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在我的這本書中生命這兩個字出現頻率一定很高，這並不是因為我的刻意，而是這兩個字每天都會莫名其妙地走進我的腦海裡幾次。
我的工作是和人打交道，，尤其採訪「東方之子」，一句「濃縮人生精華」，更是要求自己必須像個看客，看一個又一個採訪者如何在生命的舞台上觸目驚心地演出著。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比生命更富於變化的了。年輕時很單純，曾經以為對生命知之甚多，隨著自己的成長，隨著眼前別人生命故事的接連上演，生命到底是什麼，已經越來越是個疑問。
雖是一個看客，看著別人在舞台上演各種各樣的生命故事，卻不會總是一味地鼓掌或歎息，畢竟自己也是個演員，也在自己的生命舞台上翻滾與掙扎。有些生命的故事是相通的，而有些又太過不同，但正是在這很多的不同之中，我們明白了生命的萬千可能。
季羨林
住在北大朗潤園的季羨林老先生，作為學者寫就的那些專著，我們絕大多數連聽說都沒有聽說過，即使聽說過，打算拿來一讀怕也是讀不懂的。但這並不妨礙文化人會把季老當作一面旗幟。因為讀不懂的是他的專著，而更深刻卻容易讀懂的是他生命中的無數故事和人生態度。
有一年北大開學，一個外地的新生入校，拿著大包小包，走進校園後，實在堅持不住了，便將行李放在路邊，正在為難之際，見前面來一布衣老者，於是請求老者幫自己看一會兒行李，老人爽快地答應了。這位新生如釋重負地去辦各種手續，很長一段時間過後，新生回來，老人仍在盡職盡責地看守著行李，謝過，兩人分別。
又隔幾日，北大召開開學典禮，這位新生驚訝地發現，在主席台上就座的北京大學副校長季羨林，正是那一天為自己看行李的老人。
我一直不知道，那一瞬間，這名新生的感觸是什麼，但我想，對於季老來說，那件事已是很自然地忘記了吧？
多年以後，又有一個美麗的故事在季老和學生中間上演。
新學期，一群年輕的學子相約著在一個中午去朗潤園看望季老，到了門口，卻開始猶豫：正是中午時分，會打擾了老人的休息吧？於是左思右想，終於有了主意，眾多學子用一根樹枝，在季老家門外的土地上，留下各自的問候話語，然後歡快地離去。
這是我在北大聽過的最美麗故事之一，而把這個故事上演給季老是一種後輩給前輩的尊敬。
已經不太知道，年輕時的季羨林是一種怎樣的性格，但到了晚年，季老總是平靜的，即使在夫人和女兒相繼去世之後，我見到的季老，依然沒有把那份憂傷寫在臉上，平靜中有了一種對生命中酸甜苦辣滋味的超越。
但季老的內心真的是平靜的嗎？尤其在中國，做為一個知識分子經歷了這個百年？
聽一位北大的朋友講，在北大百年那一個喧鬧的慶典之中，常常見到已是87歲的季老一個人在樹林中或是未名湖畔，一坐就是幾個鐘頭。
這個時候的季老是平靜的嗎？
啟功
我們都習慣於把啟功的全名理解成「愛新覺羅．啟功」，但他自己卻堅決不這樣認為：「有人給我寫信來，信封上寫著：愛新覺羅．啟功，那我瞧都不瞧。有的時候我告訴人說：查無此人。你要到公安部查全國的戶口，沒有一個叫愛新覺羅．啟功的」。
我們習慣把啟功先生理解為大書法家，但他自己似乎也不這樣認為。
「一位老長親要我的畫，他第二句話就說：你別落款，讓你的老師給落上款。這下子給我的刺激很大－－我這字不行啊！他不要！這樣子我就發憤練字，幹嘛呢？就為在畫上能題上字好過得了關，及格。多年以後，．．．．．書法家協會主席退了，我有事正在上海，協會缺席判決：讓啟功當主席，這下子又給我增加了一點虛名。事實上，我那字沒當上主席時還好點，現在當上這主席，大伙都要求給寫字，這一下子就成了大路貨了，都是偽劣產品。」
你看，啟功老先生就是這樣你說一他偏說二,以讓人接受的小惡作劇為樂，你指東他偏指西的一個被採訪者。按理說，這樣的被採訪者是最糟糕的，但啟功先生卻是我最喜歡的被採訪者，因為他正是通過幽默以及把人們看重的東西看淡來體現著一種深刻。
啟功老先生的幽默出了名，路遇學子，人家問他最近怎樣，他答：「不好，鳥呼了。」眾人不解，啟功老先生解釋：「一場大病，差一點烏呼了，鳥字不是烏字差一點嗎？」
眾人皆樂。
我採訪完先生之後，啟功老問：「什麼族？」我答：「蒙族。父親蒙族，母親漢族。」啟功老一樂，接著雙手舉上頭頂，手指卻耷拉著，我不解，啟功老又一樂：「咱倆一樣，純種狼狗耳朵都立著，不純的耳朵才耷拉著。」
於是我們開始一起樂。
但是也有啟功先生樂著說，我卻怎麼也樂不起來的事兒。
有一天半夜，啟功先生突然胸口發悶，憋醒了，以為是心臟病，這下子壞了：「還有什麼重要的事呢？我想要有就寫下來點吧，假定叫遺囑吧！總得有點內容有點題目，想一想，也沒什麼事，這樣就睡著了！」
啟功老是睡著了，但他講過的這件事卻讓我睡不著，加在啟功先生身上的盛名實在是太多了，但夫人多年前就已去世，加上沒有子女，於是讓一個國寶夜半時分醒來一個人孤獨地想後事的感覺實在不好，幽默有的時候是喜劇，有的時候未必。在每天快快樂樂的啟功先生面前，我總是覺得：笑容有時和嚴肅離得很近。正如他的好朋友張中行先生所說：「如果僅僅看到（他的）幽默就會上當，他風趣的後面更多的是嚴肅。」
食指
食指是一個詩人，他寫的很多詩影響了很多人，但對我而言，他用自己的經歷寫成的無言之詩更具震撼力。不過，這首詩很難歸類，既沒有古典的對仗，也不像朦朧詩般充滿理想和對現實的懷疑，非要歸類的話，也只有劃到後現代主義或是黑色幽默之類。
食指在1968年寫成的《相信未來》可能到下個世紀的68年依然會當作經典。
「當蜘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台／當灰燼的余煙歎息著貧困的悲哀／我依然固執地鋪平失望的灰燼／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
但可惜的是食指相信的與熱愛的都以相反的方式回報了他。
寫完這首詩後不久，他和很多同齡人一起去上山下鄉。短短幾年以後，在他的同齡人面對殘酷的現實依然用他的《相信未來》支持溫暖自己的同時，食指堅持不下去了。七十年代初，他因精神分裂回到北京，從此住進北京市郊的北京第三福利院。這是一個收養無依無靠、無經濟收入及復員退伍軍人中精神病患者的福利院。
不要以為我們從此就可以一眼看出食指與我們有什麼不同。讓他換下病服，和你交往一段時間，你一定會覺得他很正常，並時常會為他精彩的思考而激動不已，但熟悉他的人知道，當他設想未來和描繪身邊現實的時候，他說的是一種美麗的謊言，有些是不存在的，有些是根本實現不了的。
他現在會繼續喜歡崔健，會在吃飯時盡量不剩飯菜，會出席簽名售書，會聽說舊時的朋友回來了，就急切地上門詢問人家又寫了什麼好詩，然後聽說人家根本好久不寫了也不失望立即開始念自己寫的詩，會比過去還深刻地說出：「藝術應當是璞而不是玉更不應該是精雕細琢的玉器。」
但不管怎樣，食指依然在物慾橫流的世界裡堅守著自己精神的世界，雖然讓人看著有點辛酸，但誰又能知道，是他不正常值得同情還是我們都已不正常值得同情呢？
在上一個世紀裡，有一個叫食指的詩人，由於《相信未來》，而住進了精神病院，至今沒有痊癒。
張岱年
採訪張岱年老先生之前，他年輕時的為人與處世方式給我留下了狂傲的印象。
初中畢業時就寫下了終生志願：「強中國，改造社會，成或敗，退隱山林。」
19歲考上清華大學，因不願意軍事訓練而退學，後又上北師大，喜自學，不愛聽課。
20多歲時，胡適在中國文化界可謂一棵參天大樹，但張岱年先生敢於對胡適先生的某些觀點提出全面批判，讓人看出後生的勇氣來。
帶著這些年輕張岱年留給我的印象，我走近了老先生，他的家中面積很小，書佔去了大部分空間，物品擺放雜亂無章，傢俱陳舊而不講究，中秋時的月餅時至寒冬還在家中放著。由於家中無洗澡設備，因此必須去公共浴室，但年已過八旬，腿腳不便，洗澡成了他們老倆口最擔心的大事。
而坐在我面前的老先生早已不是當年後生可畏的張岱年了，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歷盡坎坷，性格早已外圓內方。
有時老先生一句話要重複個兩三遍，對人的態度多少有些謙恭，早年的那個張岱年是不見了。面對這種變化，我的心不停地下沉，因為我知道，變化的原因不是年齡，而是一次又一次的運動對他的衝擊和洗禮。
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一些熟人見面如同不相識。
文革中住房被換成小的，不敢違抗，於是賣掉四平板車的書，又賣掉一個書桌。
1958年被下放勞動，農民對他表示同情，讓他感慨萬千，同時反思：自己遭受厄運是自己狂傲不慎所致。
文革中參加勞動，由於喝水不易，養成早飯後喝一杯水，午飯前一大杯，午休後一大杯，晚飯前一大杯，其餘時間不喝水的習慣。
年輕時希望自己成為學術大家的希望也終於破滅，開始得過且過。
……
改革了，開放了，張岱年如同經歷了漫長的冬眠，終於開始慢慢地復甦，重新走上學術之路。但年輕時的那份傲氣卻在歲月的沖刷之下蕩然無存，誰還能夠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採訪結束，老先生和夫人（馮友蘭先生的堂妹）下樓來送我們，張老腳踏步鞋，身上穿件藍呢大衣，這是他1955年置下的傢俬，但我仔細觀察後發現，上面只剩下一粒扣子。
我只說了一聲「保重」，然後與老人分別，至今未再見面，不知洗澡問題有沒有好好地解決。
楊振寧
一個科學家該是一種什麼樣的形象，這不太好下結論。但與楊振寧交談，卻很容易找到一種面對大師的感覺。這恐怕是楊先生所關注的問題和我所聽到的有關他的故事，都已超越了科學的範疇。
不太肯下定論，但相信以下這句話是出自楊先生之口－－「物理研究到了盡頭就是哲學，而哲學研究到了盡頭就是宗教。」我想能擁有這份感悟的科學家，關注點當然不會只在科學本身。
1977年1月30日晚，在以楊振寧先生為會長的全美華人協會和美中協會舉辦的歡迎鄧小平副總理的晚宴上，楊振寧以一個政治家的眼光說道：「鄧副總理的訪問是近代史上一個具有分水嶺性質的發展，國際關係從此開始新紀元。」
相信熟悉他的人不會為他講出這番有穿透力的言語感到驚奇，因為早在1971年，中美關係剛剛解凍，楊振寧先生就成了來華探親的第一位美籍華人，爭得這個第一，從某種角度來說，是一種夾雜著歷史分析後的勇氣。
在這個世界上，在自己研究的領域取得傑出成就的科學家非常多，但如楊振寧般遠遠超越科學達到另一個高度的大師並不多。也許話還可以反過來說，也許正是視線超越了科學的範疇，楊先生才在自己的本專業上獲得了那麼大的成功。
但和楊振寧有關的故事中，最讓我難以忘懷的還是他和鄧稼先的故事。鄧稼先是我國的兩彈先驅，他和楊振寧是從小一起長大的好朋友，但各自的道路卻迥然不同。
七十年代初，當鄧稼先告訴楊振寧，中國原子彈和氫彈的研究沒有一個外國人參加時，楊振寧激動得熱淚盈眶，不得不去洗手間整理面容。
當我採訪楊振寧先生時，鄧稼先已經去世很久，我陪著楊先生和夫人去八寶山為鄧稼先掃墓，當然所謂的掃墓只是把骨灰盒從架子上拿下來，然後拂去上面的浮土，但楊振寧先生卻做得極其認真，當骨灰盒上的浮士被他細心拂去後，我覺得，拂去的還有由於歷史原因而在他們兩人友誼之間的一種距離。
如此密切的一對朋友，卻有著兩條迥異的人生道路，而贏得的尊敬卻是一樣的。只不過，楊先生一生都在面對鮮花和掌聲，而鄧稼先卻更多的時候是默默地做事，在人生終了之後才面對永遠的尊敬。
不過對於他們兩人來說，真正永恆的是友誼。
孫恂
我們絕大多數人活著，理想如萬花筒般複雜變換，而對於有的人來說，能活著，本身便是生命中最大的理想。
在病床上已經躺了三十八年的孫恂就是這樣。
十九歲的時候，如花一般的年華剛剛開始就結束了，一種叫做「重症肌無力」的病把她擊倒。所有她身邊的人們都從醫生那兒知道，她這種病最多只能活五年，然而，38年過去了，孫恂依然活著，而且越活越好，並開始幫助一些健康的人活得更好。
數字是枯燥的，但枯燥數字的背後，是一種生命中艱難的抗爭。
病後九年能順暢呼吸，十七年後能自由翻身，二十五年後吞嚥不太困難，二十七年後能洗衣做飯。
然後用一生去做一件事－－活著。
現在的她依然在床和輪椅之間兩點一線，每天一包感冒沖劑，因為小小的感冒對於她都是致命的。原來住平房的時候，用四年的時間學會了從房間到大街上曬曬太陽，後來搬到樓房，雖是一樓，但房間到外面的八級台階，卻把她重新困在屋中。打官司，要求落實《殘疾人保障法》，贏了，但九年過去了，樓梯依舊，陽光，對於孫恂仍然奢侈。
不過，孫恂之所以令人尊敬，是因為她絕不滿足於活著，她的力量也正是因此而產生。
1981年，她就發起了中國第一個「病殘青年俱樂部」，宗旨是「自立互助」，同時，她又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殘疾人之友》節目中主持著「孫大姐信箱」，有了網絡，孫恂又迷上了電腦，散發自己的光和熱，她擁有了新的渠道。
以愛為生的孫恂自然得到了很多人的幫助，多年以來，她那間清冷而略有些灰暗的小屋從沒有真正寂靜過。但與其說，走進走出的人們是在幫助孫恂，不如說，正是在靠近孫恂的過程中，人們的精神得到了救助，幫助孫恂就是在幫助自己。
孫恂會活得更好，而一些健康但活得不太好的人，在經過孫恂身邊之後，開始學會活得好一點。
曹春生
有些做了大好事的人，並不是一開始就想做好事，比如說河北的曹春生。想當年，曹春生做企業家的時候，過的是一擲千金，飯店舞廳之間轉悠的生活。直到有一天，曹春生陪一個客人到公園聊天，買的易拉罐飲料放在腳邊，可聊著聊著，幾個小流浪兒把易拉罐偷走了，這讓曹春生大為生氣，臭罵了一通之後，問小孩：怎麼不上學？孩子答：窮。曹春生一衝動：我給你們出錢。
沒想到，這一簡單的衝動，就把曹春生今後的生命之路改寫了。捐完錢後被學校尊敬地請上主席台，這陣勢，曹春生以前沒見過，於是頭腦一熱又拿出更多錢，再到後來，沒人養的窮孩子幾聲「爹」，就讓曹春生心頭一熱：「我辦個兒童村吧。」於是就有了邢台東方兒童村。
「窮」這個字，曹春生原來是沒有太多感悟的，但收來的孩子在他這兒吃冰棍，半夜查房，睡著的孩子們依然叼著冰棍的木棒，這個場景讓曹春生淚流滿面。從此他在行善的路上「在劫難逃」。
曹春生當然想不到，一個小小的兒童村慢慢地壯大，竟讓他原來的生意一天天慘淡下來，終於有一天，兒童村裡孩子們的臉色紅潤起來，而曹春生的錢袋卻乾癟下來。這個過去不太拿錢當回事的人重新知道了沒錢的苦處。但身邊孩子一句又一句的「爹」，讓曹春生背負起沉重的責任，想輕鬆地一個人走回經商之路不太可能了。
社會各界開始伸出援手，於是容易激動的曹春生經常淚流滿面。我相信，當年經常和錢打交道時，老曹不會這般敏感和脆弱，但和人，尤其是和孩子打交道，淚腺就慢慢發達起來。
雖是一時衝動慢慢走上行善之路，而且自己也由過去向別人施捨到向別人伸手，但老曹沒有多少悔意。只是老曹在這幾年間，頭上的白髮明顯的多了起來，當初還多少有點企業家的派頭，現在在他身上是一點也看不到了，看到的形象是非常職業的一個爹。
他的生命故事有了這麼大的改變，不能不讓看演出的人感慨萬千，如果當初陪朋友進公園，沒有買那兩罐飲料，今日的曹春生會過著怎樣的生活呢？
武和平
當年一部《9．18大案》讓破獲了這起大案的開封市公安局局長武和平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不過武和平被人熟知，絕不僅僅因為電視的影響力，還應該加上武和平身上那種強烈的儒警味道。
在《9．18大案》中，我最喜歡的一場戲，是罪犯抓到之後，武和平和他面對面如同圍棋一局終了勝負已定之後的復盤。沒有高聲調，一切都是心平氣和的討論，這樣一個場面讓我知道，武和平是一個喜歡鬥智的人，鬥力對於他來說顯得過於簡單因而不夠刺激。
由於這個案件的轟動，武和平成了我的採訪對象，在他過去生活中不太為人注意的故事開始顯現出來，讓我明白了今日的武和平從哪裡走過來。
當年武和平非常想進有圍牆的真正大學，但是由於時代的原因，這個機會他並不擁有，於是有一天，年輕的武和平在鄭州大學的圍牆外哭了半個小時。我在想這半個小時或許對於武和平來說是人生重要的半個小時。
有過這樣的眼淚，書本的重要性在他的心目中自然是至高無上的，於是從1975年起，他每天5點起床，啃各種書本，直到成了作協委員，擁有了各種文憑。
但學問並不是幫助武和平與眾不同的唯一原因。在武和平的生命歷程中有一個戲劇性的場面是別人很難經歷的。
有一個和武和平一起長大的兄弟，本是很好的一個人，但由於意氣用事，走上了犯罪道路，最後在執行槍決的現場，武和平作為公安系統的人在喊口號。這真實而有些殘酷的場面，一定在武和平心裡留下了一種劇烈的震盪。
一個姓武的人偏偏喜文，一個和罪犯打交道的人偏偏叫和平，從古老的開封走出卻被人認為是極具現代感的警察，這一系列的反差很協調地出現在武和平身上。以至於到了今天，武和平已經是公安部宣傳局局長，但在我心中，他依然是一個文化人，否則他怎麼會堅決把兒子送到開封書法家那裡去學很少有人能寫好的魏碑呢？
在龐大的一個標題「生命故事」下，只寫了八個人的故事，不知您看過以後會怎麼想？
生命與人，是我思考最多卻是最不敢觸碰的命題。在我採訪過的四百多人當中，讓人激動與深思的故事有很多，但對於我這個剛過三十不久的人來說，自己的生命還需要發掘。我總是固執地相信，這篇「生命的故事」只是一個開頭，那過去一些年中我閱讀過的生命故事和未來將觀看到的人生舞台上的演出，一定會以一種更精彩的方式在將來一個安靜的書桌上等待著我的筆。
我也在等待著那之後我們的再次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