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精心設計的石油美元體系，席捲了世界各地的財富。圍繞著控制與反控制，歐洲共同體、不結盟運動以及其他國家與英美金融集團之間展開了一場持久、血腥而不見硝煙的戰爭。】
雖然1974年石油價格暴漲對世界造成了巨大的經濟和金融衝擊，但到1975年下半年，部分地區的工業已經開始恢復發展，儘管遭受了巨大的打擊，但還是回歸到了原有的發展道路上。1974年的石油衝擊為達成英美彼爾德伯格集團的某些目標提供了保證，但是，全球工業發展的指標並沒有完全朝著令他們滿意的方向改變。他們想長期支配世界經濟的戰略構想仍然面臨致命的威脅。
世界鋼鐵產量以及航運貿易量，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健康狀況提供了明顯的衡量指標。20世紀50年代初，全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中開始重建，以公噸計算的世界粗鋼產量開始穩步上升。鋼鐵的產量，直到今天都是用來評價一個國家經濟的總體發展程度的重要標準之一。不像現在比較時髦的GNP（國民生產總值），它衡量的是價格水平，而不考慮該經濟活動是生產性的還是非生產性的。舉個例子來說，對於一項經濟活動，GNP並不管你是基礎設施建設還是在拉斯維加斯賭場中的賭博消費。而以公噸計算的鋼鐵產量是無法造假的。此外，鋼鐵還是運輸、建築和各種基礎設施建設的基礎。
西方世界，包括發展中國家，鋼鐵產量從1950年的不到1.75億噸穩步上升到了1974年受石油危機影響時的差不多5億噸峰值。鋼鐵產業同時也是能源最密集的產業之一。在石油危機之後的兩三年裡，世界鋼鐵產量反映了經濟所受到的影響，從1974∼1975年的鋼產量高峰期迅速滑落了幾乎15個百分點。但是從1976年起，鋼鐵產量又開始穩步爬升。
世界海運貿易也發生了同樣的變化，作為對1974年石油衝擊和世界經濟嚴重滑坡的反應，海運總量急劇下降，但是在1977∼1978年又得到緩慢穩固的恢復。1975年見證了從1945年二戰結束以來第一次的世界貿易大幅下降，降幅達6個百分點，但是後來還是得到緩慢復甦。
然而，戰後沒能從金融和通貨膨脹的大衝擊中恢復過來的地區之一是那些南半球的欠發達國家，尤其是石油不能自給的國家。整個20世紀60年代，對絕大部分發展中地區來說，石油危機意味著發展的結束，金融業和農業也無法改進，使很多地區人們改善生活的希望落空。
似乎禍不單行，此次石油危機在1974∼1975年間正好與幾十年來最嚴重的一次全球乾旱不期而遇，農作物嚴重歉收，特別是在非洲、南美洲和亞洲的部分地區，石油危機的經濟影響達到最大。當時，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正面臨饑荒，由於急需從美國和西歐進口比以往更多的穀物和其他食物，又無法負擔食品進口增長所需的資金，更談不上為應對石油衝擊提供資金了。
英美在1971年8月將美元與黃金脫鉤，以及後來強迫油價暴漲四倍，給世界上大多數生活在發展中地區的人民帶來了災難。
意大利銀行董事長貴多·卡裡指出，在當時，「人們越來越對銀行懷有敵意……不信任的感覺是從人們確信商業銀行對貨幣的主導權太大開始的。」卡裡於1976年初在一次對銀行界同仁們的演講中描述了石油衝擊對世界金融的影響。在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鉤和浮動匯率的情況下，新的油價造成了世界性的通貨短缺。「國際通貨短缺是由銀行造成的」，卡裡指出，「而且很大一部分是由美國銀行通過它們的海外機構造成的。」
卡裡評論道，有人把這個過程看成是對某些人的「邪惡企圖的驗證」，這些人躲在後台，推動建立所謂新的與黃金兌換無關的美元貨幣秩序，「黃金與金融體系的脫鉤，而且未能用官方認可的工具取代，證實了這是一種為強化美國銀行的主導地位而設計的惡意圖謀」。
確實有人認為這是惡意的。到1975年，工業化國家從最初的石油衝擊中得到一定的緩慢恢復，然而，由於石油價格上漲四倍，發展中國家經濟的總體狀況進一步惡化。發展中國家常規項目的總赤字從20世紀70年代初的平均每年約60億美元上升到1974年的每年超過260億美元（又一次上漲四倍，與油價上漲倍數相等），到1976年又上升到無法承受的七倍——420億美元。這些赤字絕大多數發生在處於發展中地區的國家，而這些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也是世界上最低的。
在無法從世界銀行和其他工業化國家的私人銀行借到更多錢的威脅下，這些欠發達國家被迫將本應用於工業和農業發展的寶貴資金用來減少貿易赤字。她們必須支付石油進口所需的費用，而且是用美元，但是她們的原材料出口收入卻在1974∼1975年間的全球不景氣中急劇下降。
在彼爾德伯格集團「石油美元再循環」戰略下，美國和歐洲的私人銀行開始打開向這些國家借錢的突破口，但是它們這麼做只是為了「平衡」那些由英美造成的石油衝擊廢墟中殘留下來的賬號，而不是為建設必要的生產基礎設施或技術發展提供資金。這些私人的石油美元貸款來自以倫敦為基地的美國和英國的歐洲美元銀行。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其他國家的石油收入，是用美元支付的，而且這些美元被輸送和「引導」向海外的倫敦歐洲美元銀行，由這些銀行再借給那些在石油危機中受到傷害的發展中國家。
基辛格博士和他的朋友們沒有給這個過程留下任何漏洞。一家美國投資銀行的一位處在歐洲美元市場中心的資深合作夥伴——大衛·馬爾福德，當時也是懷特·韋爾德公司駐倫敦的歐洲美元業務主管，被委任為沙特阿拉伯中央銀行的沙特阿拉伯貨幣局（SAMA）局長和首席投資顧問；作為歐佩克最大的產油國，沙特阿拉伯被美國大石油公司所控制。這個極不尋常的任命並沒有讓多少人知曉，而僅在數月前，沙特阿拉伯也宣佈了石油禁運。同懷特·維爾德公司一道，沙特阿拉伯貨幣局也得到了來自倫敦商業銀行——巴林兄弟銀行的秘密投資建議。
作為沙特阿拉伯貨幣局局長，大衛·馬爾福德是確保沙特當局「明智地」利用其新的金融橫財的關鍵人物。為了讓馬爾福德先生的角色輕鬆一點，與埃克森公司和參與到沙特阿拉伯美國石油公司（ARAMCO）裡面的美方石油公司聯繫密切的紐約花旗銀行，令人費解地成為當時能夠在沙特開展業務的唯一全外資銀行。毫不奇怪，1974年，整整70％的歐佩克石油剩餘收益被投資到境外的股票、債券、不動產或其他領域。在這總計570億美元的巨額資產中，有60％以上直接進入到美國和英國的金融機構。
早在1974年6月8日，在美國國務卿的權力範圍之內，亨利·基辛格簽署了一項建立美國－沙特經濟合作聯合委員會的協議，這一協議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除了其他一些項目以外，協議範圍還包括「金融領域的合作」（基辛格佔據了空前的雙重職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和國務卿，後一職位一直擔任到福特總統任期時）。
到1974年12月，儘管沙特政府和華盛頓都嚴格保守了秘密，但這種合作的性質是比較清楚的。美國財政部在利雅得與沙特阿拉伯貨幣局簽署了一項協議，此協議的任務是為了「通過紐約的聯邦儲備銀行，與（美國）財政部借貸業務建立一種新型關係。在此安排之下，沙特阿拉伯貨幣局將購買持有期至少為一年的美國財政部新的有價證券」。美國財政部部長助理傑克·貝內特對此作出了說明；他後來成為埃克森公司的董事。對這些兩個月以前達成的協定進行解釋的貝內特備忘錄，標注的日期為1975年2月，並全文報送國務卿基辛格。
其中，傑克·貝內特的職業生涯是值得注意的。1971年，他被尼克松政府的財政部從埃克森公司借來工作，任務是幫助保羅·沃克爾準備應對即將到來的「石油美元」貨幣體系中可能產生的金融問題，並停止使用金本位。經過1973∼1975年石油危機並成功建立石油美元循環體系之後，貝內特又回到了埃克森公司。與此情況很類似，1971年，維克托·羅斯柴爾德離開皇家荷蘭殼牌公司戰略研究部門領導崗位，去領導直屬於英國首相的中央政策評估組。在這一崗位上，他對英國的能源政策有著非同尋常的影響，因為他在1973年石油危機之前就很「幸運地」預測到石油價格的上漲。這一時期，他與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基辛格保持聯繫。
對於不瞭解英美在波斯灣利益發展史的人來說，對美國與沙特阿拉伯之間的這一系列協議真正感到震驚的是，歐佩克石油國家只接受美元作為石油交易的結算貨幣，這是一項排他性政策；只是美元，不是德國馬克，也不是日元、法國法郎或是瑞士法郎，儘管它們都有明確的價值。
用美元給石油定價，最初是二戰以後美國主要石油公司和紐約的銀行家們推出的一個作法。在1974年初石油危機之後，為了滿足石油進口的需求，主要歐洲國家都啟動了與阿拉伯石油供應國的認真談判，確保長期石油購買合同，她們打算用本國貨幣來支付——這是一個極其明智的舉動，因為這可以大幅降低石油衝擊對歐洲的影響，這對歐佩克來說非同尋常。德國或者法國本來可以更加容易地使用她們的貨幣——德國馬克或法郎來確保支付石油進口費用，而不需要購買美元來換取同樣的石油。更令人好奇的是，歐佩克的部長們在1975年開會同意接受美元作為石油出口的唯一支付貨幣，其餘貨幣概不接受，就連英鎊也不行。
這樣的安排，不用解釋，事實上證明對美國美元和紐約的金融機構以及倫敦歐洲美元市場具有極大的價值。整個世界被迫不斷地購買大量美元，來支付它們至關重要的石油進口。更不尋常的是，即使在接下來的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裡，美元螺旋式的漲跌使歐佩克也遭受了巨大的損失，但這種美元定價協議依舊保持了它的影響力。
這些石油美元在倫敦和紐約受到引導的循環的一個後果，是使得美國的銀行成為世界銀行業的巨頭，同樣也使它們的客戶——「七姊妹」石油跨國集團成為世界工業的巨頭。英、美石油和銀行業的聯合，壓倒性地打破了一般企業的平衡，以至於它們的影響和權力看起來變得不可戰勝。
通過美國財政部和大衛·馬爾福德的行動，以及歐佩克奇怪的美元定價規定與沙特的美國－沙特聯合協定等秘密安排，華盛頓和紐約的銀行有效地將它們已經有缺陷的戰後佈雷頓森林黃金交易體系轉換成了一種新的、極度不穩定的以石油為基礎的美元交易體系，這個體系不像黃金交易體系那樣可以通過它們的算計來控制。基辛格和紐約及倫敦的金融界有效地將戰後世界舊黃金交易標準替換成了他們自己的「石油美元標準」。
說到底，究竟是誰真正控制著歐佩克呢？只有在政治上天真的人才會相信阿拉伯國家會突然獲得允許在關乎英國和美國重要利益的問題上獨立行事。如果真的認為石油衝擊是一件致命的事情的話，華盛頓會有很多的辦法讓歐佩克把油價恢復到合理的水平。他們要的就是高油價，而且他們需要的就是讓歐佩克來背黑鍋。
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兩種儲備貨幣——英鎊和美元在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美元新秩序中保持了它們的中心地位。英鎊可以通過對北海石油的大量開採輕鬆獲利，也可以像前面提到的那樣，及時從油價膨脹四倍中受益。英鎊被公認為「石油貨幣」。
美元也是通過上述途徑獲利的。顯然，1973年5月彼爾德伯格集團在索爾茨約巴登會議上的謀劃就已經算計好了誰贏誰輸。對他們來說，不管怎樣人為製造油價暴漲，都只是一種操縱世界經濟的方式，它確實造成了全世界整體財富向極少數國家轉移的空前後果。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那亞當·斯密的市場「魔力」還有什麼意思呢？
如果把這些方式看成是老式黑手黨「保護傘」遊戲的一種不正當變通，似乎就可以理解了。通過操縱政治事件使油價上漲四倍的英美利益集團，把目標轉向了那些石油衝擊的受害國，「主動」借給她們石油美元來資助她們購買昂貴的石油和其他至關重要的進口貨物——當然，這些都是要用極高的價格才能買得到的。
世界上絕大多數地區的工業和農業發展，以及居住在欠發達地區人們的生活，深受英美石油政策之害。石油美元只是用來填補赤字，而不是用來資助建設新的基礎設施，以發展農業和提高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整個1975年，英美自由派的政策機構——紐約的外交關係理事會在紐約律師賽勒斯·萬斯的指導下，草擬了一系列為20世紀80年代設計的政策藍圖，就像50年代後期經濟大蕭條轉折點時所做的一樣。在考慮未來全球貨幣秩序時，理事會聲稱，「世界經濟中一定程度的『有控制的解體』對80年代來說是一個合理的目標。」但是，正在解體的是傳統工業和農業發展的整體結構，這在發展中地區尤為明顯。
在接下來的8月份，在斯里蘭卡首都科倫坡，85個國家的首腦和所謂不結盟運動的成員國的政府要員在主辦國總理斯裡馬沃·班達拉奈克的主持下召開了一次會議。出席的領袖中，包括印度的英·甘地和眾多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首腦，包括阿爾及利亞和伊拉克的政府首腦和要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