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買辦憑藉外國侵略勢力與洋務派官僚建立了聯繫，參加洋務派的政治活動和經濟活動，買辦階級在政治上越來越有影響，經濟上有雄厚的實力，形成一種重要的反動社會力量。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大官僚集團，日益明顯地成為買辦勢力在政治上的代表。
——郭沫若
在狂飆突進的明治維新橫掃日本全國的同時，中國也在轟轟烈烈地推進洋務運動。中國與日本出於幾乎同樣的動機、處於幾乎一樣的地位、面臨幾乎類似的問題，而最終結果卻有天壤之別，明治維新完全成功，而洋務運動則徹底失敗。
是日本的初始條件優於中國嗎？中國雖然在兩次鴉片戰爭中敗給了英法，割地賠款，但總體損失並未嚴重動搖國本。1851∼1864年的太平天國運動，雖然使得大清帝國元氣大傷，但明治1868年的王政復古伊始，更是王權不穩，300多藩鎮割據未除，中央財政收入幾乎為零，貨幣體系混亂，兩者並無根本性差距。
是日本的制度更先進嗎？日本明治維新最終形成的是以長州、薩摩、肥前與土佐四藩為核心的明治寡頭政治與三井、三菱、住友三大財閥利益相互鎖定的官僚財閥資產階級專政形態，其政治代表人物就是「明治三傑」與「九元老」。而大清帝國則是以李鴻章為核心的官僚與盛宣懷、席正甫為代表的洋買辦勢力集團所形成的官僚買辦階級。二者最大的差別是，財閥與洋買辦的利益取向不同，財閥以國家為自家，維護國家利益就是維護自身利益；買辦則是以自己的利益為核心，挾洋自重，以外國勢力作為在中國進行利益博弈的主要籌碼，必要時，不惜犧牲國家利益。
這樣的比較可以無限制地進行下去，但問題的關鍵是在金融！
鴉片貿易摧毀了清帝國本位貨幣的穩定；中央銀行缺位造成了貨幣的長期不統一；匯豐控制了中國的銀根；外國銀行滲透進中國的金融網絡；洋買辦壟斷著金融市場；信用創造的秘密未被中國深刻領悟，導致現代銀行業開辦過晚；巨額賠款和大借洋債，致使中國海關關稅、鹽稅、厘稅三大中央財政的主要收入被抵押給外國銀行，中國財政稅收主權喪失殆盡，政府財源枯竭，加深了對洋債的依賴。
中國金融高邊疆的徹底淪喪，使得中國政治喪失獨立，經濟發展資金匱乏，軍事國防積貧積弱，科技、教育、文化無米下炊，淪落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
這一切，正是中國洋務運動與日本明治維新最本質的差別。
漢冶萍公司的命運就是這一比較的典型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