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新聞工作，表面上看是和一個又一個事件打交道，而歸根結底，其實是和一個又一個具體的人打交道。平常做《東方之子》就更是如此。
而一旦不停地和人打交道，人的生老病死，我們就都迴避不了。曾經眼見著是生龍活虎的一個人突然有一天你就被告知他已經躺在了病床上，雖然人得病總是常事，然而畢竟或多或少有過交往，因此這個時候就常常感慨造物主的殘忍。
更加殘忍的是要經常面臨一些死亡，尤其是那些曾經在我們的鏡頭前抒發過自己的抱負講述過自己的人和珠，如果有一天，忽然哪一位同事告訴你：他已經走了，我往往會突然愣一下神，然後讓他曾經在我們面前說過的精彩的話語在自己的眼前飛過，也算是一種紀念。
做《東方之子》節目幾年，陸續的不少節目中的主人公悄悄離去，比如有一天，我打開報紙，突然看到一篇紀念前任衛生部長陳敏章的文章，「他走了？」再仔細一看，已走了一些天，「才60多歲啊！」可造物主從不因為他過去做了多少好事而遲些下天堂的請柬，看這篇文章時的那一瞬間，我的心情自然和其它讀者不同，因為幾年前，他還在部長位置上時，我採訪過他，清清瘦瘦，辦公室裡一張整潔的小床，一個知識分子部長的典型形象。直到採訪結束和他告別時，他還在意猶未盡地和我們談他的憂慮：中國的乙肝患者能不能少一點。這樣一位一直為他人的健康操心的人，自己竟然英年早逝，而且殘酷的是由於他是位優秀的醫生，因此身體剛剛有些異樣的時候，他就準確地為自己的病情下了判斷，然後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了。這個細節讓我看這篇文章的同時，有一種再為他做一期「東方之子」的願望，然而一切都晚了。
還有的告別給人的突然性更大。96年底我採訪了民樂大師彭修文，接著我就出差到上海，工作之餘，我在上海的報紙上驚訝地發現彭修文去世的消息，「這怎麼可能？」然而白紙黑字告訴我，這是事實。可對我來說，另外一個事實是，我剛剛結束對他的採訪沒幾天，節目還沒有播出，而採訪他時，彭大師還精神很好，腦子裡全是民樂的問題，還有很多多年來不被人理解的痛苦與寂寞。
然而這一切都隨著大師的仙逝而走遠，身後只有哀悼的哭聲而了東西南北的議論聲。
對我來說，剛剛相逢就得在心中準備告別詞，彭大師的離去給我內心的衝擊是大的。
每一次和優秀人物的相識都是一種緣份，而每一次和相識過的人說永別又都是一件再殘酷不過的事。然而畢竟只要在人世間，這種告別就會殘忍著出現，讓你我無法躲開。於我來說，每次看到生命的終結，我都不認為這是個句號，而往往是個感歎號在我腦海中盤旋，以下幾次告別自然過去幾年中印象深刻的，幾個的感歎號也自然在心中揮之不去。
1997年2月鄧小平突然離世
1997年是中國大事不斷之年乎我們的意料，然而原訂的忙碌是從7月1日香港回歸開始的，接著是十五大然後是大江截流，也因此大家都做好上半年輕鬆一點的準備。
但誰也沒想到，在這段輕鬆一點的上半年，小平的逝世卻讓所有的中國人都輕鬆不起來。
那個春節剛過，我和《新聞調查》攝制組飛往廣東，去做一期關於廣東足球滑坡現象調查的節目。
足球一直是我的愛好，這一次把愛好與工作連在一起，心中的歡喜與往日不同，加上攝制組裡大多是球迷，一路上歡聲笑語，都以為要經歷一段愉快的廣東之旅。
2月20號上午8點多鐘，我還在廣東一家賓館的床上熟睡，突然被編導劉春叫醒：「巖松，小平去世了！」
也許是睡夢中被醒，一時間有點懵，腦子中還接受不了這個事實，晃晃腦袋坐在電視機前，看到的雖然是香港的電視節目，但內容已是關於小平去世的，這時，我不得不相信這個事實。
一瞬間，有一種很大的毀滅感和恐慌襲擊著我們。小平去世是突然的，但這件事在我們很多人心中都設想過，出現，並不突然，然而國內國外，鄧小平去世後的局勢分析都給這個事件的出現蒙上了一層神秘和擔憂的色彩。
我很快清醒過來，下樓去報攤上買報紙，買報紙的人很多，很多報紙也很爭氣，這麼短物時間竟已出了好幾版善於鄧小平去世的各種報道和背景資料。
翻這些報紙時，我心中想的最多的總是可能是：接下來的中國將走向何方？
在這一個上午，21年前周總理去世和毛澤東去世的情節也頑強地往我腦海裡跳，想推也推不出去。
……
1975年底，我和家人去哈爾濱去接正在外地接受治療的父親回家，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就在我們第二天就要回家的那一個晚上，醫院裡的喇叭傳出了哀樂，音樂還沒有結束，我看到我的格母親已經淚流滿面，可不一會兒，我見他們又破涕為笑，，原來哀樂響過以後，傳來的是康生去世的消息，這自然讓他們笑容滿面。因為哀樂響起來的時候，他們憑直覺以為是周總理去世了呢！
當時的中國人都已經絕望地把中國的命運繫在了周恩來的病情好轉上，周恩來能晚點走是他們最後的希望，也因此晚點聽到為周恩來響起的哀樂，他們便覺得，希望還在，心中的熱度就還存在一分。
當時我還是個孩子，自然無法體會這種情感，但我已經隱隱感覺到：周恩來別去世，這樣大人就都會高興一點！
可是幾億人的挽留也沒能阻擋周恩來生命的離去。
1976年1月8號，哀樂還是為周恩來響起了，馬上大人們便都淚流滿面，當時的父親已經病入膏肓，然而，1月8號那一天，他卻聽一次廣播掉一次淚，我也掉了眼淚，不過並不是因為司令，而是大人絕望的哭聲中，有一種讓我恐懼的東西，我知道，大人的哭聲不僅僅是為一個優秀領導人的離去。那幾天，就像約好了一樣，來我家中的大人，動不動就在談到周總理時掉一次眼淚，後來看家中有人來，我就乾脆到外面去，我可不想看大人哭。
那一個龍年可沒打算只讓中國人哭一次，9月9號那天下午，我正在學校裡玩耍突然喇叭裡又傳出了哀樂，我們都驚呆了，「又是誰？」
「偉大領袖毛主席不幸去世！」
末日可真的是到了，聽到這個消息的最初，我們一大幫孩子可是有點不信，不一直是毛主席萬歲嗎？怎麼才80多歲他就離開我們呢？
家中的日子也不同以往，父親躺在床上，他的日子已經不多了，也許是身體的原因，毛主席的去世沒能讓他掉眼淚。奇怪的是那幾天，說起一些事來，大人都很小聲，我印象深刻的是，那幾天不許娛樂，因此大人們喝酒時，都要把窗簾掛得嚴嚴實實，把門緊緊關好，然後才敢把酒往肚子裡倒。
第二天上午，我還得繼續上學，到了班級後，老師又把毛主席去世的消息告訴給我們，課是自然沒其它內容了，懼成了最重要的課程。
老師的語氣是哀痛的，不一會兒，我們50多人中就有人哭了起來，不用回頭也知道是我們的女班長，這一下，我們的壓力很大，有人哭了我們不哭那可是階級感情的問題，於是很快大家都趴在桌子上哭了起來。
正在這時一位老師走了進來把我叫走：「大家化悲痛為力量，白巖松跟我走。」
原來當時我是學校廣播站的廣播員，一大堆懷念毛主席的稿件等著我去念呢。於是我就坐在學校的廣播室裡，拿著沉重的腔調開始播送。
那幾天由於我父親來日不多，家中大人很多，感覺得到，他們憂心忡忡，誰也不知道中國將會怎樣？議論起來，他們也左顧右盼，唯恐哪句話說錯了給自己惹下大禍。
家中的氣氛自然凝重極了。
9月15日，我的父親去世了，對於我們一家人來說，家人的離去自己是哀傷的極致，然而畢竟毛主席剛剛去世，我們對於父親的追悼也不敢在張旗鼓，哭聲也多少有點壓抑。悲傷不能無限制地釋放是我對那一個九月最深的記憶。而每一個人對未來的恐慌，沉甸甸地在那時人們的心中壓了許久。
然而痛苦過後光明就一點點到來，國家如此，家庭如此，個人好如此。
那一頁都翻過去了！
……
有了二十一年前那樣一種偉人離去後，民眾恐慌與擔憂的記憶，很自然的，小平去世，也直接下意識地有了些擔憂。
但中國在這二十一年中已經脫胎換骨了。
知道小平去世後的那一個上午，我們攝制組的幾個人一直在議論中度過，相信每一個人心中也多少對以後幾天工作是否能夠如期進行沒有太大的把握。
悲痛和擔憂是必然的，工作仍要繼續，中午和要接受採訪的對象打了個電話，對方回答我們：下午的採訪可以正常進行。
中午從賓館出來，大街上依然車流穿梭，行色匆匆的路人與往日看起來沒有什麼兩樣，餐館裡大多數仍然是座無虛席。看起來，雖然空氣中隱隱有一種偉人離去後異樣的味道，然而生活仍在正常繼續。
進行完廣州的採訪，第二天我們趕到深圳繼續有關廣東足球的調查採訪。
一到深圳，和我們談起鄧小平的人更多了，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一位出租車司機談起鄧小平，彷彿有些自言自語般感慨：這個城市是屬於鄧小平的。
我理解這位出租車司機的感情，看著車窗外高樓林立的深圳，想著二十年前這裡還是一個小漁村，很容易讓人感歎：深圳，這座城市其實就是鄧小平的紀念碑，而這樣的紀念碑在全國還有多個。
今天回憶起來，我很慶幸鄧小平去世的第二天，我們到達深圳，因為在幾天工作之中，我們能強烈感受到深圳人對小平的感情。
受深圳人的感染，我們幾個人去深圳深南大道那幅著名的鄧小平畫像前獻花，到達那裡的時候，我們看到，獻花的群眾絡繹不絕，旁邊維持秩序的工作人員隔一會兒就要把堆積如山的鮮花和花圈用車拉走，以便為後來的人空出地方來。
我們獻過花之後就旁邊默默地駐足，這時看到各種不同的獻花人的神態和表情至今難忘。有一位中年婦女獻過花之後，往後退了一步，深深地鞠了一躬悄悄地離去，還有一位商人模樣的中年男子嘴裡唸唸有詞，跪下嗑了一個頭，最後悲傷地離去……
身後的城市依然是車水馬龍地喧囂著，然而眼前這祭奠偉人的儀式卻靜默無聲，沉默中深藏著一種感情，而可貴的是這種祭奠的儀式都是群眾自發的，感情更是發自內心的。
接著我們又去了深圳的植物園，那裡有小最初在這裡種下的樹，到達目的地後，我們發現，抱這個目的來這裡的人很多，小平當年種的那棵樹已經長得鬱鬱蔥蔥，樹下圍了一圈鮮花和小的花圈，顯然，此時，象徵生命省略的綠樹也被人們當成另外一個哀思的地方。
我們在深圳的幾天採訪順利進行完畢，似乎所有的人都心照不宣地把那份哀痛深藏心底，然後一如既往地讓正常生活工作秩序繼續。
當採訪結束後，我們幾個人最初的擔憂慢慢消失了，一個偉人的離去當然在眾多人心中造成傷痛，然而這傷痛並沒有把正常的生活秩序打亂，人們用一種成熟的平靜更深刻地紀念偉人，我想念小平在天之靈一定會喜歡這種紀念吧！
深圳的工作結束了，我們幾個人急著回北京，因為第二天是小平火化的日子，我們都希望自己成為長街上送行的一員。於是，這個晚上我們趕回北京。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之後就悄悄走上長街等待靈車的通過，街邊的人已經很多，大家都像約好一樣默不作聲地等待。隔了一會兒，小平的靈車緩緩地從人們眼前通過，人群中開始有哭聲，然而這時長街上的哭聲和二十一年前送別總理時已經大不相同。那時的長街相送，除去對總理的哀悼還有一種希望破滅的恐懼和對國家民族自己命運的擔憂，而二十一年後，送別小平的哭聲，最主要的是一種真心的感謝。
這個時候我知道，小平正是用自己改革近二十年的努力營造了這種不同於1976年送別之情，偉人離去後，人群中的感激、民眾對未來的信心、恐懼與擔憂的消失都和小平有關。他用自己的奮鬥在離去之後告訴我們：你們送走走的只是一個偉人而不是一個時代。
於是所有這之前海外媒體對鄧小平離世後的種種悲觀的分析都在這種成熟而保持正常生活節奏的哀思中破滅了。
中國人用不再擔憂這種心情為小平送行，這個時候我們知道：偉人的離去還會打亂中國行走的節奏，中國將正常前行。
這同樣是改革二十年的重大成果。
1994年春節，一個年輕的犯人為營救落水兒童獻出生命，人群中湧起一種矛盾的感動。
被訪者：傅聰著名鋼琴家
問：您現在平靜了?
答：我從來就沒有平靜過。從來沒有。
這是最簡短的問答，但在我問和傅聰先生回答的時候都似乎有些艱難。
作出這句回答的傅聰先生優雅地坐在我的對面，嘴裡叼著一個非常古典的煙斗，煙霧之中是一絲不苟的髮型和很貴族的笑容。
這個簡短的回答之後，我們倆人似乎都沉默了一下，那短暫的沉默在回憶之中顯得非常漫長。
採訪之前，傅先生和鋼琴在台上，我和眾多的聽眾在台下，那場演出叫「肖邦之夜」，但那一個夜晚實在是屬於傅聰的。
但非常抱歉的是，整個一場音樂會，在傅聰先生的指下，我聽到的都是傅雷、傅聰和肖邦混合後的聲音，平常熟悉的那些肖邦的旋律，總是時不時地在我腦海中插進三四十年前中國的一些畫面和一些狂熱的口號，這些感覺讓我第一次明白，在現場聽音樂的確有聽唱片所比擬不了的優勢。
當年傅聰游離海外，傅雷夫婦在壓力下沒能躲開文革的風波，雙雙自殺，留下一本未來影響中國知識分子的《傅雷家書》和一段傅聰心中永遠無法平靜的記憶。
萬幸的是，傅聰身邊還有鋼琴陪伴，他告訴我，從1968年到1975年，他完全是一個人過，祖國正發生著文化大革命，父母雙雙離去；海外漂泊的孤獨；感情的重創……可還是有一件事情可以讓他逃避：那就是坐到鋼琴的前邊，然後伸出雙手，讓音樂響起。
於是我以為，再大的苦難有了音樂的撫慰，並且三十多年時光的流逝，一切都可以變得平靜些了。
可三四十年了，傅先生的心裡依然還不能平靜，那就注定了今生傅先生的內心已不會再有真正的平靜了。
想起來好笑，問傅聰先生之前我也該先問自己，面對傅雷一家的遭遇和那個奇特的時代背景，我們的內心平靜了嗎？
答案其實也和傅先生一樣，更何況傅先生本人呢？
少有一本書如《傅雷家書》一般在知識分子中流傳，在我和妻子結婚後整理各自書籍時，這本書是相同的收藏，而在我的母親和我愛人的父母那裡，這本書也是必備。與其說，我們在這本書中看到的是父子情看到一種藝術與為人的修養，不如說還看到一種歷史，一種我們彼此用血和淚走過的不堪回首的歷史。
採訪傅聰的時候，我開始有些擔心，因為大師的手因疾病出了些問題，於是我經常祈禱：讓大師的手能夠健康地和音樂同在，因為對於傅聰來說，音樂其實是他最重要的宗教，而手則是引領他走進聖殿的路標。一個內心受過重創因而遲遲不能平靜的人怎麼能缺少了音樂的撫慰呢？
問完這個問題，我對傅聰先生的採訪已近尾聲，最後一個問題我問的是：「您很熱愛莫扎特，在很多人眼裡，莫扎特是個孩子，特別純潔，也有人覺得，他的苦難經歷其實決定了他最應該是接受別人安慰的，但他卻總是彷彿一切都沒有發生過一樣在用最美好的旋律安慰著別人，那莫扎特是你的一個安慰還是你想要達到的一個境界？」
傅聰先生把煙斗從嘴上拿下：「是境界。我想假如每個人都把莫扎特作為一個想要達到的境界，那這個世界會變得更好。」
採訪在還有很多話想說的情況下結束了，遺憾的是，這次我認為屬於精彩的訪談，由於種種原因沒能播出，看樣令我們不能平靜的並不只是歷史。
被訪者：蔣丞稷著名游泳運動員
問：你現在僅僅把游泳或者說體育當成一種競賽嗎？
答：我認為不是，是一個民族、一種氣勢也是一個人的較量，它不光是肌肉，不光是體能，它是整個人的體現。只有當你在綜合指標上超過他、超過別人的時候你才有可能贏。肌肉發達、四肢發達、頭腦簡單，我認為不適合運動員，因為體育是人的競爭。
我一直不相信這樣的回答是出自運動員之口，直到蔣丞稷用這段回答告訴我：輕視運動員的思想是錯誤的。
其實蔣丞稷正是用他的語言表現贏得我的尊重的。在亞特蘭大奧運會上，他用兩個第四創造了中國男子游泳選手參加奧運會的最好成績，而兩個第四也似乎並不能讓人在一片金牌的閃爍中注意到他。
然而當他結束比賽面對記者鏡頭時，一番回答立刻讓我對他刮目相看：「兩個第四是一種缺憾，但有時缺憾也是一種美。」
在一片肌肉與肌肉、速度與速度的比拚中，蔣丞稷的言語卓而不凡。顯然這不是一個一般的運動員，於是當我離開電視機的時候，我暗下決心，幾天之後，我要在北京採訪他。
採訪果真在幾天後的北京順利展開，他沒有讓人失望，妙語連出：「我要讓波波夫知道：中國有個蔣丞稷。」
「我希望能夠做領頭羊，去衝擊世界強手，希望能做到告訴中國的男子游泳選手，跟他們說一句話：我們可以，我們行。」
但最精彩的回答還是他對體育的理解。如果說其它的回答是一種氣質和男子氣，那對體育的理解就進入到哲學層次，而我們千萬別忘了：說這話的蔣丞稷當時才21歲。
這之後他的路並不順，我們倆後來陸續見過好多次，然後我就更加明白：游泳對蔣丞稷來說，不過是自己和人生挑戰的一個媒介，悉尼奧運會當然是他的一個夢，不管夢是圓還是碎，蔣丞稷都會向更優秀的方向靠近，因為我感覺得到：他是自己對自己比別人對自己更苛刻的人生選手，因此當我不再在泳池邊給他掌聲的時候，也許他會從另一個方面脫穎而出。因為他畢竟在二十一歲的時候就悟出這樣的道理：只有當你在綜合指標上超過別人的時候，你才有可能贏。
生命的賽場正是如此。
被訪者：丁聰著名漫畫家
問：我聽許多人說丁老之所以長壽是因為懶？
答：是，我吃肉，因為肉一吃進去了，可魚吃那麼一點兒得挑半天刺，得不償失，不吃。吃水果得洗手削皮，不吃。運動要出汗，為了多活幾年花進去的本錢比多活幾年要多得多，不練。我說聽其自然，人家要你氣受，氣死你，那我就不生氣。
丁聰老的長壽秘訣有點和常理背道而馳的味道，但我必須告訴您：丁聰不僅長壽而且長壽的很健康。然而如果您想照方抓藥，按丁聰老的指示辦，那可能根本不會長壽，因為丁聰老真正的長壽秘訣其實是心靈的隨遇而安。
八十多歲的丁聰頭髮還是黑的，手下的漫畫讓人樂的同時多少也讓人感覺到一些麻辣的味道。臉上都是笑容，以至於讓年輕如我般的後生都敢應他的要求稱之為「小丁」。
但如果覺得「小丁」沒吃過苦那就錯了，在知識界浪跡了幾十年，傷口顯然少不了，但「小丁」依然會笑，這點很讓人服氣。
於是八十多歲還和六十歲樣，非常非常讓人羨慕。不過「小」也為此有好多不順心的事，比如他有一個老齡優待證，但上公共汽車沒有人會給他讓座。說這段的時候「小丁」也是笑著說的，就像是在給我們講一個有趣的段子。
這樣的心境比什麼補藥都靈，於是不吃魚不吃水果不運動照樣長壽，這讓好多尋找各種方法讓自己長壽而不能的人鬱悶。
採訪結束，丁聰老把他的座右銘抄給我們，仔細一琢磨，又是一種長壽秘訣，拿出來大家一起分享：「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
被訪者：徐益明原中國跳水隊主教練
問：作為中國體育史上取得連冠次數最多的一個主教練，在其它教練面前的自我感覺怎樣？
答：像魯迅所說，「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我也有這樣的感覺。我不敢大聲說話，如果大聲，那還是為了跳水事業。我這個人當第一把手可以，當第二把手也可以。不過當第一把手有創造力一些，當第二把手可以很服從的。
問：你這與眾不同的性格或者說個性，是不是也開罪了很多人？
答：像我這樣，的確是得罪了很多人，肯定有些人不喜歡我。也不要緊，這個地球照樣轉動。要工作的人不會沒有缺點。只有躺在那個地方不幹活的人才會沒有缺點，才容易算計，他有時間，我沒時間。
徐益明在說這番話時，還是聲名赫赫的中國跳水隊的總教練，訓練場館裡熱氣騰騰，一時看不出來世界上哪一個國家的選手，有實力從老徐這兒搶一塊金牌。但現在老徐已經不是總教練了。中國跳水隊也沒過去那麼戰績輝煌。好在老徐原來調教出來的伏明霞和熊倪又在危難之際重新出山，讓日漸凋零的中國跳水隊這個花園裡顯得色彩鮮艷一些。
功臣徐益明為什麼會被解甲歸田？回頭看，當初徐益明的回答裡，已經透露出好多信息。
在中國，比較有個性的教練一般來說結局都不是特別圓滿。
因此，有個性的教練要麼先收斂自己而後再爭取擁有好成績，要麼一直擁有好成績讓別人奈何不了你，徐益明屬於後者，連續17年，所有世界級大賽上中國隊次次得金牌，那些半夜睡覺都可能對徐益明咬牙切齒的人也一時拿徐益明沒什麼辦法，但後來實在忍不住了，於是炊起改革之風，改了機制，也改了徐益明的位置，一代名教頭落得個要爭一口氣跑到南方辦跳水學校的境地。不過我相信老徐會取得成功的。
個性特點明顯的老徐偏偏愛國，外面那麼多邀請書老徐偏偏不動心，非得在故土幹出點名堂來。
老徐從一把手的位置上下來，中國跳水隊就開始危機四伏，竟然在隨後的大賽中，把奧運項目的金牌都丟了，一直被老徐壓住的薩烏丁，也在中國跳水界內亂之後，成了壓住中國選手的冠軍王，我想老徐看著這種狀況是嚥不下心中的那口氣的。
什麼時候，我們的有些人也能雅量大一點兒，能人即使不讓自己高興，但如果能讓國人高興，能取得顯著的成績，那就快快樂樂的用他。免得像徐益明那樣的金牌教練，那麼大多數了，還得背井離鄉地從頭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