個月的沉悶和孤獨，我就垂頭喪氣，那使我可怕地變老了。惟一能安慰自己的，是知道我們的家在等著我。不過別為房子添置任何東西（日常花費除外）。你知道多置一樣東西都會打亂我的預算——也許除了一隻二手的玻璃水果搾汁機。我急需的有，一套外出服，另外一套夏天的外出服，一件家居長袍，以及一副眼鏡——不超過七十塊錢，可是要等兩個星期，這意味著我得預付費用。我提過把母親的箱子從彼得堡運來，不是為了我自己的感情，而是想在華盛頓變賣裡面的東西，好補助我們的生活。不過這還能等。高興點，可愛的傢伙。吃些好東西滋養自己。你的熱情讓我很快樂，我似乎還能看見你像只大玩具熊一樣坐在地板上，在喬的電爐前。給你我所有的愛。Eileen」
瑞荷後來在他的日記裡寫道：「好極了，她喜歡我描述的公寓！只是她被那部香港電影纏住了，不得不等著拿到錢。她已經很累了！又孤單又疲倦，想回家，最遲三月中。這信好像給我打了一針強心劑。無論是收到愛玲的信還是寄信給她，都是一種快樂。」瑞荷蹣跚的步伐因為有張愛玲的來信而顯得有活力，他在等他心愛的妻子回來。
可是瑞荷一時的心血來潮幾乎讓張愛玲招架不住，她匆匆忙忙地寫回信，打消他不切實際的想法：「你千萬不要來紐約接我，我說過我沒有興趣到紐約玩，我只想住在那裡！特別是現在的情況，我一聽到你要陪我在那裡過幾天好日子，我就快要心臟病發作，當然我想到的是錢！我的腳和小腿因為擠在飛機狹窄的座位裡腫脹，到現在還沒有退，我需要一雙大一點的鞋子，但我想等到農曆年打折的時候再去買！我和宋淇借了點錢，這真是難受的事，我不願意這樣破壞我們之間的關係，所以紐約的事，就別提了！我現在只狂想著六三年好運是和我明年春天完成《少帥》這部小說的計劃有關！事情往往不是現在便是永遠都不可能。我覺得我現在充滿寫作的情緒！無論如何，請相信我的直覺，我們會有美好的前景！」
張愛玲計劃中的美好前景始終沒有到來，老朋友宋淇的態度使她顯得困惑而苦惱：「瑞荷親愛的，宋淇今天找我，帶著怒氣，態度冷峻，他們認為我為了趕時間，交出來的劇本太草率，好像我欺騙了他們！宋說在我走之前他們會付給我新寫的那一個劇本的錢，言下之意是我為《紅樓夢》寫的上下兩個劇本的錢，他們不會給我！我說我願意在回美國之後重新修改，他也沒有表示意見。他們擔心邵氏公司會搶先拍攝《紅樓夢》，似乎有意要放棄這個案子，這一個月以來我一直都被籠罩在這不確定的痛苦中——這是我付出三個月的辛苦工作和為下半年生活的奮鬥！我還欠他們幾百塊，是我在這裡看病的花費，我原本想用《紅樓夢》的錢來還！」
張愛玲的痛苦只能在信中，在萬里之外向丈夫傾訴，她的身邊空蕩蕩的，沒有一個人能安慰，連自己的身體也背叛了她：「我失眠！我的眼睛又開始流血！元宵節前一晚，我獨自爬到屋頂陽台，望著夜空那一輪又紅又大的月亮，在這裡我沒有一個朋友了！幸好船公司的退票錢有著落，我可以付清我的回程機票錢。親愛的！當我在失眠的夜晚，一個人獨自站在屋頂上，想到這整個世界竟沒有人能讓我傾訴，不知道你是否能感覺到我在這裡孤立無援的心情！我愛你，愛玲！」
霏絲陪瑞荷到機場，接鎩羽而歸的張愛玲。瑞荷癡癡地望著出關口，手裡還拿著花，霏絲則是一臉不耐煩的模樣。終於張愛玲出來，瑞荷上前擁抱她，兩人停在那兒許久，彷彿世界停轉，只剩下他們兩個。半晌瑞荷才想到女兒，為她們做介紹。張愛玲客氣地感謝霏絲幫忙照顧瑞荷，霏絲的語氣卻顯得僵硬：「他是我父親！」
張愛玲下面的話似乎被噎了一下，從見面起她們之間說話就總有些不順暢的地方，只能靠瑞荷打圓場。
瑞荷帶張愛玲回他們的新公寓，張愛玲掃視著房間時，瑞荷就看她臉上的表情，畢竟多了些新傢俱。他有點心虛地說：「我沒有買什麼東西！只有一張床，我們需要一張床！霏絲說這是一張好床！櫃子是我父親的！我還給你買了一張松木的書桌！後來又看到這個松木的書架，都不貴，而且很耐用！你可以在這裡完成你的《少帥》！」
瑞荷盡心的佈置，費力的解釋，讓張愛玲感動，最後她看了他一眼，笑著點頭說：「我喜歡！如果你看見我在香港住的地方，你就知道這兒是天堂！」
瑞荷禁不住要再一次擁抱他善解人意的小妻子，笑著說：「不！在你沒回來之前不是！你在這裡，才是天堂！」這彷彿是張愛玲在她孤獨的道路上惟一能得到的溫暖擁抱，不再想香港老闆的輕蔑，繼女霏絲的冷眼。經過香港這一段煎熬，張愛玲對瑞荷的愛感受更深，她願以全身心的奉獻作為回報。
回家的生活安穩又甜蜜。去圖書館成為兩個人每天生活的重心，他們一人一張桌子，各自埋首寫作。工作結束後，買簡單的食物，抱著書一起回家。偶爾會碰到有人在自家庭院前出售舊物，瑞荷總喜歡在攤前駐足。他喜歡買東西，通常不考慮是不是用得到，這時候張愛玲就要使勁把他拖走，他們的生活不允許有額外的浪費，但這樣的拉鋸也是生活中的趣味。但往往走到半路，張愛玲會停下來，站在原地看著自己的腳尖，那表示她的思想正在劇烈鬥爭，而後她會讓瑞荷回頭去買那件小東西，她對她所愛的人從來沒有吝惜。
瑞荷的病症越來越嚴重，他開始大小便失禁，張愛玲每天數次地更換床單，跪在浴缸邊用手逐件清洗。半夜在書桌前打字，她也會忽然停下來，屏住息，直到聽見瑞荷沉沉的鼾聲，這才放心繼續打字。她為這一趟亞洲之行寫了篇旅行報告，雜誌寄來三百塊美金的稿費，是她幾個月辛勞的總值。
瑞荷努力不要成為她生活中的負擔，他拖著腳在廚房裡煎香腸，打蛋的時候手抖個不停，卻儼然一派廚師的架式。一九六四年冬，一個下雪的晚上，瑞荷買了東西，蹣跚地走回家，他在路上被雪滑倒了，再也沒有站起來。張愛玲睡在臥室床邊的一張行軍床上照顧他。她聽見瑞荷在暗夜裡哭泣，喃喃咒罵，她只能抱著他的頭，輕聲地安慰。瑞荷的眼淚流個不停地問：「我們的好運在哪裡？」張愛玲沒有回答，她心裡也在問。兩年前在香港期待的未來，始終沒有來。
這樣的日子整整持續了兩年，張愛玲終於得著了一個掙錢的機會，她向霏絲求助時，她木著一張臉，不肯在她暫離時替她照顧瑞荷，霏絲有些生氣地說：「你不能這樣把他留給我就走人！我已經做了一切我能做的，我有舞蹈課要教，我還有兩個孩子！況且，他需要你！」
張愛玲急切地解釋說：「我們需要錢！我們現在搬的公寓連暖氣都沒有，有我也付不起！我不知道這個冬天要怎麼度過！我現在申請到邁阿密大學的駐校作家，這是我惟一的機會可以去賺點錢！」
霏絲明白繼母說的有道理，但潛意識裡認為張愛玲是為了要擺脫責任，所以也不肯輕易鬆口：「我有我自己的工作和家庭！我只能做到這樣！你在當初和他結婚的時候應該曉得他的健康情況！但他比我預期的要壞得更快！」
張愛玲知道霏絲始終懷疑她嫁給瑞荷的動機只是為了居留的身份，這讓她氣憤又難過，霏絲也彷彿在暗示張愛玲不會照顧瑞荷，太過縱容他導致他的健康越來越壞。張愛玲沒有再說一句話，她不再向任何人求援，她用頑強倔強來承擔她所選擇的一切。這一年她四十六歲。
等到霏絲再來公寓時，張愛玲已經帶著瑞荷搬走了。公寓裡只剩下幾個紙箱，還有張愛玲留的一張字條：「我帶不走所有的東西，這幾箱垃圾麻煩你幫忙處理——最後一件事！」霏絲很難過她這樣把父親帶走，但也無能為力。她蹲下來翻翻紙箱，裡面竟然都是父親的手稿和日記，她心疼地抱怨說：「她把它丟在這裡當垃圾！」她把箱子拿起來，保存了很多年，包括記載著張愛玲的部分。
一九六七年秋天，瑞荷最終撒手人寰，他被蓋上白單子，由醫院的護理人員推走。一位護士過來同情地拍拍張愛玲的肩問：「瑞荷太太，你還好吧？」
張愛玲相當冷靜，她的眼是乾澀的，搖頭說：「我沒事！」
直到她坐在醫院門口等計程車，才恍然有了點感覺。她身旁放了一個紙箱，是醫院裡搬出來的東西。她手裡挽著一件瑞荷常穿的燈心絨襯衫，那領口已經磨破，上面沾滿他的煙味。張愛玲深深地嗅那氣味，，這氣味觸到她心的最深處，瑞荷走了！她把臉埋進衣服裡，她雖然卸下這不勝負荷的重擔，但當下她在這世界便再也沒有一個可以依靠或傾訴的親人了。偌大的世界，絕對的孤獨，儘管她早已經預備這一刻的到來，但是同樣的，她一生中無論多早為生命的殘破憂患預做準備，當那一刻來臨，她還是要痛哭一場。
在這種心情下，她完成了小說《半生緣》。她用清醒的眼睛看自己：一個走完了大半生，孤單地流落異鄉的女人。就像小說的女主人公曼楨那句痛徹心肺的話：「世鈞！我們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彷彿也正是張愛玲凝視自己命運時心中的喟歎。
張愛玲獨個兒住在加州的Kingsley公寓，幾乎與外面的世界沒有任何交往。她的老朋友莊，拜託住在洛杉磯的建築商人林式同照拂她。林式同第一次去見她時剛剛下班，只拿著一張地址，還有一牛皮紙袋的資料文件。他找到張愛玲住的305室，敲了敲門。裡面彷彿有動靜，卻沒有人應門，他再敲一次，並且自我介紹，以免她獨居不敢隨意開門：「張女士！我是莊先生的朋友，我姓林！他托我拿東西給您！我跟您通過電話！」
林式同聽見屋裡有的動靜，又過了半天，聽見一個緩慢輕柔的聲音帶著一點抱歉的口吻應答：「我衣服還沒換好！請你把東西擺在門口就回去吧！謝謝！」
他當下有些納悶，也只能應一聲好，便把東西放在門口，自己往電梯走。他聽到有開門關門的聲音，回頭一看，剛才留在房門口的黃色信封袋已經不見了。這給林式同留下極其神秘難解的印象。
門裡的張愛玲正忙著拿殺蟲劑噴灑房間每一個死角，也不放過門邊的鞋子，想了一會兒，她把用完的殺蟲劑丟進廚房的垃圾袋，鞋子也丟了。
垃圾袋子裡已經有用完的兩瓶殺蟲劑。廚房冰箱敞著，裡面亮著燈，架上的食物已經被清空了。張愛玲打開凌亂的衣櫃，先把衣服都從衣架上拿下來，要徹底清潔衣櫃，但是又疑心，可能連衣服裡都藏有跳蚤，於是把衣服丟進浴缸，打開熱水轉到最燙，企圖殺死跳蚤。隨即她想到有些質料不能遇熱水，趕緊伸手去撈，但水太燙，最後這些衣服如同剛才鞋子的命運一樣，濕漉漉地被丟進一個大垃圾袋裡。她十分懊惱。
她穿著浴袍待在浴室裡，對著鏡子把可能藏跳蚤的頭髮拉起來，忍著痛，一縷一縷地剪掉。然而這也不能完全驅散她的疑心，索性離開了似乎處處潛伏著危機的公寓，在好萊塢街道上重新尋覓安身之所……
她的郵箱地址未變，但因為離得遠了，只能一兩個月才去拿一次信。狹小的郵箱裡塞滿了書報雜誌文件，卡得緊緊的動彈不得。小郵局老闆相當不滿意，看著張愛玲怎麼都抽不出來信，也只袖手旁觀，還要抱怨：「我們不可能老是這樣為你個別服務！你該換一家離你近一點的郵局！」張愛玲的理由是她沒有時間寫信通知別人她的新地址。生命被這樣無休無止的瑣事填充，像一襲華美的袍，上面爬滿了虱子，她所厭惡憎恨的虱子。
好萊塢金色的太陽，黃禿的山脈，乾燥的空氣，使人感覺每一樣東西的水分都在快速地蒸發。張愛玲乾瘦的身軀卻充沛著意想不到的精力。她提著大包小包的東西，大多是手提袋和紙袋，在汽車旅館櫃檯前駐步，要了一個房間。她的眼睛迅速打量著這旅館的辦公室，廣告上說是新開的，但是看起來很陳舊。經理解釋說是剛買下的旅館，不過房間都重新整修過。
張愛玲說話聲音很輕很客氣，但是態度很堅持，眼睛也盡量避免接觸對方問：「我可以看一下你們的營業登記嗎？」經理聽了愣住，有點不耐煩，但還是把營業登記從後面牆上摘下來給她看。她迅速看著，點一點頭，表示認可。
她去到附近的購物中心買東西，提著兩個大紙袋，手裡另外還抱一個回到汽車旅館。最初接待她的經理眼睛一直盯著她看，因為她這次回來頭上是一頭烏黑的假髮，一眼就能看出來。她回到房間，把新買的毛巾拖鞋套到腳上，覺得很滿意，於是把腳上惟一剩下的一雙寬條涼鞋也丟進垃圾桶。
她打開電視，讓房間裡充滿聲音，接著處理稿件，還有郵局領回來的信件。好幾個手提紙袋堆在房間的牆角，那就是她所有的行李。她把凡是手寫的信封（朋友與她聯絡的信）都丟進一個大紙袋。把打字的信封（賬單或通知單之類）堆成一堆先拆來看。街上和旅館裡拿回來的廣告紙散滿床頭小桌和床上，拿來打草稿用或計算用。因為隔壁一對男女沒完沒了地親熱，她又找經理換了房間，滿臉不耐煩的經理牢牢地記住了這個古怪的中國老太太。
她常吃中國餐館送的外賣，但送餐的墨西哥人從來見不到她。門帶著鏈鉤，錢從裡面遞出來，他拿了錢，把食物掛在門把上。張愛玲直到確定陌生人走了，才開門拿進來。公路邊的快餐店成了張愛玲的辦公室，《惘然記》就是從那裡一筆一劃編出來的，她寫道：「這些小故事都曾經使我震動，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寫這麼些年，甚至於想起來只想到最初獲得材料的驚喜，與改寫的歷程，一點都不覺得這期間三十年的時間已經過去了。愛就是不問值得不值得。這也就是『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了。因此結集時題名《惘然記》。最近有人從圖書館裡的舊期刊上，影印舊作，擅自出書，稱為『古物出土』，作為他自己的發現，就拿我當北宋時代的人一樣，著作權也可以據為己有。口氣中還對我有本書裡收編了這幾篇舊作表示不滿，好像我侵犯他的權力，身為事主的我反而犯了竊盜罪似的！不得不亂壞憬淮，不然讀者看到雙胞案，不知是怎麼回事，還以為我在盜印我自己的作品！」
年過六十的張愛玲，對於自己的作品像當年一樣地在意，對於捍衛自己的文字她從來沒有放鬆過。這樣的毅力，是從她的性格灌注到她對寫作的終生投入，不管她寫多寫少，成功失敗，她永遠把自己擺在第一線上。
張愛玲提著大袋小袋的「行李」，在各個汽車旅館之間流浪。她穿長風衣，戴假髮，兩手提紙袋，肩背皮包，腳上穿著毛巾拖鞋，這已經成為她在日落大道搬家的基本裝備。這是她能負荷的行李，也是現下惟一擁有的東西。然而她看起來並不狼狽，倒是從容中帶一點匆忙，和城中一般要趕著上班工作的人臉上的神情沒有兩樣。
她樂於「享受」不斷搬遷的生活，直到在某家汽車旅館遭竊，小偷拿走了整個袋子，裡面有她的美國公民身份證以及收入證明，還有她對前來調查的警察所報告的，她「這幾年做的工作」！
警察想問得具體些：「什麼樣的工作？」
張愛玲心頭刀剜一樣，真是有無從說起的痛苦：「一部小說的翻譯稿！一部中國小說！」
「有多少？我是說遺失的文件有多少頁？」
張愛玲又痛苦地看警察一眼，他絕對不會明白的，但她不得不盡量數字化地回答：「我不確定！我是從一九六七年開始做的！差不多十八年！」警察果然聽得一頭霧水，也只能照著把它記錄下來。
很久很久，張愛玲坐在警察問案的地方，一動也沒動，怔怔望著這奇怪又陌生的房間。她怎麼會在這裡，她在做什麼？這十八年她在做什麼？弄丟了《海上花》的英譯稿她就彷彿像是心被摘去了一樣，又像是時間再一次跟她開一個大玩笑，所有她的努力，多半都注定了白忙的命運。
一九八五年四月，林式同第二次去見張愛玲，距離送文件那次已經一年半了。這回是在一家汽車旅館簡陋的會客區。林式同早到，他對於要見張愛玲，心裡感到強烈的好奇。剛到約定好的時間，張愛玲就出現了，頭上包著灰色的方巾，身上穿著一件同樣接近灰色的燈籠式的罩袍，她行動很敏捷，身體又輕盈，彷彿是飄著出來的。一來就朝一張能避過旅館經理的椅子坐下，朝林式同點頭笑一笑。林式同直覺上懂得，張愛玲有保持身份隱密的顧慮，所以他在談話中就不再直接稱呼她張女士。
張愛玲問他住得有多遠，隨即為上次的事情道歉：「時間真是可怕！我每天都在跟時間做戰！所以我也特別不願意浪費人家的時間！」
林式同連忙讓她放心，說道：「你不用這麼客氣，莊跟我是老朋友！他托我要照顧你，結果你一件事也沒有交代我，莊打電話來問我都不好意思！」
張愛玲直接切入正題：「現在要麻煩你了！我申請房子的收入證明還有證件都丟了，現在要找房子很困難，目前暫時還住汽車旅館，如果哪天有需要，恐怕要請你幫忙。」
林式同表示沒有問題。他很好奇張愛玲的通訊地址，便問：「你一直都住在汽車旅館？」
張愛玲回答得一本正經，絕對不像是在開玩笑：「是為了方便！不乾淨可以馬上搬！我在躲跳蚤！那是一種南美洲跳蚤！生命力特別強，殺蟲劑都沒有用！」
林式同聽得發愣，但他已經學會面對張愛玲不多發問。張愛玲站起來說：「耽誤你太多時間！下次我有需要，就不客氣，直接給你打電話了！」
林式同也趕緊站起來，原來會談已經結束，牆上的鍾只走了一格，五分鐘。張愛玲叫他開大概四十分鐘的車來這兒，只是想見見他這個人。林式同出門上車，張愛玲在旅館門口送他，和他揮揮手。他倒車，從後視鏡看見她還站在門口送他，風吹著她的衣角飄飄然，那淺灰色加上頭巾讓她看起來像一個修道的人，瘦長的身影，出塵的遺世獨立。他看見她腳上穿的還是一雙浴室裡用的毛巾拖鞋。
張愛玲後來住進洛杉磯Lake公寓，房號是322。她在一九八八年寫給老友夏志清的信上訴說自己的近況：「志清，多謝你來信問候！這以來，總是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遠道上城看醫生，有時候回來已經過了午夜，最後一段公車停駛要叫汽車——剩下的時間只夠吃睡，所以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誕行徑。直到昨天才看到你一九八五年以來的信，相信你不會見怪！也許你想我為什麼這樣莫名其妙，不趁目前此間出版界的中國女作家熱，振作一下，倒反而關起門來連信也不看！倘使病廢，倒又發表一些不相干的短文。事實上，我是enslavedbymyvariousailments（受俘於慢性症），都是不致命而要廢時間精力在上面的！又精神不濟，做點事歇半天！過去有一年多接連感冒臥病，荒廢了這些日常功課，就都大壞！好了就只顧忙著補救。光看牙齒就要不斷地去兩年多。到現在都還在緊急狀態中。收到信只看賬單和時間緊迫的業務信。以至你的信和久未通訊的炎櫻的，都沒拆開收了起來。」
她的右肩膀裹著繃帶紗布，還要弄微波餐，又只能用單手，相當狼狽。她對跳蚤仍有揮之不去的陰雲，為這個，一九九一年七月又搬了一次家，這次搬到林式同家附近的Rochester公寓206房。廚房抽屜裡都是塑料餐具，身外之物可以說到了最簡的程度。她有時抱怨自己的皮膚毛病和牙齒，林式同安慰她：「牙齒不好就拔掉！我也牙痛，拔掉就沒事了！」
張愛玲微怔著，若有所思地說：「身外之物還丟得不夠徹底！」
這一年張愛玲七十歲了，用的假髮也從全黑轉為黑灰白相間更符合年齡的顏色。閒暇時佇立在鄰近商店櫥窗前看剛換季的新裝，就像當年和表姐站在霞飛路前挽著手看櫥窗一樣，她的神情還是充滿欣賞和嚮往的樂趣。這個世界對她還是充滿了滋味，甚至可以縱容自己享用一客胡桃冰淇淋！
她不讓任何人進她的房間，又常常忘記帶鑰匙，要請伊朗女經理為她開門，順便喃喃地發幾句牢騷：「門實在太容易關上，太難打開，還有浴室設備也不好。」惹得女經理很不高興地說：「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房子你是來看過的！」
張愛玲堅持她的道理，辯白說：「有些問題是使用才會發生的！看是看不出來的！」女經理要進去幫她察看一下，她又一口回絕說：「不用了！我還可以將就！」
她也許是怕被人見到屋裡的凌亂，對有潔癖的張愛玲來說，這是很羞恥的一件事。一回家她就摘掉假髮，換上裹頭的頭巾保暖。衣櫃裡還有三四頂造型接近的假髮，有的是架在玻璃瓶插的舊報紙捲上，這是她的創意。假髮下她自己的頭髮很短，一看即知是自己剪的，因為不會讓別人看見，所以也不管美觀的問題。
她喜歡把常用的東西擺在眼睛看得見不用廢力氣去找的地方。所以廚房很雜亂，檯子上擺了很多東西，包括新出的保養皮膚的雅頓時空膠囊，她仍然有許多衣服和化妝品。
屋子裡電視始終開著，即使她出門也不關，一回來就有人的聲音迎接她，但真實的電話鈴響卻會嚇她一跳。電話是林式同打來的，他要到上海出差，問張愛玲有沒有事要托他辦。張愛玲在電話這頭怔了很久。上海——恍如隔世，是她前生的記憶，那裡的人和事在看她，也許像看一個幽靈一樣。她掛了電話，窗外的夕陽正好照進她的房間，房裡東西稀少簡陋到彷彿剛搬完家還沒有打掃。電視裡新聞播報員連珠炮的英文越來越遠，張愛玲坐在她那張貼牆放的行軍床上，彷彿是坐在姑姑公寓的床上，也是夕陽金光燦爛地照進來，她的耳朵裡幾乎已經聽見了叮叮噹噹的電車聲，市場裡熱鬧的上海話。按著記憶，她正去買菜。幽幽長長走不完的弄堂，臨街窗口飄出來的紹興戲，這些片段在她腦海裡淡入又淡出，直到夕陽的光影從臉上漸漸移去，她感到黑夜的寒冷。
她在燈下，從凌亂的紙箱裡翻找，把一個防水的牛皮紙袋打開，裡面放著她的相簿。翻開相簿，第一張就是她三歲時肥嘟嘟的臉。再來是弟弟，祖母，母親，她和姑姑……她和炎櫻的青春歲月……都像昨天，甚至比她自己真實的昨天做了些什麼還要記憶清晰。
她知道已逝去的，也知道即將來的，她只是站在中間張望著，掙扎著。那天晚上她把所有的照片按照時間次序排在地上。好像還少了點什麼，她去好萊塢的照相館。戴著假髮，嘴唇塗上淡銀色的唇膏，一張「主席金日成猝逝」的報紙捲成一卷貼在臉頰邊。她是拍照老手，從年輕時就知道如何在相機前表現自己，現在年紀大了，也還是有當年玩弄鏡頭的幽默。手持報紙倒像綁匪寄給肉票家人的照片，證明她當天還活著。其實這倒也不是擬於不倫，有詩為證：人老了大都/是時間的俘虜/被圈禁禁足。它現時待張愛玲還好——當然也可以隨時撕票。
張愛玲又病了，有氣無力地躺在行軍床上。超市送貨員提著三袋東西上樓，按地址找到206房敲門：「我是VonsPavillions的送貨員！」他又敲了一次門，聽見裡面有動靜，很緩慢。門開了一條縫，張愛玲一隻手把錢遞出來，另一隻手拿東西，她沒有露面，門自動又重重地關上。
她緩慢地移動到廚房放東西。想對賬單卻沒有眼鏡，還得到浴室拿，鏡子裡映出形容憔悴的自己，她不忍卒睹，只快速地瞥了一眼就走開。她做這一點事就已經很累了，躺回行軍床上，外面太陽很好，但是她不能走出去。她隨便選了個電視頻道，棄置在那裡當做背景聲音。
她累了，要睡著了。天光在她臉上移動。她看見七歲的自己站在父親面前大聲地背誦《陋室銘》……天色暗一點的時候，她似乎又睜開眼來一次，彷彿瑞荷在旁邊喊她起床：「Eileen！」
翻動身體，她又要睡去。姑姑公寓的電梯咕咚一響，她驟然驚醒，睜著眼，誰來了？她沒換好衣服，要躲起來。她看見小時候的自己躲進母親那一口大箱子，藏在裡面。一聲溫柔的呼喚飄來，是母親的聲音：「小瑛！」
那是世界對她最後的一聲呼喚。恍惚中她又像在船上，正飄洋過海來美國的途中，海水的光蕩漾在她身上，遠洋輪船的汽笛聲從遙遠處傳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