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爾·蓋茨在《未來之路》一書裡寫道：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工程師已有能力營造真實的感覺。他們可以給人戴上顯示彩色圖像的眼鏡，再給你戴上立體聲耳機，你的所見所聞都由計算機來控制。只要軟硬件都過硬，人分不出電子音像和真聲真像的區別。可能現在的軟硬件還稱不上過硬，尚做不到這一點，但過去二十年裡，技術的進步是驚人的，所以對這一天的到來，一定要有心理準備。
光看到和聽到還不算身歷其境，還要模擬身體的感覺。蓋茨先生想出一種東西，叫做VR緊身衣，這是一種機電設備，像一件衣服，內表面上有很多伸縮的觸頭，用電腦來控制，這樣就可以模仿人的觸覺。照他的說法，只要有二十五到三十萬個觸點，就可以完全模擬人全身的觸感——從電腦技術的角度來說，控制這些觸頭簡直是小兒科。有了這身衣服，一切都大不一樣。比方說，電腦向你輸出一陣風，你不但可以看到風吹楊柳，聽到風過樹梢，還可以感到風從臉上流過——假如電腦輸出的是美人，那就不僅是她的音容笑貌，還有她的髮絲從你面頰上滑過——這是友好的美人，假如不友好，來的就是大耳刮子——VR緊身衣的概念就是如此。作為學食品科技的人，我覺得還該有個面罩連著一些香水瓶，由電腦控制的閥門決定你該聞到什麼氣味，但假若你患有鼻炎，就會覺得面罩沒有必要。總而言之，VR緊身衣的概念就是如此。估計要不了二十年，科學就能把它造出來，而且讓它很便宜，像今天的電子遊戲機一樣，在街上出售；穿上它就能前往另一個世界，假如軟件豐富，想上哪兒就能上哪兒，想遇上誰就能遇上誰，想幹啥就能幹啥，而且不花什麼代價——頂多出點軟件錢。到了那一天，不知人們還有沒有心思閱讀文本，甚至識不識字都不一定。我靠寫作為生，現在該作出何種決定呢？
大概是在六七十年代吧，法國有些小說家就這樣提出問題：在電影時代，小說應該怎麼寫？該看到的電影都演出來了，該聽到的廣播也播出來了。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裡花幾十頁寫出的東西，用寬銀幕電影幾個鏡頭就能解決。還照經典作家的寫法，沒有人愛看，頂多給電影提供腳本——如我們所知，這叫生產初級產品，在現代社會裡地位很低。在那時，電影電視就像比爾·蓋茨的緊身衣，對藝術家來說，是天大的災難。有人提出，小說應該向詩歌的方向發展。還有人說，小說該著重去寫人內心的感受。這樣就有了法國的新小說。還有人除了寫小說，還去搞搞電影，比如已故的瑪格麗特·杜拉斯。我對這些作品很感興趣，但憑良心說，除杜拉斯的《情人》之外，近十幾年來沒讀到過什麼令人滿意的小說。有人也許會提出最近風靡一時的《廊橋遺夢》，但我以為，那不過是一部文字化的電影。假如把它編成軟件，鑽到比爾·蓋茨的緊身衣裡去享受，會更過癮一些。相比之下，我寧願要一本五迷三道的法國新小說，也不要一部《廊橋遺夢》，這是因為，從小說自身的前途來看，寫出這種東西解決不了問題。
真正的小說家不會喜歡把小說寫得像電影。我記得米蘭·昆德拉說過，小說和音樂是同質的東西。我討厭這個說法，因為好像這世界上沒有了音樂，就說不出小說該像什麼了；但也不能不承認，這種說法有些道理。小說該寫人內在的感覺，這是沒有疑問的。但僅此還不夠，還要使這些感覺組成韻律。音樂有種連貫的、使人神往的東西，小說也該有。既然難以言狀，就叫它韻律好了。
本文的目的是要紀念已故的杜拉斯，談談她的小說《情人》，誰知扯得這樣遠——現在可以進入主題。我喜歡過不少小說，比方說，喬治·奧威爾的《1984》，還有些別的書。但這些小說對我的意義都不能和《情人》相比。《1984》這樣的書對我有幫助，是幫我解決人生中的一些疑惑，而《情人》解決的是有關小說自身的疑惑。這本書的絕頂美好之處在於，它寫出一種人生的韻律。書中的性愛和生活中別的事件，都按一種韻律來組織，使我完全滿意了。就如達·芬奇畫出了他的傑作，別人不肯看，那是別人的錯，不是達·芬奇的錯；米開朗琪羅雕出了他的傑作，別人不肯看，那是別人的錯，不是米開朗琪羅的錯。現代小說有這樣的傑作，人若不肯看小說，那是人的錯，不是小說的錯。杜拉斯寫過《華北情人》後說，我最終還原成小說家了。這就是說，只有書寫文本能使她獲得敘事藝術的精髓。這個結論使我滿意，既不羨慕電影的鏡頭，也不羨慕比爾·蓋茨的緊身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