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接著，1989年11月，東歐的事件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對華盛頓和倫敦的多數人來說，那是出乎意料的逆轉。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秘密會見了民主德國的共產黨保守派領導人昂納克，也許是下了命令，要求他們為那年春天開始的席捲民主德國的群眾性自由運動讓路。幾周內，在一場真正的群眾革命中，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原有秩序被打亂，陷入一片混亂。很明顯，莫斯科已經意識到，如果繼續沿用原來的辦法，採用武力維持一個昂貴而效率低的帝國，很可能會把蘇聯拖垮。
莫斯科一直希望其對官僚體制的改革取得成效，1986年，世界原油價格暴跌，這也許是對莫斯科這一想法最致命的打擊。蘇聯對西方的石油出口收入，是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硬通貨的主要來源，但1986年之後石油價格暴跌，此時蘇聯民眾對改革的呼聲迫使戈爾巴喬夫作出許多改革的承諾，而這些承諾遠遠超出了他能力所及的範圍。接踵而來的經濟混亂，是莫斯科領導人切斷與華沙條約的東歐衛星國聯繫的主要原因。莫斯科希望，在聯邦德國強大經濟的支持下，一個統一的德國能夠作為合適的夥伴幫助重建正在倒塌的蘇聯體系。
對蘇聯在東歐40餘年統治戲劇性的終結，美國官方公開表示出歡迎的態度，但私下裡，布什總統對此卻持完全不同的態度。布什本人曾任中央情報局的官員，他對世界政治的看法受到美國情報部門潛移默化的影響。在英國，保守黨的瑪格麗特·撒切爾派同樣對所謂「德意志第四帝國」的前景感到恐慌。
帕熱金·沃索恩是倫敦《星期日電訊報》的主編，其觀點在英國的權勢集團中頗具影響，他曾明確表述過撒切爾保守黨對即將出現的新德國的看法。沃索恩是前英格蘭銀行行長蒙塔古·諾曼的繼子。戰爭期間，諾曼與希特勒的財政部長雅爾瑪·沙赫特一直有聯繫，並在1919年之後與紐約的摩根銀行親密合作，對戰敗的德國施加殘忍的道威斯賠款計劃。
1990年7月22日，他撰寫了題為《好德國人問題》的頭版社論。社論中，沃索恩以嘲笑的口吻回憶起蒙塔古·諾曼：「我的繼父蒙塔古·諾曼曾是英格蘭銀行行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曾為拯救德國經濟作出過許多貢獻，他活到了可以看出德國經濟奇跡出現苗頭的時候。」沃索恩回憶，諾曼在去世前有過這樣的評論：「我一直認為我們一定會打敗壞德國人；但是，我希望我們也一定能夠很好地對付好德國人。」
沃索恩得出了他的觀點。
讓我們設想一下，一個統一的德國必然會成為一個好的大國，接下來會怎麼樣呢？讓我們設想，統一的德國會給教俄國如何變成一個好的大國，然後又會怎麼樣呢？……事實上，危險性可能更大，而不是更小。如果一個統一的德國打算遵循規則贏得成功，那麼在這個地球上，究竟有沒有一種有效的辦法來對付她呢？德國將會變得非常強大，而正如阿克頓勳爵教導我們的，權力導致腐敗……但德國的地位最終將充當這樣一個絕妙的角色——把斯拉夫民族帶回禮儀之邦。
沃索恩的《星期日電訊報》由一家英美控股公司霍林格爾公司擁有，它的董事有亨利·基辛格博士以及英國前外交大臣卡林頓勳爵，卡林頓勳爵也是基辛格的紐約基辛格顧問公司的合夥人。
撒切爾政府的貿易部長尼古拉斯·雷德利曾經公然把科爾政府和希特勒的帝國作對比，他本人也因此被迫辭職。在提到這一頗具爭議的對比時，沃索恩總結了雷德利反對德國統一的精彩評論：雷德利先生純粹是在胡說八道，但也許他的胡說八道並不完全是癡人說夢……也許英國的角色應該是保持足夠自由的獨立，並在適當的時刻，充分利用這些抱怨。在成為好德國人的過程中，德國遲早會樹敵過多，就像她過去幹壞事一樣，美國必然會是其中的一個敵人……早晚會重新達到均勢政治。對英國來說，這可能是一次機會，因為英國深諳均勢之道……
根據倫敦媒體報道，那年夏天，撒切爾政府在英國情報機構中成立了一個新部門，為的是大力加強在德國的行動。另外，布什政府開始加強其情報收集能力，監控德國的發展。1990年春天，「前情報機構官員聯合會」在華盛頓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前中央情報局高級官員西奧多·薩克雷告誡在座的美國情報專家，考慮到新德國的情況，他們應該開始從有不滿情緒的前民主德國國家安全部以及相關的人士中招募人才，在柏林建立美國的情報資源。薩克雷曾經參與過顛覆伊朗國王以及非法的槍支換毒品活動。
柏林牆的倒塌，東歐和蘇聯可能將依托統一後的德國，實行開放，加速經濟現代化。對倫敦和紐約的戰略家來說，所有這些潛在的長遠戰略影響是非常清楚的。一位專門為金融人士及客戶撰寫投資報告的經濟學家大衛·黑爾在1990年1月提出警告說，如果德國實現統一的話，對美國金融市場將構成戰略「危險」。據說他與布什的財政部有聯繫。
最近幾周，華爾街經濟研究的最顯著特徵之一是，東歐經濟發展可能對目前的全球金融均衡產生影響，正是這種全球金融均衡，使得美國可以在20世紀80年代借到超過一萬多億美元的資金。對於這一研究結論，他們顯得洋洋得意。
黑爾隨後指出：實際上，在記載20世紀90年代的金融史時，分析家可能把柏林牆的倒塌看作金融動盪，足以與讓人心有餘悸的東京大地震相比。柏林牆的倒塌象徵了一個劇變，它最終會把成千上萬億美元的資金轉向一個60年來在世界信貸市場佔據重要地位的地區。
黑爾的結論據說很有影響，並且在華盛頓政策圈內的人士中流傳，他說：近年來，德國事實上一直只是美國市場上的一個小投資者，對此，美國人不應該感到寬慰。1987年以來，在美國的最大投資者是英國（兼併與收購的出資超過了1000億美元），但是，如果不使用德國剩餘的儲蓄，英國就不可能有這麼大的投資。
1989年11月29日，柏林牆倒塌幾天後，職業殺手炸毀了受到高度保護的德意志銀行總裁阿爾夫雷德·赫爾豪森的汽車。赫爾豪森是科爾政府的主要顧問，僅僅在幾天前，他還在對《華爾街日報》談論他的宏大計劃，要在十年內把民主德國重新建成歐洲經濟現代化水平最高的地區。
60多年前，曾經發生過瓦爾特·拉特瑙遭暗殺的事件。瓦爾特·拉特瑙是拉帕洛計劃的設計者，這一計劃設想借助於德國的工業技術實現蘇聯的工業化。有思想的德國人都把赫爾豪森的遇害與拉特瑙的遇害聯繫起來。但是，波恩政府繼續推進統一德國的計劃，並把幫助重建崩潰的蘇聯經濟作為莫斯科支持德國統一的條件。
這位德國總理在上一年11月對全國宣佈了建設一條現代化鐵路的設想。這條現代化的鐵路連接巴黎、漢諾威和柏林，並延伸到華沙，最終抵達莫斯科，這是即將出現的新歐洲的基礎設施的基礎。自1948年以來，戴高樂將軍「從大西洋到烏拉爾」的歐洲經濟合作的概念，第一次有了現實的可能性。
在這種思潮下，倫敦金融城的觀察家注意到，法國和英國的高層商務人士和外交人士之間的非正式聯繫急劇增多。英國的策略是：利用法國對強大德國的潛在憂慮。社會黨人、法國總統密特朗一生具有親英傾向，是英國觀念的最好聽眾。英國悄悄地開始重建1914年之前的雙邊聯盟，並為對付「德國威脅」做好了建設新的英法協約的準備。但是，真正的戰略鬥爭卻總是在遠離歐洲中心的地點發生。
1989年的某一天，他們以中東以及它豐富的石油儲備作為舞台，作出發起進攻的決定。這一次，就像20世紀70年代一樣，美國和英國的戰略家們決定，必須使用英美的「石油武器」反擊歐洲大陸經濟擴張構成的嚴重威脅。但是，這次行動採取的方式很快震驚了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