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下這個題目，並不是因為我們過去一直富裕，而今貧困出現在我們面前，我們不得不驚訝而新奇地面對。
恰恰相反，是因為我們過去普遍貧窮，由於都窮便沒有了參照物，大家都窮得心安理得，面不面對貧困都無足輕重，反正每日的生活就是和貧困作鬥爭。
但是今天不同了，改革二十年像一個巨大的攪拌機，轟隆隆地一轉，等大家從攪拌機裡走出來的時候才發現：眼前的一切都變了，昨天相依為命的鄰里，而今一個彷彿在天堂而另一個彷彿在地獄，過去一樣貧窮時還可以相對哀聲歎氣，今天由於財富和生活質量的巨大差距竟連相對說上句話都困難……
一方面是城市中高樓大廈林立，高級轎車穿梭往來，《精品》、《時尚》等報刊引領著高尚人士的生活格調，幾萬元一桌的晚宴天天有人光顧，超過萬元一平米的別墅與公寓賣得很好……改革開放二十年，相當一部分中國人的生活的確富了起來。
但另一方面呢？
在城市的高樓大廈下面，被生活拋離出來的人們衣著寒酸地伸手向富人們渴望施捨。午夜時分，地鐵門口，大馬路的地下過道裡面，睡在報紙上的人們夜夜可以見到；一家三口，父母雙雙下崗，老人要撫養，孩子要上學，經濟上捉襟見肘的家庭越來越多。
貧富差距在改革二十多年的時間裡飛速拉大，而正是在這種差距中，貧困成了全新的問題，從某種角度說，相比較之下的貧困是改革的後果，是改革的代價，但更是繼續改革道路上的不穩定因素。
因此讓我們一起來面對貧困。
貧困就在我們身邊，但面對時，竟又覺得有些陌生
1996年春天，為了創辦《新聞調查》這個欄目，我們在北京開始了《宏志班》這個片子的拍攝，沒想到這次採訪使我深深地介入到城市貧困人群的生活之中。
北京的廣渠門中學，為了讓那些貧困家庭中的孩子有高中可上，特地設立了一個叫「宏志班」的班級，考上這個班的孩子，在高中三年的時間裡，將減免一切費用，還有適當的補助。對於貧困家庭來說，這無疑是個福音。而這個班面對全市招生，專招那些家庭生活十分困難而學習又很優秀的孩子。
宏志班的老師向我們介紹：招生那天，報名地點人山人海，然而這一個班畢竟才五十幾個名額，因此有相當多的家長是失望而歸的。不過這種火爆的場面其實是在悄悄提醒我們：這個我們一直以為富裕而繁榮的城市中，貧困人口的大量存在卻一直被我們忽略了。
要想把《宏志班》這期節目做好，我們當然得走進這批孩子的家中，於是以下一幕幕場景開始出現。
在北京城的東南角，有一個還算漂亮的小區，當我們在一個宏志班學生的帶領下走進這個小區時，我們還以為走錯了地方：怎麼住的樓比我們想像的高級？
然而進了他家，我們就知道了這家人的生活真相。幾乎沒有一點裝修的痕跡，水泥地就那麼直率地面對著我們，傢俱很簡單而且少得可憐，式樣都是二三十年前的，由於沒有錢交暖氣費和煤氣費，因此房子正中是一個燒煤的爐子，煙囪極不協調地從窗戶中伸出去。
這家的主人是當年的知青，由於受傷致殘加上回城晚了幾年，現在只好以揀破爛收廢品為生。他們住的這套房子還是由於祖上留下的老房拆遷後分到的。
接著我們又去了一家，這家的貧困直接體現在他們的居住條件上。
孩子的父母都是知青，回城後一無所有，只好在親屬住的房子邊上接了一個不到6平米的小房子。
在這個小房子裡是不能集體行動的，因為房子擺完一個雙人床後，剩下的地方已經不多，而在這不多的地方裡，又必須給孩子擺一個箱子，裝東西的同時又能當桌子做作業，可以想像，人在裡面行動該是多麼不便。
由於居住條件，家中四口人是很難見面的，父親和另外一個孩子一個在外值夜班一個在外找地住，家裡就母子倆相依為命，更何況這樣的房子還是在違章建築之列，因此寄人籬下的感覺更加強烈。
隨著採訪的進行，北京這座城市已經讓我越來越陌生，喧鬧和繁榮開始在我眼前消失，城市的另一面開始真實地顯現出來。
有一個孩子的家裡，母親跑了，孩子和老人是這家的主人，白天也得點上燈才有光亮，屋裡那股潮濕的氣味讓人很難忘記。
還有一家，住在郊區一個垃圾場裡，不大的屋子裡簡單而整潔，兩個兒子接連要向大學衝刺，看得出來，父母在兒子優秀的學習成績面前那種興奮而又焦慮的心情。是的，兩個兒子如果都上了大學，那負擔恐怕要比現在還要重得多。不過看著他們一家生活在垃圾場中的團結和樂觀，我知道，這家人的困難一定會過去的。
然而不管怎樣，城市中的貧窮還是不加掩飾地出現在我們的面前。也許貧窮本身並不可怕，而真正可怕的是：當我講述著這此剛剛看到的貧困現狀時，很多聽者將信將疑：「不會搞錯吧？這可是北京！」
是的，這是北京，因此我看到的貧困現象恐怕在全國比較起來還算是相對好一點少一點。
在東北，有一次和吉林省領導一起去拍攝，不知怎麼講起冬天取暖問題，從省長到其他領導一致把同情的目光投向了在長春分管取暖工作的那位領導。
原來，在東北的城市中，相當的職工根本交不起每年一千多塊的取暖費，但如果因此就不給暖氣，誰心裡也過不去，但給吧，這年年的虧空越背越沉。於是每年到了冬天，主管領導和貧困的百姓一樣苦惱，原因一樣：都是為了取暖。
而且我們別忘了，「溫飽」一詞中，「溫」可是排在「飽」前面的呀。
在東北還流傳著這樣一個笑話，一個下崗職工懷揣著珍貴的一百元錢去採購年貨，行至半路遇到劫匪，一百元錢被搶了去，正欲哭無淚之時，劫匪發話：「你是哪一個單位的？」回答：「我是XX廠的。」劫匪驚呼並作同情狀「你們那兒也開不出工資來了，得了你拿走五十吧，其實咱們一樣都為一袋子面。」這位被劫的下崗職工連聲謝謝，起身離去，沒走多遠，就聽著剛才那個劫匪在後面喊：「別走這條路，前面還一撥呢！」
我猜想這可能不全是虛構，回一趟東北，都能聽到相類似的故事，然後是講述者和聽者憂心忡忡的表情。毫無疑問，在現實生活中可能很多人的生活比故事中的還不如。
這還只是在城市中，中國農村裡的貧窮那就更讓人觸目驚心了。
離南方一個極其發達的城市不到100公里的地方，我們攝像機就拍到了好多貧窮的家庭，其中一家全家就一床破被子，，更別說其它物品了。
民政部長多吉才讓帶著感情和我們講，他看過的一些家庭，全部家當加一塊都不到50塊錢。
江澤民主席去貴州視察貧困山區後，回來吃不下中午飯。
好了，這一切和貧困有關的所見所聞，都足以讓我們在一種富裕的幻覺裡清醒過來。的確，城市的樓高了，人們的錢包鼓起來了，但還有相當多的中國人，正在溫飽問題上掙扎著。
難怪曾經採訪過多個貧困縣的作家黃傳會對我講過這樣一段話：「當我從那些貧困縣回來，再聽到人們唱《黃土高坡》就覺得彆扭。怎麼能唱得那麼瀟灑呢？我想唱歌的人一定沒有去過黃土高坡，否則那兒生活的沉重不會讓他唱得這麼瀟灑的。」
面對貧困：我們該抱怨誰呢？
在探討造成貧困的原因時，相信有些人在內心深處是信奉達爾文的進化論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富是因為自己的努力，而窮是因為自己的不努力。
如果是在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中，也許這個法則是有效的。
但是在走過來的路上，競爭環境公平嗎？
1998年5月1日，是《東方時空》開播五週年的紀念日，這了這個日子，我們欄目準備在剛剛遭受地震災難的張北地區蓋一所希望小學，為此拍攝的紀錄片需要一首歌，作詞的任務給了我。
我是在春節的一片喜慶氣氛中寫這首歌詞的，地點是在中國富裕的省份江蘇。
歌詞的第一段出來的很快，「在一個石頭比土多的山崗，我和羊群走進天亮，……我卻聽到心中的聲響，山的那一邊究竟有沒有陽光？」
後來，做這期節目的編導張朝夕去了張北回來後告訴我：沒錯，那兒就是石頭比土多。
這就是相當一部分貧困人中的生活環境，很難想像，在這樣的環境中，拚死拚活又能改變多少？
在城市中的人們已經習慣：生下來就在一個相對優越的生存環境中，而那些臉朝黃土背朝天，一生的生命半徑只有幾十公里的農民來說，改變談何容易。
這就難怪從事農民問題研究的學者陳錫文會在每次從貧困山區回來，內心總有一種負疚感出現：我們為那些生活不易的人們都做了一些什麼？
這是在農村，而即使是在城市中，相當多貧困人中的命運也不全是自己的過錯。
在我採訪宏志班這期節目時發現，好多日子過得不如意的人們，大多是共和國的同齡人，如果民族前進的腳步風調雨順的話，原本憑他們的能力和幹勁，是可以過上更好一些的日子的，然而……
這批人長到十一二歲的時候，正是該長身體的光景，卻趕上三年困難時期，營養的極度缺乏，使他們在人生的最初就走上了與別人不同的道路。
到了十六七歲，該上大學，該到了可以改變自己命運的時候，然而一場席捲全國的運動從天而降，生命的腳步突然走上叉路，這之後，幾千萬人上山下鄉，去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正常的夢想戛然而止。
二十來歲，正是情竇初開的時分，然而不分男女著裝一片灰綠藍，男女性別意識淡化，竟有許多年輕人在廣闊天地的苦苦勞作中錯過了愛情與性的啟蒙。
到了二十七八歲，怎麼也該談婚論嫁了，然而浩劫結束，新的選擇又意外地出現在眼前，是繼續耕田做工，還是拿起書本走進大學？隊伍分化了，一部分幸運兒在三十而立的時候走進大學重新當上學生，而更多的人則不得不錯過這突然而來的機會。
結婚、生子、回城或是繼續扎根農村，時代的戲劇大變遷，把相當多的人悲慘地丟下車，貧困注定在前方等待著一些人。
人過三十想多生個孩子又趕上計劃生育，人到四十，上有老下有小，重擔都壓在自己身上，競爭時代不可避免地開始了，經過了那麼多折騰的人拿什麼和雄心勃勃的年輕人競爭呢？
再然後，是下崗，是孩子到了上高中上大學的時候，一切都要自費，學費那麼貴，錢從哪兒出？
一大批人讓自己的命運被浩劫與風波隨意地旋轉著，今日的貧困難道要從他們自己身上尋找全部的原因嗎？
這只是一至兩代人的命運，對於他們的貧苦，歷史是要承擔責任的。
而在改革二十年中，又有相當一部分人被快速旋轉的車輪拋進貧困的生活中，從下鄉到接班招工到停薪留職下海經商，再到後來的下崗再就業，生存規則快速地變化著，相當多的人還來不及準備就被放在了路邊。而改革本身必須付出代價，國有企業的日子越來越難過，受害的自然是為廠子付出半生心血的職工；改革向縱深發展，對員工素質的要求越來越高，而那些錯過人生最佳學習時機的人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長江後浪推前浪」。
因此從某種角度說，今日城市中相當多的貧困人口，正是改革的代價，正是他們用自己的貧困，為改革向前承擔著陣痛。這個時候我們還能輕鬆地相信「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嗎？
理解了之後，僅有同情是不夠的，面對今日城市中相當多的貧困人口，我們必須痛苦地檢討：在中國的改革進程中，社會保障這個巨大的安全網編織的晚了！如果這個安全網能早日開始編織，那麼今日貧困人口的生活處境可能會好得多，社會的穩定也不會像今天這樣讓人擔憂。
但是，「亡羊補牢，猶未為晚」，在改革到了今日這樣一種局面：下崗職工還會增加，相當一部分人也許暫還得過著不如意的日子，而我們如何更好的用社會保障和經濟發展的適當高速來為更多的貧困人口創造改善生活的機會，是中國改革必須首先面對的事情，否則，事倍功半。
如何面對貧困，是我們要學的第一課
從城市到鄉村，貧困這兩個字真實地存在著，改變貧困需要很長很長一段時間，甚至可以說，我們能改變的只是絕對的貧困，而相對貧困，也就是貧富差距似乎還有越拉越大的趨勢，因此在這樣一種局面下，我們該以一種怎樣的心態來面對貧困就顯得非常重要了。
1996年12月31日晚上，因為製作「走進1997」這檔節目，我在上海採訪，採訪地點之一是離外灘很近的一個著名的迪斯科舞廳。
因為是新年夜，迪廳的票價很高，180元一張票，但打扮得極其入時的青年男女們似乎並沒有畏懼這樣的高價位，夜幕降臨沒一會兒，迪廳就已爆滿，強勁的舞曲節奏震動著周圍的土地，一片欣欣向榮的局面。
受不了裡頭的吵鬧，我來到迪廳的外面。
在迪廳的門口，有一個中年男子胸前掛著老上海常見的那種廂子正在叫賣香煙，偶爾有人出來光顧他的生意。我相信，即使這個晚上他的生意比往日好得多，但他掙的錢肯定也不夠一張迪廳的票。
門裡門外，反差就是如此強烈，我很能想像這位賣煙人內心的衝突。
果真，和我聊了一會兒，他就開始回憶毛澤東時代，他固執地認為，那個時候，雖然大家都窮，但心情都還不錯。
我能理解他此時的心情，但卻恐懼他的回憶。
我們當然不能要求這位歷盡坎坷的中年人能高覺悟地超越自己生活的困苦為改革分擔陣痛，但面對他，我就不能不想：雖然和別人比還有一定的差距，但只要能讓他的日子一天好過一天，也許他的抱怨就會少一些。
其實回憶中國歷史，「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觀念就一直根深蒂固地駐紮在中國人的內心深處，都窮誰都沒話說，而你富了我還窮著，那可不行。如果我一直還富不起來，那富人就是我的敵人，最好能有誰來幫著我「殺富濟貧」，或者重新回到大鍋飯的年月。這種心態到今日也似乎存在。
而這種心態對於中國改革進程來說無疑是一個可怕的反向力量。
如何讓改革使更多的人受益，如何讓富起來的人能夠更多地為貧困人口做一些什麼，如何在改革的同時讓更多的保障給予生活不如意的人們，如何讓我們更多的人能以一種同情和憂患的心情來面對貧困，已是今日和明日沉重的課題。
一些與此相關的決策、規則需要政府來制定，而我們普通人，又能為這樣一種局面做一些什麼呢？
先講幾個相反的例子吧！
在北京的一所小學裡，全班大多數同學家境都還不錯，但有一個小姑娘來自貧困家庭，上學的時候，她遭遇了這樣一件事。
由於她家境貧困，因此常招來同學的嘲笑，最後竟發展到同班同學為她編了一個順口溜，常對著她唱：「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烤鴨店在眼前，口水流下三千尺，一摸口袋沒有錢。」
小姑娘在給我講述這件事的時候，我分明看到她委屈的眼神中還夾雜著一種憤怒，很容易想像她會以一種怎樣的心情面對那些富裕的同學，隨著年歲的增長，仇恨會不會在她的心中扎根呢？
還有一個中學，老師在課堂上統計自行車的擁有量，「誰有自行車？」全班同學幾乎都舉了手，「誰沒有自行車？」只有一個同學舉手，沒有想到面對這名舉手的同學，全班竟然哄堂大笑。
這位因沒有自行車而舉手的孩子該是怎樣的窘迫呢？
當我寫下這兩個在我腦海中停留了很久的故事時，我有一種很大的擔憂：如果在同樣一個國度裡，我們都是用這樣一種心態來面對貧困的話，那將是一種災難。
人們的遺忘能力似乎一直很強，其實在二十多年前，我們都還一樣，都生活在貧困的生活中，但是一轉眼，相當多的人富起來，卻忘記了自己從哪兒來，馬上對自己身邊的窮人採取了一種連同情都沒有的態度。
我去希望工程採訪時得知，在幾年的捐助中，伸出援手最多的不是我們想像中的富裕人士，而是生活也很一般的普通人，這使希望工程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窮幫窮」的事業。平凡人的同情是最多的，但如果有更多的富裕人士和更多的企業拿出更多的同情心，貧困的孩子就會有更多走進課堂的機會。
因此，在我們身邊生活發生急劇變化之後，也許我們面對日益拉大的貧富差距，首先要學會的，就是我們該用一種什麼樣的心情來面對貧困。如果這種心態是正確的，那社會將多出一些穩定，貧困人口也將多出一種感動和改變自己生活的自信，因為他們會覺得：在人群中，他們並不孤獨並沒有受到歧視。
在即將結束我這段文字的時候，讓我講一個我親身經歷的故事吧！
有一個陽光燦爛的上午，我去北京三里河的一家眼鏡店配眼鏡。在那家眼鏡店的門口，我看見一個大約七八歲的小女孩拿著一疊《北京晨報》在賣，從她的穿著上看得出來她的家境不會很好。一張報紙5毛錢，我順手掏出一塊錢說：「買兩張報紙。」然後悄悄地只拿了一張就進了眼鏡店，可是過了一會兒，小女孩進了眼鏡店找到我，小臉脹得通紅，對我說：「叔叔，這是找您的5毛錢，我媽說了，我不能多要別人的錢。」
接過這沉甸甸的5毛錢，面對離去的小女孩，我的臉開始脹紅，不是因為窘迫，而是因為心裡一種真實的感動。我知道，她們的家庭還有一段艱難的日子要走，但是有那樣一位值得尊重的母親和開始學會堅強的孩子，她們的日子會好起來的，因為靠天靠地靠別人最終還是要靠自己。
如何面對貧困，不是一個將要結束的話題，而是剛剛開始。不論對於政府，還是對於日子過得還不錯的人士，還有生活在貧困之中的同胞，在新世紀的地平線，我們將用一種什麼樣心態和方法來面對貧困，都和中國的未來有關，都和我們每個人的生活有關。
但願更多的人都能參與到這個話題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