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景與哲學無關－－不會因風景而有一種不同的
哲學。米歇爾·福柯的《詞與物》
很不嚴格使用了語言學，這種對形而上學的寄生性
是周期的，哲學漸漸縮小為了一種理論練習、
語言游戲，盡管它一直有著學究式的傲慢。
讓－弗朗西斯科·格維爾是個白發斐然的老頭，七十多歲，身材不高，總是昂著頭，喜歡用牙咬著煙斗而不吸。這一習慣顯然不是出於思想，而是出於某種根深蒂固的習慣。無法想象老頭吸煙斗有多少年了，看上去好像很年輕就如此。不妨說就咬煙斗這一習慣而言，老頭不像個思想家，倒像個資深的早已洗手不干的偵探。
老頭的眼睛已經老了，松懈了，有痕跡很重的眼袋，眼袋之上的目光依然銳利，有如晚年福爾摩斯毫無幽默感的咄咄逼人的目光。不過一頭雪白的頭發多少校正了老人福爾摩斯式的鋒芒，不妨說它更代表了老頭影響世人的思想。
盡管風度挺拔、凜然，老頭短小的身材還是無法同馬丁格的高大身材比，就遺傳學而言，老頭在一切方面都與馬丁格毫無相像之處。馬丁格身材偉岸，靜穆，動作緩慢，加上絳紅色的袈裟，本身就讓人想到一座絳紅色的廟宇。因此在兒子面前，讓－弗朗西斯科·格維爾老頭如果不是煙斗和與煙斗相稱的白發，幾乎就像個前來寺院的觀光者。
除了身體、氣質截然不同，或許還因為闊別了二十年，因為各自的時間完全不同，因為信仰與懷疑如此不相容，父子見面並不親切，甚至沒有擁抱，但又一見如故。兩人不像父子會面，倒像兩種不同事物的會面：馬丁格施以西藏的禮節雙手獻上哈達，但老頭只戴了一會兒，明顯感覺不適，找機會摘了下來。不過為了表示對哈達的尊敬，老頭認真將哈達疊好，放在了貴重的手提箱裡。
同樣，老頭對拉薩的風景也沒顯出特別的興趣，盡管拉薩的河流不同於西方所有的河流，喜馬拉雅山也比阿爾卑斯山巍峨許多。但是風景與哲學無關，不可能因為風景而有一種不同的哲學是老頭的一貫看法。因此不管到任何特別的一地，老頭都沒有特別的評價。老頭在法國靠近瑞士的阿爾卑斯山有一幢十七世紀的老房子，房子裡有一些西藏照片，是馬丁格很早以前寄來的。每年老頭都要到那所老房子住上一陣子，在那裡完成部分思考與寫作。在老頭看來自己熟悉的阿爾卑斯山與喜馬拉雅山沒什麼特別的不同，特別是當進入與兒子的對話之後，老頭甚至認為自己不過仍在阿爾卑斯山可以望見雪的老房子裡。
老頭在法國屬於老派自由主義的懷疑論哲學家，與羅蘭·巴特、雅克·拉康、米歇爾·福柯以及雅克·德裡達等結構主義以降的新派哲學家不同，老頭是保守的，古典的，在老頭的精神譜系中可以明顯看到休謨、蒙田、笛卡爾、帕斯卡爾這樣一脈懷疑論哲學譜系中的名字。出於對尼采以降的非理性哲學的質疑，老頭對結構主義與解構主義哲學一向持批判態度，特別是對福柯、德裡達過度使用“語言學”更是評價不高。“米歇爾·福柯的《詞與物》很不嚴格地使用了語言學，這種對形而上學的寄生是周期性的，並且從十八世紀就開始了”老頭就是這樣評價福柯的。在老頭看來法國的新潮哲學不過仍是“新形而上學的產物，是技術化的理論練習和心靈碎片化的結果；哲學的語言學轉向使人們掌握的小知識越深認識上就越盲目，因為這樣一來既無法看清世界的整體，又無法看清自身；禪學之所以在西方越來越受到歡迎，首先是因為西方哲學在生活藝術和道德領域的逃脫所致。”老頭認為自公元前六世紀到公元十六世紀，哲學在西方一直大體有兩個分支：一個是對人類生活的指導，一個是對自然的認識；差不多從十七世紀開始，西方哲學對於第一個分支不再感興趣，將它拋棄給了宗教。第二個分支則由科學擔負起來了。這時候哲學所剩的僅僅是對於超出自然之物也就是形而上學的研究。從這時起“我們應該怎樣生活？”這一蘇格拉底式的西方問題就被西方拋棄了，哲學漸漸被縮小為一種理論練習、語言游戲，盡管它一直有著學究式的傲慢，但已不能與科學相抗衡。至於科學，老頭認為雖然完全獨立地得到了發展，但科學並不建立道德和智慧，因此總的來說是哲學的逃脫與科學的技術化，才使得佛教在西方有了巨大的吸引力。但佛教真的能解決“我們該怎樣生活”這一古老的命題嗎？佛教在哪些方面屬於哲學范疇？它到底是一種哲學還是一種宗教？或者既是哲學又是宗教？老頭有諸多問題要同兒子討論。
因此，老頭當然不是來看望兒子的，而是來尋求對話的。對於兒子二十年前結束了巴斯德學院的分子生物學研究而投身於西藏宗教生活，老頭盡管一直給予了尊重，但許多年來並不贊成。尊重是一回事，贊成是另一回事。過去老頭從未認真過問過馬丁格二十歲時的選擇，在老頭看來年輕的馬丁格那時不過是一種情緒的選擇，而老頭是從來不與情緒對話的。但是二十年過去了，馬丁格的情緒選擇已變成一個飽含時間的理性事實，並且代表了一個充滿吸引力的世界。另外如果馬丁格當年的出走是一個時尚之謎的話，那麼二十年之後已成為真正的謎。
馬丁格出生在上流社會，父親讓－弗朗西斯科·格維爾不用說了，是哲學家，後來成為法蘭西學院四十名院士之一。母親雅娜·勒圖穆蘭是個畫家（後來在馬丁格的影響下這位母親也皈依了佛門，成為法國最早的比丘尼之一）舅父雅克-伊夫·勒圖穆蘭則是一位著名的航海家。出生在這樣的家族，馬丁格從小學到大學受到了良好的教育，22歲便獲得了巴黎理工學院的理學博士學位，是1965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雅科布的學生。年輕有為的馬丁格在巴斯德學院成為最年輕的研究員，從事生物學方面的高等科學研究。正當馬丁格的分子生物學研究在雅各布引領下已登臨科學巔峰時，一次假期的喜馬拉雅山之行改變了馬丁格的內心構成。讓－弗朗西斯科·格維爾老頭清楚科學家的兒子皈依釋迦牟尼並非因為對西方宗教失望，或是因為六十年代具有普遍性的“精神危機”所致。不，科班出身的兒子那時既不是流行的“嬉皮士”、也不是“垮了的一代”，既不是失戀者或同性戀者，也非精神創傷者，不抽大麻，不上街游行。不，馬丁格是那個時代標准的青年、最前沿最年輕的科學家，是新科諾貝爾獎得主雅各布的助手。除此之外，年輕的兒子還喜歡天文學，照相術，對鳥類學傾注過很大的熱情。
但是一次偶然的喜馬拉雅山之行讓兒子突然間轉向佛教，讓－弗朗西斯科·格維爾老頭要問問兒子：當年一個在巴斯德學院分子生物學上有過頂級研究的人，一個曾面對包括讓－弗朗西斯科·雅格布在內和其他著名生物學家組成的評審團進行過博士論文答辯、並獲得了生物學博士學位的年輕人，一個已站在了分子生物學最前沿科學家，何以同時或在那之後轉向了起源於東方的佛教？什麼時候為什麼在兒子心中萌生了這個決定？
二十年前老頭就該這樣問，但是沒有。不過，同樣的問題二十年後問的確又有所不同。二十年前他們是兒子和父親，現在兒子也已是東方大師，兩人都具有時間的分量，並且代表了不同但一樣強大的精神系統。此外，如果是別人這樣問馬丁格為何信仰佛教，馬丁格很容易回答馬丁格已無數次面對這樣的問題。而且通常，由於提問人雖然出於好奇但也充滿了尊敬馬丁格總是予以慈悲而簡單地回答。這其中馬丁格對我的回答是最深入的。馬丁格從維格那裡聽說了我的非同尋常的志願者經歷以及我的生活方式，特別鼓勵我在西藏的精神實踐，許多次馬丁格當著維格的面贊揚我，維格對此總是不以為然。
但是，顯然，馬丁格這次面對的不是別人，而是父親。
馬丁格過於長久的沉默讓懷疑論者父親明顯感到不適，特別是馬丁格的沉默像寺院裡常見的佛像就更令懷疑論的父親不適。馬丁格目光低垂，含胸，高大，盡管並沒看著父親，他高大的坐姿仍自然地俯瞰著端著煙斗的父親。也幸虧老頭總是用牙咬著煙斗，這使老頭保持了某種固有的質疑一切的姿態。
馬丁格當然不可能簡單地像通常回答別人那樣回答父親：諸如“人生而為人是難得的，但人生無常，六道輪回，有循環往復煩惱和痛苦，所以要尋求解脫之道佛法就是解脫之道。”馬丁格不能對父親這樣這樣說。再有馬丁格得承認自己是父親的創造物，他們已有二十年沒見，二十年的回憶是漫長的，而對於一個佛教徒而言回憶從來就是困難的。甚至,回憶二十年前幾乎就像回憶“前世”一樣困難，就像回憶“另一個人“。那麼，在這“另一個人”的身上是否可以說早有一粒遙遠的類似“精神”轉世的種子？馬丁格在穿越晦澀的生命因為現在的他就是從那粒幾乎難以覺察的精神的種子分離出來的；這粒種子無論如何和父親有關，畢竟父親在給予他的生命中包含了那粒偶然的東方的種子。當然，那種子不屬於父親，它只是經過了父親，就像會經歷任何人一樣。
就是說，沒有那最初的種子，就沒有信念的萌生。
他可以這麼回答父親嗎？
那麼最初是什麼觸動了那深埋的種子？在巴斯德學院，或者更早？更早引發內心種子萌動的是讀了一些有關宗教傳統的書？是的，他雖然並沒生在一個信教家庭，但接觸過一些宗教方面的書，能記起的其中有基督教的，印度教的，蘇菲教義的，恰恰沒有關於佛教書。那時西方很少有真實可信的佛經譯本，而且，主要的論著或譯本對佛教的理解也是畸形的即認為佛教是一種講人生皆空的虛無主義哲學。不過盡管畸形，那些譯本還是笨拙地產生了相當大的反響。此後，通過雅克－伊夫·勒圖穆蘭舅父，他又發現了很重要的勒內·蓋農的著作。
勒內·蓋農？我知道他，老頭端著直煙斗，他的書當時有些影響，不過那好像是一些關於伊斯蘭教的書，你能做一點詳細的說明嗎？比如蓋農主要有哪些關於東方哲學的著作？我記得當時隨便翻過勒內·蓋農的書，但我對他的作品記憶不確切。另外，你認為那些神秘主義的書對你產生了影響？
又是長時間沉默，之後馬丁格才艱難地在回憶中緩慢地說：
勒內·蓋農寫了有約二十本書。主要有《東方，西方》、《現代世界的危機》、《東方形而上學》和《吠檀多所說人與其變異》，後一部書解釋了人的自身內部神性的實現和演變過程，以及人類在形而上學傳統的基本一致性。這些充滿東方意味的書給我的內心帶來了滿足，但不是決定性的。
你是在多大年齡讀這些書的？父親問。
父親的話問得多少有些奇怪。一個父親竟然不知兒子那時讀了那麼多神秘主義的書顯然不是一個負責任的父親。不過說起來也不怪，讓－弗朗西斯·格維爾科老頭對兒子少時讀的書所知並不多有另外的原因：老頭很早就同馬丁格的母親、畫家雅娜·勒圖穆蘭女士離異馬丁格一直跟著母親生活。當然了，老頭並沒放棄對兒子的責任，定期接兒子到自己的新家，一直承擔著法律義務。兩個分開的家庭，無疑從小給馬丁格帶來“分開”的目光。談不上什麼傷害，只是要經常分清這兒是母親的家，那兒是父親的家；父親與母親是可以分開而並非天經地義地在一起。很難說這是一種理性還是一種淡漠，不過事實上由於家的分開馬丁格的視野更加開闊，較之從前，在兩個家庭中很小的馬丁格認識了更多人：父親的朋友，母親的朋友，父親的女人，母親的男人，某段時期的繼父或繼母……那些人都是有教養的人，大多是社會名流藝術家或思想家。馬丁格從小就生活在高端的人群中，從沒覺得這些人有什麼可仰慕之處，也從沒想過要成為他們中的一個。馬丁格衣食無憂，享受著最完善的教育，直到進入頂級的巴斯德學院，一切都按部就班，一帆風順。
但馬丁格的內心並不真的平靜，特別在獲得博士學位後。盡管馬丁格協助雅各布的課題處在當時世界的最前沿，但他的全部工作看起來其實就是每天登錄一個特別具體的細菌染色體遺傳卡片。顯微鏡下的細菌微觀又微觀，甚至微觀到和人的肌體都沒有直接關系，更不用說和心靈。科學可以解決物質問題，但不能解決內心的問題馬丁格告訴父親。馬丁格最早讀勒內·蓋農時不過十五歲，此後還讀了拉馬納·馬哈爾什的一些談話錄。拉馬納·馬哈爾什是一位印度哲人，自身已經達到了最終的精神本質，即非二元性的內在認識。這些與科學毫不相干的書在馬丁格當時的內心產生了越來越隱秘的影響。
但是，馬丁格對父親說，真正開啟我對佛教興趣的不是閱讀，是1966年的喜馬拉雅山之行。
那時你二十歲！
老頭輕而易舉算出兒子的年齡，很微妙的顯示了對兒子的關心。
馬丁格稍稍想了一下，接著父親的話：
那時我在巴黎理工學院，還沒進入巴斯德學院。就在那個時候，在理工學院，一次電影剪輯課上，我看到了阿爾諾·戴雅爾丹攝制的西藏大師的電影。阿爾諾·戴雅爾丹用了幾個月的時間，與一位通譯作了兩次喜馬拉雅山旅行，深入到那些大師的隱秘的生活之中……
馬丁格的敘述越來越流暢，好像已清晰地分離出了自己的“前世”，好像畫外音似的講解著自己的當年。馬丁格想起那時因為剛剛結束學期合格考試，在投入研究之前他有六個月的假期，也想進行一次遠方的旅行。那是“嬉皮士”時代，許多法國年輕人駕駛著雙馬力雪鐵龍汽車或是靠招手搭車而穿越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走上通向印度的道路，而馬丁格那時還在被東方的武術吸引，他本來想去日本，但是看了阿爾諾·戴雅爾丹的電影，他決定去喜馬拉雅山。
阿爾諾·戴雅爾丹的電影好像也在法國電視二台轉播過。
父親說，也陷入了回憶。
是的，馬丁格說，從1966年起轉播過多次，那部電影資料片包括《西藏人的使命》、《安詳之地喜馬拉雅山》，《智慧的子孫》、《瑜伽信奉者之湖》共四個小時。那是一些個非同尋常的資料，那些資料顯示人類史上也許從無先例的事實是：西藏有眾多的人在修行，他們是和尚、尼姑、洞穴中的隱修士、寺院裡教學的學者，精神實踐在西藏無可爭議地是個人存在的首要目的，與精神生活相比其他都是次要的。
馬丁格完全進入了自己的內心，有種平靜的激動。
老頭沒打斷兒子。馬丁格繼續說：
在喜馬拉雅山，我看到這樣一些人，他們自身即是他們所傳授的事物的圖像，看起來那麼引人注目。我當時還不能明確把握什麼要旨，但是使我震動的是我可以確認他們符合我理想的聖者、完人、哲人的形象，這樣一類人在西方幾乎找不到了。那些靜穆的西藏大師是我想像出的聖方濟各或蘇格拉底那些西方古代偉大哲人的圖像，但這些西方的幅圖像當時對我來說已變成了一紙空文。我不能去與蘇格拉底相會，不能去聽柏拉圖的談話，不能坐在阿西茲的聖方濟各的腳下，但就在這時候，突然出現了一些人，他們仿佛是智慧的活的榜樣……
等等，讓－弗朗西斯科·格維爾老頭打斷兒子，你剛才強調古代哲學的特征或形象，顯然是指他們的理論與實踐是一致的，可這並不新鮮。在柏拉圖時代，哲學的確並不簡單地是一種知識或一種理論，一種對於世界或生命的解釋，哲學還是一種生活方式。蘇格拉的學生們不僅學習哲學，也在生活中實現哲學，至少是和他們在自己的談話中使之理論化一樣。在西方，直到羅馬帝國結束時，哲學家們都是很活躍的。哲學家在一大群重要人物身邊扮演著親信、精神主人、指導者、道德安慰、有益的伴侶等角色。他們不滿足於傳授而是使自己的生活方式成為所傳授的事物，這種對哲學的理解在很多情況下與一些宗教的面貌相近。在伊壁鳩魯派學者或斯多葛派那裡就制定了一種學說，同時自己又是這種學說的化身的特點。我想，我可以理解你看到那些西藏人後所受到的精神上的震撼，理解在這些西藏哲人身上一開始打動你的顯然是一種直觀性或者接近性，這種接近性與西方哲學的那些起源差不多是一樣的。
讓－弗朗西斯科·格維爾老頭取消了佛教修者與古希臘先哲的區別，意在說明馬丁格所見所感並不足導至兒子的選擇。馬丁格不認可父親，溫和地反駁道：
西藏的大師並不試圖制定一種學說，而是要成為一種千年傳統的忠誠完備的守護者。總而言之，不管古代西方情況如何，那些身體力行的西方大師現在早已消失了，而現在在西藏，在喜馬拉雅山，仍然存在著一種活著的、可到達的、像美好事物的櫥窗一樣的傳統，對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直觀的事實。
請原諒，哪些美好事物？老頭晃了晃空煙斗，你領會了佛教學說中的什麼東西？我是說那時候，你年輕的時候，要知道，自己成為一種學說的化身是不夠的，還必須使這種學說具有價值！
父親老而奪人的目光直擊兒子。馬丁格不得不承認，在六十年代，確切地說在1966年，他對佛教的確還沒什麼明確的概念，不過是僅僅看見了那些哲人，僅僅是通過一部電影看到了透露出的那一點點東西。
但是，就是那一點點東西，已使我預感到了一種有著啟發意義的東西！
馬丁格沒覺察到自己的聲音也多少提高了。
你知道，馬丁格又緩和了口氣，在我成長的環境中，由於你，我遇到一些哲學家、思想家、戲劇家；由於我的母親畫家雅娜·勒圖默蘭，我遇到一些藝術家和詩人，像畫家亨利·馬蒂斯，超現實主義者安德烈·布勒東，音樂家斯特拉文斯基，由於我的舅父雅克－伊夫·勒圖默蘭，我遇到一些著名的探險者；由於我的導師雅格布，我遇到一些來自巴斯德學院舉行講座的學者。我就這樣被引導著，與很多方面具有懾服力的人物相交往。但是，同時，他們在自己的學科中顯露出的才華並沒有必然引起這樣一種東西：我稱之為“人的完善”的東西。他們的才能、知識、技能、名聲並不因此就使他們成為好的人類存在者。一個偉大的詩人可能是一個騙子，一個偉大的學者就他自身而言可能是個不幸的人，一個藝術家則粗野、驕傲自大……
馬丁格談到的問題是尖銳的，事實的確如此，就人的理想的“完善”的境界而言，這的確是一個個人是否真正幸福的問題、是那些傑出人物或者任何一個人的困境。但是，這是永遠也解釋不清的。讓－弗朗西斯科·格維爾老頭顯然不想在這個一般性的問題上糾纏，於是不無幽默地談起兒子對對鳥類的愛好。
那時候，我記得，也就是1966年前後，你好像還熱愛過一陣子照相術和鳥類學，對了，我記得你在22歲時還寫了一本關於動物遷徙的書。此外，我記得你曾強烈地投身於音樂。
這些愛好回憶起來的確是親切的，馬丁格似乎進入了父親的軌道。
但事實並非如此，馬丁格堅如磐石。
是的，鳥類學和新音樂都曾經強烈地吸引過我，特別是音樂，在我母親那裡我多次見過作曲家伊戈爾·斯特拉文斯基和另外一些法國傑出音樂家，我有很多機會與那些在西方激起人們崇拜的人站在一起，但更多的是一次次懷疑地問自己：我是不是向往他們這一切？
你並不想成為他們。
是的，不。他們當時並不讓我感覺滿足，相反倒是那些喜馬拉雅山的電影讓我發現了更多的東西。阿爾諾·戴雅爾丹在電影中說的話讓我震撼，他說：我相信，最後一批偉大哲人、精神活著的榜樣，就是現在這些居住在喜馬拉雅山的西藏大師。就在那個假期，我改變了原來准備去日本旅行的想法，去了喜馬拉雅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