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夏季，對於我們干新聞的來說本來應該是個淡季，在我們的設想中，1997年大事不斷，從小平去世到香港回歸再到三峽大江截流，新聞人過了忙忙碌碌的一年，而1998年則應該是個緩衝，因為1999年是國慶五十週年，再加上澳門回歸和年末的跨世紀，又會是一個不亞於1997年的忙碌之年。1998年，除了年初的兩會報道和年底的改革二十年報道最為吸引人外，年中則稍顯平靜，大家都打算利用這段時間調整一下喘口氣。但誰也沒想到，計劃沒有變化快，人算不如天算，一場從南到北的大洪水不僅使原本想輕鬆一下的新聞人過了一個更忙的夏季，還把全國民眾的目光都捲入其中。
那一場大水使得那一個夏季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會在國人的心中留下鮮明的記憶。在災難面前，中國人再次呈現出可以共患難的一種凝聚力。更重要的是，還有一些反思在洪水退後開始在我們很多人腦海中升騰起來：一個民族如果僅僅能共渡患難，而不善於在災難過後汲取教訓，那還稱不上是一個偉大的民族。
水已經退去很久，但由此引發的反思和驚心動魄的場面卻無法在我們的記憶中退去。
起始
寫下這個小標題，並不是想記錄大水在中國南北的初起，因為對於很多和洪水打交道的人來說，這場大水的襲來，早在98年的年初就有了預兆，只是由於新聞關注的不多，最後大水的到來才顯得有點突然。
而對於我們這些干新聞的人來說，對大水的到來也並沒有比民眾感知的早多少。只是到了七月底，我們才意識到事情有些異樣。但由於這次洪水的初期，由於種種原因，新聞沒有得到全面報道的授權，因此零星關於洪水的消息，使得民眾和很多記者一樣，認為南北的洪水和往年一樣，是偌大中國每年都少不了的小災小難。
但進入八月初，陸續有前方回來的記者把那裡的災情告訴我們，加上有些報道已經日顯凝重，災情的面貌開始顯現，我們有些憂慮，但是大規模報道由於授權有限，還沒有到全面鋪開的時候。
8月8日是個週末，我們《東方時空》的一些人在郊外開會，探討《東方時空》節目改版方案，會議很成功，一個接近清晰的改版方案出現在我們面前，大家懷著對未來的憧憬回到城裡，準備在8月10號那個星期一向領導匯報。
而從8月9號開始，正好趕上我值《東方時空》的主持班。一進城，我就買了好幾份報紙，結果在《北京青年報》上看到一條消息：北京搞了一個社會調查，結果顯示，北京有很多人願意到抗洪前線當志願者。由於這時候，我們已經對洪水的真實情況有所瞭解，也多了些不同以往的沉重感，因此我覺得這條消息透露出來一種精神，因此我就在8月10號的《東方時空》《面對面》欄目中談到了這個消息和前方的水情，並在節目中呼籲：人們想幫助前線的心情迫切，有關接受捐贈的部門能不能公開電話．地址，讓人們的愛心有釋放的地方。
連我自己都沒有想到，就在這期節目播出的當天，關於洪水報道的計劃全面鋪開，一個忙碌的夏季開始了。
八月十號中午，我們被呼到台裡，領導向我們傳達報道精神：從今天開始，全國新聞界要全面介入到抗洪搶險的報道中去。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火速制定了各個節目的報道計劃，當天便有很多記者開赴前線。但由於路途耽擱和情況不熟，和洪水有關的節目大量做出來還需要時間，因此我們首先要在《東方時空》節目中做應急反映。我提議，由於《東方時空》是CCTV每天第一檔節目，因此我們應該每天半夜採訪我們已派到前方的記者，填補夜間到凌晨這段報道空白，領導同意了我的提議。
於是從這一天開始，我們變成每天晚上9點上班，先歸納其它新聞的報道，然後確定我們採訪前線的哪一個點和讓他報道什麼。大約每天午夜過後，撥通前方記者的電話，讓他進行詳細報道。就這樣每天清晨的《東方時空》節目中，我們都用最快的速度把前方幾個小時前的抗洪情況呈現在關注水情的觀眾們面前。
這樣的報道方式讓前方的記者吃了很多苦，他們白天要拍攝，晚上要報道，休息的時間自然減少，加上每次報道都在大堤上，氣候條件惡劣，受的苦我們在後方是難以想像的，但是卻從沒有人抱怨。只是有一位記者曾在報道之後在電話裡笑著對我說：「剛才由於現場報道無法分神，蚊子都快把我給吃了。」他像說笑話一樣把這件事輕描淡寫地忽略過去，讓我感歎不已，我在後方而他們在前方，自己忽然有一種當逃兵的感覺。
緊張的一週一閃就過去了，這一個星期的各種媒介上，水情、水勢、抗洪的場面佔據了絕對的份量。此次洪水之猛，終於在國人心中留下深深印記。由於媒介的全面介入，中國南北大抗洪終於成為1998年夏季的中國景觀。
由於CCTV新聞中心主任孫玉勝都已經奔赴前線，我們《東方時空》節目改版計劃自然在洪水中泡湯，但已經沒有人顧得上這些了。
8月16日抗洪中最關鍵的一天。
8月16日是一個星期天，但在洪水面前，很多人在這一天卻比平常的日子還要忙碌。
至少在水利部的防汛指揮部裡，氣氛就異常地緊張。
這一天下午，我們去水利部採訪當時的水利部長鈕茂生。
幾年前，我曾採訪過當時的林業部長徐有芳，他對我說：「在中國，林業部長和水利部長是風險最大的位置。水火往往無情，每當災難降臨的時候，這兩個部長的日子難過極了，就是在平時都能感覺到頭上一支利劍高懸在頭上。」
因此在採訪的路上，我就在想：大水在中國南北漫延，鈕茂生部長該過著怎樣沒白天沒黑夜的日子？可以想像：幾天沒在電視新聞上看見鈕茂生，老百姓都會有著諸多的議論，那作為當事人，鈕部長更是壓力巨大吧？
洪水到來以後，鈕茂生部長早已不在自己的辦公室裡辦公了，我見到他時，他正在一個巨大的會議室裡和部下分析水情。由於會議室裡掛著一個巨大的投影地圖，因此屋裡的窗簾都緊閉著，空氣都為此有些凝固。
採訪中我們得知：鈕部長在這一天正處在最關鍵的等待時分。當時中國最高層的領導正在討論是否於八月十六號深夜或八月十七號凌晨實施分洪方案，這是決定中國98抗洪前途最關鍵的幾個小時。
水位已經到了危險的臨界點，這個臨界點已經遠遠超過了我們的警戒水位和原定的分洪水位。但定奪是否分洪可是非同小可。幾乎可以說是擺在本屆政府面前的一個艱難的課題。不分洪，繼續嚴防死守，如果天公不作美加上人力的極限被突破，那會不會導致可怕的後果，最後落下一個不尊重科學的評價？可如果分洪，分洪區裡的人員如何盡快疏散完畢？損失該有多大？後果又會怎樣？分洪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嗎？
鈕茂生和他的部下當然知道定奪的艱難，他們也知道這是中國面對洪水最艱難的幾個小時。但這個時候的他們已經如同軍人，就等著高層的一聲軍令：是分洪還是不分洪，都會馬上佈置相應的下一步方案。
鈕茂生的心裡自然是不好受的，也因此在我採訪剛開始的時候，提到解放軍的嚴防死守，部長的眼淚就下來了。在他的眼淚中我能感受到一種強大的情感衝突：「那都是十八九歲的孩子啊！」
其實，在洪水來的這段日子裡，鈕茂生的身體並不給勁，嚴重的腰椎間盤突出不是時候地犯了，他是用一個厚厚的護腰在堅持工作，連江總書記都關注著他的腰，替他找醫生，因為在這個時候，對鈕茂生來說，腰折了，也得站在第一線。
採訪結束，我們離開，鈕茂生和他的部下們繼續分析和等待。我們有一個攝像留下跟蹤拍攝，後來他告訴我們，這一間辦公室裡的人們都是一夜無眠。
剛剛離開水利部，我就接到節目組的呼叫，由於今晚有可能分洪，讓我回台裡準備火速製作明早的《東方時空》節目。
當我回到台裡，已是傍晚時分，台裡的氣氛也並不比水利部輕鬆多少大家嘴裡談的都是水，而巧合的是，就在當晚CCTV要直播大型賑災晚會《我們萬眾一心》。由於可能要分洪的消息傳來，參加演出的人們心情與往日都有所不同，台領導和導演組也商定好，如果晚會播出的時候傳來分洪的消息，大家就一起高唱臨時排練的《團結就是力量》。
我們是在辦公室裡一邊討論第二天早上的節目一邊收看直播的晚會，一筆又一筆的捐贈在屏幕上報出來，國人在大水面前空前的慷慨和團結。
而在抗洪前線，這一天也有著生死存亡的味道，分洪區的人幾天前就已經強行撤出分洪區，但裡面是否空無一人，人們的心中沒底，為分洪作準備的炸藥都已經在堤上埋好。如果分洪命令一下，幾里長堤就將片刻被炸開，洪水將在分洪區內氾濫，沒人敢想那將是怎樣的場面。而在這一天，記者的日子更加難過，他們都在第一線，我的同事張恆就在離炸藥不遠的地方，準備報道分洪的情況，其他的記者也都在很危險的地段，等待決定長江大堤命運的那一刻。
就在我準備第二天早上《東方時空》如何報道分洪的時候，突然台裡通知我：火速準備，一會兒如果分洪，中順電視台準備進行五個小時的現場直播，你來出任主持人。
接到這個突然的命令時，離可能直播的時間還有三個小時，不過近一段時間來，我每天採訪的都是和大水有關的內容，加上剛剛採訪完鈕茂生部長，因此心裡比較有底，特殊情況下，我反倒沒有任何直播前的緊張。
為了把直播搞得更好，我們準備請一位專家進演播室，大家意見一致，還是長江三峽大江截流直播時演播室的專家陶景良，電話打過去，老陶一口答應，我火速去把他接回到台裡，老陶在家裡已備好大量資料都帶了過來，沒想到，三峽截流後我們分別，這次又因分洪而聚合。
方案很快拿出，直播準備緊鑼密鼓地進行著，用這麼短的時間進行這麼大規模的直播，中央電視台歷史上找不到先例，國際電視史上怕也不多。
只等待著是否分洪的最後決定了。
等待中還有一個小插曲，分洪區的代表正好出席了台裡的賑災晚會，晚會結束後，敬一丹發現了他們，就把他們請進了我們的節目，他們的手中捧著裝滿泥土的罐子，激動地對我們說：「這裡是我們最後的泥土。」一句話說得我們百感交集，悲壯的氣氛被進一步強化了。
還是在不安中等待，走廊裡遇見李東生台長，他問我：「怎麼樣？」「沒問題。」我們擦肩而過，猜得出來，作出直播決定之後，李台心中的壓力。
機房裡，電腦上「前方記者孫玉勝」的字幕已經打出，通過電話我們也得知，前方的記者都已到位，到達危險的位置，只等直播的開始。CNN等國外媒體得知我們要直播的消息，也紛紛打進電話，要求提供信號。大水，不再只是中國的災難。
賑災晚會結束了，仍沒有分洪與否的消息。是啊，這個決定太難下了。我們還是等待，為了準備直播，中央電視台這一夜的節目沒有中斷，破天荒的連續播出著。到了凌晨三點多，我們接到消息，暫不分洪，回家待命，有可能早晨的時候分洪，呼機手機都別關，接到指令立即來台。
我把老陶送回家後，自己也回了家，呼機和手機都放到枕邊，等待使得自己根本無法入睡，直到早上太陽升起，呼機和手機都很平靜，這才昏昏地睡去。
而在這一夜，在長江的大堤上，抵抗洪水已不是土堤而是人堤，在這密不透風的人牆面前，太陽從寬闊的江面上升起，也許是畏於中國人不怕死的氣勢，洪水從這一天開始，慢慢減弱了鋒芒，勝利離中國人越來越近了。
直播終於沒有進行，我無法想像，一旦分洪令下達，那將是中國人記憶裡怎樣的五個小時直播，而那五個小時，我們又將在怎樣的牽掛和不忍中度過。
一場可以留在電視史冊中的直播終於在現實中消失，然而遠方災民的家園卻保住了。那分洪代表手中拿著的罐子，那其中的泥土不再是故鄉最後的泥土。我們幸福和快樂地失去這次直播，並欣慰。然而八月十六日到十七日那十幾個小時，在我們的抗洪記憶中再也無法抹去。
三十而立
立在松花江的江堤上
八月二十日是我三十歲的生日，其實在平時，我很少過生日，印象中就是在85年過了一次比較正式的生日，因為那一年的8月19日我接到了北京廣播學院的錄取通知書。與其說是第二天過了個生日，不如說是家人想慶賀一下我考上了大學。而在大學期間，雖然宿舍裡平時誰過生日，我都會格外地張羅，但是我的生日正好是在暑假裡，難得同學相聚，一次次也就隨意地過去。
可能是三十歲生日有些特別，因此哥哥嫂子和侄兒也都到北京來過暑假，加上早已在北京的媽媽，大家都希望能過一個全家團聚的生日。
但大水面前，一切都得改變，似乎有預感，8月19號我抽空陪哥哥嫂子侄兒玩了整整一天，晚上把他們送進電影院，自己留在家裡。果然接到了主任的電話，告訴我，前線需要主持人，希望盡早打點行裝，明天就出發到黑龍江。
當時評論部的主持人方宏進已經在長江大堤上，我當然也希望能趕到第一線，黑龍江又是我出生時的故鄉，自然責無旁貸。
8月20號晚上，我和同事趕赴機場，向哈爾濱進發。
機場裡的情景很有趣，在辦手續時，去哈爾濱的人很少，同事和我打趣：現在人們都從災區往外跑，可能只有記者往裡去。大家都笑了。
飛機上人很少，一個半小時後，飛機落在哈爾濱機場。在從機場去市區的路上，到處是水漫公路的情景，這是在後方體會不到的。
在路上已和早到哈爾濱的同事取得了聯繫，到達駐地後，黑龍江省防汛辦的專家已在場，我一邊吃飯一邊向他們瞭解情況。晚上十一點多，和攝像趕到松花江大堤上，去為第二天早上的《東方時空》製作節目。
到達熟悉的松花江畔，場面早已不同以往，松花江抗洪紀念碑周圍燈火通明，到處是人，到處是麻包壘起的堤，江面高得有些怕人，而堤的這一邊，就是擁有幾百萬人口的大城市，熟悉的景致面前是自己一種不熟悉的場面和心情。大水終於不再是想像中的畫面，而變成了真實的場景。
差十五分零點，我開始報道，心情很複雜。這忙碌的一天竟是自己的三十歲生日，想起來挺有紀念意義。人說「三十而立」，自己事業上雖說沒有什麼可立之賀，但身體卻確確實實地立在了松花江大堤上，這個三十歲真的有些特別。
不過這種感觸只是一閃念，我對誰也沒有說，報道過後，迅速把畫面用衛星傳回北京，幾個小時以後，大家就在《東方時空》中看到了我立在松花江邊的報道。
幾天中一直是在缺少睡眠的狀態下忙碌，心情隨著水位的變化而起起伏伏，很多情節都是在後方感受不到的。哈爾濱人是熱情的，在大堤上，一邊是忙碌的抗洪軍民，一邊是自發運送給養的市民，大米粥喝完，綠豆粥又來了。難怪心存感激的抗洪軍民會開玩笑說：早知道有綠豆粥我就不喝大米粥了。
哈爾濱市民的生活一如往昔，商業區繁榮依舊，大街上依然人來人往，只有偶爾駛過的軍車和幾處戒嚴的街道才告訴人們，哈爾濱市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
有一幕頗令人感動。八月二十二號清晨，由於我們要坐直升機航拍水情，因此很早就從住地出發，車過一個廣場，我看到廣場上有幾百位市民正在悠閒地打著太極拳。想必這是他們每日的必修課，那種平的和生活氣息不得不讓人感慨平靜生活的美好。然而一轉頭，在離他們打太極拳不到三百米的地方，就是堆滿了麻包的松花江大堤，上面依然有人在忙碌著，還有人就睡在麻包旁。
一邊是安靜的市民生活，一邊是寫著危險的抗洪大堤，這兩個反差極大的場景竟出現在同一幅畫面中。我忽然在這幅畫面中感受到一種人的尊嚴，不管危險怎樣在眼前，但生活仍在繼續，如果在災難面前，失去生活的尊嚴，那麼災難將會把我們擊敗，而只要保有尊嚴，沒有哪種災難會持續太久的。
這一幕讓我從幾天來的擔憂心境中平和下來，我開始知道：一切都不會有問題！
然而在飛機上看到的水情還是出乎我的想像。江已經不能再叫江了。由於水的氾濫，大江早已不在江道裡流淌，江而寬闊得像一個又一個大湖，到處是水。由於黑龍江省的抗洪標準大多是對付十五年、二十年一遇的洪水，因此在百年一遇的洪水面前，原先的堤壩都失去了抵抗的能力，只能任江水氾濫，好在東北地廣人稀，災難才不像長江那樣直接危害太多人的生命。
我們的直升機幾次降落，都是因為看到很多的災民，他們就住在公路邊上，天災讓他們又過起了大鍋飯的日子，面對他們，我們的擔憂又多起來。毫無疑問，他們是為了保衛幾個重要城市加上洪水太大才失去家園的。但在東北，他們面臨的困難可能比長江邊的災民更大，一是因為天氣很快就會涼下來，在嚴寒到來之前，他們只有一個多月的時間來重建家園，二來，東北的糧食是一年一季，但一場大水已經使他們一年的勞作付之東流，那種慘痛更甚。
水會退下去的，而對人的擔憂又開始上漲。大水過後，我們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因為歸根結底，抗洪不是為了退水，而是為了保人。
那次空中飛行結束，讓我對黑龍江的水情有了充分的瞭解，更讓我對中國98抗洪有了直觀的感受。距離這次飛行已經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了，我經常會想：沒有了水的威脅，現在那些災民都已經得到了很好的安置嗎？他們的日子過得怎樣？尤其是幾個江邊城市的人們更應該時常想起，為了保衛城市，我們多少農民兄弟失去了家園，難道在危機解除之後，我們不應該為此伸出援手嗎？
大水過後
秋天就要到來的時候，大水從南到北慢慢退去，大家開始有了一種勝利的感覺，不過在歡慶的同時，在內心深處，我們開始有更多痛定思痛的東西。
對於這次南北大抗洪，鈕茂生部長在八月十六號接受我採訪時說的一句話是個很好的評價：「我們是硬件太軟，軟件很硬，結果是硬件不夠軟件補。」
這次抗洪的勝利，是人的意志發揮到極限後．的勝利。除去沿江民眾，十八九歲的軍人用他們剛從少年走進青年的肩膀擔起了這個國家的危難，在感謝他們的同時，我們不該自責嗎？
對水利的投入一直不夠，雖然表面上每年的數字在增長，但和國力增長的速度比起來，對水利的增長速度是慢的。我們怎能依靠人員的來填補我們金錢投入的不足呢？
在很多人心裡，一直對洪水有僥倖心理，像賭徒一樣，總認為洪水也許明年才來，今年就先這樣吧！而洪水今年真的來了，就只有在慌亂中駐一道人堤。
更何況還有腐敗。九江的堤防在沒出事之前還被當做固若金湯的樣板工程而被媒介宣揚，表揚的話音未落，九江大堤卻率先決口，原來「固若金湯」的大堤是一個「王八蛋」工程。這豆腐渣一樣的大堤裡埋藏著怎樣的腐敗和瀆職呢？而這還僅是九江一地，長江堤防中，還有多少這樣的蟻穴呢？因此當我們都同意98洪水是天災的同時，是不是也能在心裡悄悄地告訴自己，這其中也有相當多的人禍因素。
面對98抗洪，還有一種經驗值得總結，由於各種媒體得到授權全面介入抗洪報道中，全中國人的心才凝聚到一起，成為戰勝洪水的決定因素，無論怎樣的災情，人們應當有知情權，這樣救助才會及時，勝利才會來得早一些。在1999年，其實長江的洪水也不小，但由於媒體忙於法輪功的宣傳，水情的報道多少有些被忽略，這似乎有些危險，因為水火從來無情，讓人們更早的知道水情，也許會有更多一些人的生命被保全。但願以後新聞媒體在災情報道方面能有更多的自主權，以便好心的中國人能及早的伸出援手。
人和自然的關係也在這場洪水的面前暴露無疑。上游的濫砍亂伐，中游的圍湖造田，行洪區成了人們的家園，這一切都使得98洪水加重了太多，而這一切的出現都不是一日之功，是在人們只顧眼前利益的前提下一步一步累積起來的，最後給自己帶來了災難。
洪水結束之後，我一直向很多的被採訪者提出一個相同的問題：「我們難道還要相信人定勝天嗎？」
大多數人的回答是否定的。
1998年11月5日，當時的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張全景來到水利部，在充分肯定了鈕茂生部長的工作成績之後，宣佈，為河北省的領導班子，鈕茂生調任河北省省長，而原國家電力公司副總經理汪恕誠調任水利部部長。
汪恕誠是個老水利，畢業於清華大學水利工程系。這個履歷讓我們知道，他和胡錦濤是同學。毫無疑問，在中國的領導層中又多了一個水利出身的幹部，尤其是在洪水過後，一個老水利出任水利部長的位置，更讓人感覺到，水利工作已經納入到更科學的軌道。
在汪恕誠部長上任不久，我採訪了他。汪部長是在特殊情況下上任的，卻表現得非常輕鬆和直率，這一點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我也問了他關於「人定勝天」的問題，汪部長的回答讓我踏實一些。
他說：「和大自然的鬥爭，應該這樣來認識，努力地去掌握客觀規律，掌握以後運用這種規律為人類服務，但一定要順應歷史的發展，順應客觀規律的發展,違背了這種客觀規律就要受到懲罰。」
98一場洪水，雖然最後是人的勝利，但它卻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沿用了幾十年的「人定勝天」口號可以在中國自然消亡了。在大自然面前，任何以人的主觀意志去違背自然法則的行為都會受到懲罰。
之後，我又問了汪部長一個問題：「在你和鈕茂生部長交接的時候，有沒有溝通一點什麼？」
汪部長說：「有，我對鈕部長說：『我聽到這個消息，想起你在黨校的一次講話，當時我是學員。你在講話中講水利工作是如履薄冰，膽顫心驚。我現在到了你這個位置，我也要過這樣的日子啦！『」
在我們採訪汪部長的時候，大江南北的水利工程建設正在如火如荼。而汪部長剛剛從那兒視察回來，我就問他：「看到的情況比你想像的好還是……」
汪部長坦率地回答：「從群眾發動的人數，從出工的人數，從機械的台數，應該是轟轟烈烈的，但從另外一個角度講，我還是發現一些問題……作為我的位置，可能問題發現更好。」
洪水把很多問題暴露出來，想必幾年部長生涯當中，汪恕誠不僅要面對年年的洪水警報，還要把很多暴露出來的問題一一解決，否則還會有用人去勝天的場面。
中國人常講：「好了傷疤忘了痛」，但98洪水這道傷疤實在太大，疼痛應該讓人難忘。然而不到一年的時間，又暴露出荊江大堤修補款項被截留三分之一的消息，我們總是無法樂觀，因為總是有些人傷疤未好也可以迅速忘記疼痛。
在98大抗洪之中，有一句經典呼籲：「我們能不能多買些藥少買點棺材。」這是一句形象的比喻。如果在災難未到之前，我們把很多工作做好，猶如平時多買些藥，讓孱弱的身體慢慢地強壯起來，這總比災難面前，我們多買棺材強得多。
是多買藥還是多買棺材，這是一筆誰都算得過來的賬，也是一九九八的南北大抗洪給我們留下的最深刻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