蕾哪，那個人
魯迅生平展在魯迅博物館開幕了，這次展出了許多珍貴的照片，有兩張給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一張是在廈門郊外的亂墳堆中，海風吹亂了先生的頭發，身後是重重疊疊的墳，“我總記得我活在人間”，這真的是人間嗎？我忽然想起《紅樓夢》中所說的“鐵門檻”與“土饅頭”來，克家著名的詩句：“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被無數人吟誦，其實詩人並不理解魯迅，真的魯迅在活著的時候便已自“非人間”死去，世間有誰像先生一樣樂意在墳頭照像？另一張則是魯迅與一群青年在一起，身穿長衫的先生安坐在寬大的籐椅中，雙腿交疊，指間夾一只點燃的香煙，對熱愛文學的年輕人侃侃而談。四五個西裝整潔的青年畢恭畢敬地環繞近旁，他們欠坐在椅沿上，如醉如癡地傾聽著。我想，倘若上帝讓我實現一個心願，我的選擇必定是：穿越時空隧道，成為那幾名傾聽者中的一個。有一次，聽張中行先生的講座。張老作為北大中文系的老前輩，講到明年代魯迅有一次到北大作講演，“很可惜，那天我不知在忙什麼＃，沒能去聽，錯過了與魯迅先生的一次見面。”m高齡的張老追憶往會，如絲如縷，清晰可辨。一時間，我被什麼東西打動了：坐在我面前講台上的老人，是一位曾擁有過跟魯迅見面的機會的老人！原先好端端的時空忽然錯亂起來，晃動著的窗玻璃讓陽光也晃動著，我看到了先生那雙橫眉下的眸子，那雙自兩千年歷史中看出“吃人”兩個字的眸子。
“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經耗費在寫這些無聊的東西中，而我所獲得的，乃是我自己的靈魂的荒涼和粗糙。但是我並不懼憚這些，也不想遮蓋這些，而且實在有些愛他們了，因為這是我轉輾而生活於風沙中的癲痕。”這是魯迅在1925年12月對日深夜，回顧自己的生命歷程，所寫下的一段文字。每次讀到這段文字，我都像被石塊砸中腳趾一樣，感受到一種鑽心的疼痛。與我同宿捨的一位“逍遙派”經常用嘲笑的口氣對埋頭寫作的我說：“你整天寫啊寫啊的，有什麼意思，多少人讀呢？”此君家境良好，用度闊綽，女友漂亮，工作也已找定。雖與我同為中文系的學生，卻從不拿筆寫文章。然而，我無法反駁他，他於我有一種莫名的威懾力。我只能經營一個蒼白的紙上世界，而他在現實世界中比我優越得多。他就像參孫一樣，推倒了支撐宮殿的柱子，我對於崩塌無能為力。直到與魯迅的這段文字淬然相遇，先生自己也意識到了文字的“無聊”，如何才能“有聊”呢？先生沒有說，先生講了一個“神”的故事，或者說，一個“人”的故事。
“突然者，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髓了，他即沉酣於大歡喜和大悲憫中。他的腹部波動了，悲憫和咒詛的痛苦的波。”在《野草·復仇其＞中，魯迅重現了《聖經》中基督耶穌被殺的場面。實際上，魯迅也像耶穌一樣，被懸在不可戰勝的虛空之中，低頭以沉默面對津津有味的看客們。魯迅只會寫作，而看客從不讀書報。對於耶穌來說，“上帝離棄了他，他終於還是一個‘人之子’；然而以色列人連‘人之子’都釘殺了”。對於魯迅來說，他所處的時代太殘酷了，一切超前性的思索和探究都因這殘酷而顯得奢侈，他能夠走出鐵屋子，卻割捨不下鐵屋子裡熟睡的人們。
盡管熟睡的人們把他當作可惡的驚夢者。“是的，你是人！我且去尋野獸和惡鬼……”魯迅本能地拒斥著“人”的命名，把自己比作狼、貓頭鷹、駱駝，正是這些動物的身上，他尋找到了一個更真實的自我。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讀到孫都編的《褻瀆的魯迅》，其中有一篇蘇雪林的文章晤對魯迅由欽敬到《反對的理由》，她這樣寫道：“魯迅一輩子要人歌頌他，擁護他，愈是肉麻濫惡的談詞，他愈聽得入耳；愈是卑躬屈節的丑態，他愈看得入眼，他嘴裡提倡青年的‘狂捐精神’，實際上則要青年像狗似地對他馴服。”其實，這種被褻瀆的命運，魯迅早已料到，他曾寫到躺在棺材裡的自己對盤旋在身邊的青蠅和蚊子的無可奈何。魯迅始終在身上帶著短刀。在北京時代，他把短刀藏在破褥下面，學生中傳說是自殺用的。可是魯迅自己說，“用干護身”。去世之前，魯迅做過一個夢，夢見自己在走路的時候，忽然有個壞人從路旁隱蔽處跳出來，被自己回手用短刀給殺了。耶穌是不會殺的人，魯迅卻不忌諱殺人——他知道，就在自己的一族人當中有敵人，絕不可寬恕的敵人，必須用短刀干掉的敵人。因此，他終身帶著短刀。
輝煌的龐培城毀於一座火山。對中國來說，魯迅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座火山。蘊藏在冰冷的雪地下的是灼熱的熔巖。一旦觸摸，便會被燒傷，甚至被熔化。有朝一日，終將洶湧而來，像鐵流一樣，淹沒“死的時代”。
卡拉OK廳中的男人和文人們
在這座並不貧窮也不富有的小城，開張最多的是卡拉OK廳。這座城市剛剛開始經濟的騰飛，老城轟然倒塌，新建的花花綠綠的建築向城郊延伸著。街道上，建築材料還沒有收拾干淨，兩邊鱗次林比的卡拉OK已經開張了。
“天外天”、“樓外樓”、“小滿州”、“芳草地”、“紅太陽”。“鳳凰台”……一家接一家的招牌、標志和夜間閃爍的霓虹燈，標示著城市最有活力的去處。當街的鋪面是餐館，（M廳在後面的曲徑通幽處。一間間華美富麗的廳堂和包間，地毯、牆紙、吊燈、音像設備、沙發、塑料花、正在唱歌或做唱歌之外的事的人們。當跑調的歌聲傳出門外，傳到街道上時，街道上匆匆行走的人們往往皺起眉頭——他們都是沒有錢破費的可憐人。
卡拉OK廳裡的男人們都是成功的男人。在此岸與彼岸之間，是一座搖搖欲墜的橋，他們憑著智慧與機遇，以及智慧與機遇以外的東西，終於到達彼岸。在中國，此岸是煩惱人生：擠公共汽車、啃大白菜、睡亭子間、做美麗了無數年的夢；彼岸則是快樂人生：坐豪華轎車、吃飛禽走獸、住廣廈別墅、享受提前實現的夢境。卡拉OK廳，為彼岸的男人而存在。他們不是官員便是老板，這是兩種能在任何地方獲得尊重的身份——尤其是卡拉OK廳。他們在這裡比在自己的家裡還要舒服，舌間的美酒，懷裡的女人，是辛勞了一天之後最好的休息方式。是的，他們太累了，官場、商場、戰場三位一體，在明搶暗箭爾虞我詐中生存下來，比那些此岸的人的想象要艱難得多，復雜得多。
女人們也在戰斗著、她們並排坐在暗紅色的真皮沙發上，等待著客人的召喚。在這四季都開著空調的房間裡，她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的溫度，永遠是盛夏的打扮，背帶裙、小背心、牛仔短褲。水晶涼高跟鞋，裸露著大片大片的面積——肩、背、腰、肚臍和大腿，捕捉著黑暗中窺探的眼光。狩獵的是被窺視者，被狩獵的是窺視音，這裡執行著另一套邏輯。她們的臉上塗著厚厚的脂粉，嘴唇打上f鮮艷的口紅，臉上凍結著冰涼的笑容，微笑是指揮一組臉部肌肉精巧地配合運動的產物。她們翹著“二郎腿”。讓大腿更加修長，讓裙子顯得更短。她們塗著指甲油的手指夾著燃燒的香煙，香煙越燃越短，正如她們的青春。她們卻渾然不覺。這時，肥大的身軀和面孔貼了上來，嬌小的她們迎了上去。
她們的身世並不撲朔迷離。也許昨天她還是一名初中課堂上的學生，不用功，成績平平。沒有考上高中，既不願到父親工作的每月只有二百元工資的小廠裡干活，也不願留在家裡受窩囊氣。某一天在父母的責罵聲中跑出來，一下子便喜歡上了這最能賺錢的行當。也許她剛剛嫁給一個同村的老實巴交的農民，她干不了農活，受不了窮，跑到城市裡。可她一沒技術，二沒文化，能做什麼呢？這個龐大的行業裡，大多數是普普通通的女子，沒幾個擁有傳奇故公。她們幾年前還那麼膽小、羞怯、沒心眼；幾年後卻已練達人情世故，一眼看透男人的內心世界，知道怎樣讓對方愉悅，怎樣賺到更多的錢。這就是風塵。她們跟老板商討分成的比例，不願干了，立刻轉到另一家。這個行業是流動性最大的行業，房間還是原來的房間，小姐卻換了無數個新面孔，“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門口永遠是閃爍的燈火。
關於愛情，她們無話可說。她們相信的只有錢。關於信仰，她們同樣無話可說——那些偉大的偶像般的男人們，在她們面前露出豬的本性。那些萬人大會上宣講理想與崇高的男人們，那些在辦公室裡指點江山不可一世的男人們，那些在電視節目裡滿臉笑容的人們，那些在剪彩儀式上手拿金剪刀剪彩的男人們，那些制造著燦爛的辭章和顛撲不破的真理的男人們，撲到她們的身體上時，都變成了一堆蠕動的爛肉。她們還能相信什麼呢？她們的小屋，只有一張彈簧床，一只皮箱。客人走後，她們擦洗著臉上的脂粉和男人的唾液，耳邊還回蕩著男人野獸般的喘息，腹內洶湧著經潮的疼痛，她們捏著一大把鈔票，這是一個農民幾個月、一個工人一個月的收入，而他們只需要幾個小時。她們想笑，臉上的表情卻比哭還要難看。鏡子裡越來越近的三圍顯示了她們已不再年輕。退役吧，退役後遠走他鄉，隱姓埋名，找個老實男人成個家，卻不知道還能不能有兒子？再三修補的處女膜，還是一條通往幸福的孔道嗎？在沒有窗戶的房間裡，她們夢見了滿天星辰。
男人們在這裡談成了白天裡談不成的生意，曖昧的燈光下，欲望在蛹殼裡激蕩著，發出金戈鐵馬的聲音。白天，彼此那樣不同，文質彬彬的官與粗俗不堪的商，不苟言笑的官與笑容可掬的商，被欲望征服時卻變得如此相同。還在唱歌的時候，就已經急不可耐，目光像一雙手，撫摸著坐在沙發另一端的女人的隱秘的地方。他們也有他們的不如意，他們的世界不是一輪滿月：家裡是蠻不講理的黃臉婆、整天打電子游戲機的兒子、接二連三的有事相求的窮親戚、一筆帳目正受到上司的追查、一個下屬正在興風作浪准備取而代之。沒有卡拉ok廳輕松一下神經，行嗎？連孔夫子也說：“食色性也”。這是為了更好地工作。
從廣表的鄉村和小鎮湧向城市。城市容納了她們，她們也容納著城市的陽具。城市教會了她們很多東西，她們也給城市增添了很多東西，她們終於把城市縮小在自己的子宮裡，她們卻告別了母親的身份。華倫夫人與茶花女，李師師與柳如是，僅僅是異國的或過去的傳說，今天她們無數的同行們正在凸現著這個時代僅存的真實。
這是一座陷落的城市。城市在進行著最後的、無所不在的巷戰。戰爭，在卡拉ok廳及類似的場所的男人們和女人們之間展開。
金庸在他最後的傑作《鹿鼎記》中暗示，要了解中國，先得了解皇宮和妓院。
今天，皇宮已經消失。
嬰兒治國與老人治國
歷史學家湯恩比把中國稱作“隱士王國”。他認為中國處於一個靜態性的農業社會中，富有一種自足的系統，而在世界秩序中，享有一種自覺不自覺的“光榮的孤立”。維護這種“光榮的孤立”的核心便是——皇帝。令人遺憾的是，中國的帝王中，明君實在少得可憐。退一萬步說，即便稱得上昏君的也不多，因為有半數以上的皇帝不是嬰兒就是老朽，他們根本就不具備治國的能力，因此用明君昏君的模式來評判他們是毫無意義的。
東漢的14任皇帝中，只有光武帝劉秀和明帝劉莊是成年人，其他的不是弱冠登基，就是在淄褓孩提中拉來充數。其中有4個皇帝即殤帝、少帝、沖帝、質帝都沒有機會慶祝他們10歲的生日。據柏楊忡國人史綱》統計，東漢第三任到第十四任皇帝即位的年齡分別是：劉旦，18歲；劉肇，10歲；劉隆，3個月；劉枯，13歲；劉娜，8個月；劉保，11歲；劉炳，2歲；劉港，8歲；劉志，15歲；劉宏，13歲；劉辯，17歲；劉協，9歲。按照現代法律的觀點來看，18歲以下的公民都不是完整意義上的“法律人”，即不能完全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而東漢一朝，居然”％的皇帝都是這樣無法主宰自己言行的皇帝，有的甚至只能在奶娘的懷裡吃奶——除了吃奶，什麼也干不了，能要求一個僅僅3個月或8個月的嬰孩獨立統治一個龐大的帝國嗎？於是，外戚與宦官專政便開始交替進行。外戚當權的先後有竇氏、鄧氏、梁氏，分別形成盤根錯節的政客集團。這自然引起士大夫的不滿，大臣杜根曾要求鄧太後歸政於皇帝。杜報當然是出於耿耿忠心，但他的“忠”顯然也很荒謬：嬰兒能夠運用權力嗎？而杜根的下場也頗為慘烈：鄧太後下令將他裝到布袋裡，當場亂棒打死。傳奇式的，社根居然還剩一口氣，他假裝死亡，培臥3天，眼中都生出蟲蛆，才騙走監視的人，得以逃生。外威的輝焊也只是曇花一現，因為出現了更為可怕的宦官集團。某一外戚勢力達到頂峰時，宦官便發動攻擊，結果是外戚被整族戮滅。這樣的場是像單調的循環數一樣不斷地重演著。
嬰兒治國，嬰兒是沒有罪過的。老人治國，老人卻會干無數的荒唐地中國歷史上，治國的老人雖不如嬰兒多，卻也不乏其人，如清代的乾隆帝弘歷，掌權一直到80多歲。年輕時代，乾隆確有不少文治武功，可是到了自封為“十全老人”的時候，他就成為不可雕的朽木，將國耐搞得一塌糊塗。
燕園據說曾是和神的私家花園。和神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貪污犯，卻能將“十全老人”玩弄於股掌之上。和神加速了全國官僚機構腐化的過程，當時文官從建設工程和司法冤獄中發財，武官則從士兵糧響甚至軍火行動中直接搶劫百姓而發財。發財最多的當然是和沖了，他在乾隆末期當權20年，斂私產九億兩，足足等J‘全國國庫12年的總收入。老朽的弘歷，對這樣駭人聽聞的貪污卻眸一只眼閉一只眼，也許他是想把財富留給兒子，所以他死後，嘉慶處死和神，清罰其財產，有“倒了和神，他了嘉慶”之說。
文字獄就更可怕了。老人的心理是陰暗的，多疑的，尤其是大權在握的老人。他的思維已經停滯，不可能作出任何正確的判斷；他的心靈已經枯涸，不可能擁有任何溫暖的感情。可以設想，整日與一大群小太監為伍的八旬老人，縮在陰森森的大殿的盡頭，日子長了，不成為偏執狂才怪呢。看到年輕貌美的嬪妃，卻再無當年風流快活的功能，同樣令老人焦心如焚。於是，弘歷大興文字獄了，他晚年所興的文字獄是他在位前40年的幾倍。弘歷的變態心理，從他對沈德潛的態度上就可看出。沈德潛是當時的大詩人，乾隆還是皇子時就很欣賞他的詩作，即位後不久，他不斷提拔沈德潛，待其極為優厚，多次賜詩、唱和，如“朋友重然諾，況在君臣間。我命德潛來，豈直道引年。沈岡表軒罷，白駒來賁然。即此至性純，令我愈以傳”。將這段君臣的詩文之交寫得頗為感人。乾隆的詩稿12本，均由沈改定，甚至不少由沈代作，後編成《清高宗御制詩初集》。乾隆因此賜詩：“清時舊寒士，吳下老詩翁。近稿經商催，相知見始終”。然後，‘在誼”並未善始善終。晚年乾隆發現沈有“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的詠黑牡丹詩，又聽說沈好像透露過替皇上代筆的秘密，終於大發雷霆。是時，沈早已去世，弘歷猶不解恨，大罵其“卑污無恥，尤為法辱晉紳”，命令開棺戮屍、奪其溢號、撤出賢良調。僕其墓碑。這樣的舉動，難道是心理健全的人的所作所為麼？可見，老人治國比嬰兒治國更加可怕，破壞力也更加巨大。老人時不時會有瘋狂舉措，而嬰兒卻不能主動干壞事。
嬰兒治國與老人治國都已成為歷史，不然的話，作為古老帝國的國民，每天起床都得摸摸頸項，證實腦袋是否真的沒有搬家。然而，即使是歷史，閱讀時也令我心涼膽顫。
六月四日的隨想
——紀念陳獨秀逝世55周年
他是一個奇怪的孩子，無論挨了如何毒打，總是一聲不哭，把嚴厲可怕的祖父氣得怒目切齒幾乎發狂。祖父不止一次憤怒而傷感地罵道：“這個小東西將來長大成人，必定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凶惡強盜，真是家門不幸！”祖父看人看得很准，這個孩子長大後果然成為20世紀中國的盜火者普羅米修斯。
1903年，25歲的陳獨秀留學日本。當時，清國湖北留日學生學監姚煌生活腐敗、思想頑固，拼命壓制進步學生。一怒之下，三名熱血青年闖入姚的房間，將他按在地上，由張繼抱腰，鄒容捧頭，陳獨秀揮剪，咋呼一聲便剪去了姚的辮子。這一瞬間對陳獨秀而言，極富象征意義，——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這一剪中就選定了，他為之終身奮斗的，便是剪去國民靈魂中的“辮子”。頭上的辮子易剪，靈魂中的辮子卻不易剪。因而，這條道路是一條悲壯之路。辛亥前後十余年，陳獨秀一肩行李、一把雨傘，足跡遍及江淮南北，到處物色革命同志。在諸多活動中，他以辦報刊為核心。1904年創辦《安徽俗話報》，編輯、排版、核核、分發、郵寄，他—一親自動手。三餐食粥，臭蟲滿被，亦不以為苦。他先後辦報刊數十種，“我辦周年雜志，全國思想都全改觀。”這並無任何自誇的成分。新文化運動前夕，陳獨秀堪稱新派獨一無二的思想領袖，那時蔡元培、胡適、魯迅等人的影響力遠遠趕不上他。在《除三害》一文中，陳氏指出中國的三害是“官僚、軍人、政客”，真是一針見血，比韓非之《五晶》更能切中時弊。而50年代的所謂“三害”，與之相比只能算笑柄。陳氏又雲：“社會中堅分子應該挺身出頭，組織有政見的有良心的依賴國民為後援的政黨，來掃蕩無政見無良心的依賴特殊勢力為後援的政黨。”他開始認識到政黨的重要性，然而他本質上是個性情中人，是不能為政黨所容的，即使是他自己締造的政黨。
在北大擔任文科學長的兩年，是陳獨秀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而這段時間裡最驚心動魄的一幕發生在1919年6月11日的新世界屋頂花園。那天晚上41歲的陳獨秀獨立高樓風滿油，向下層露台上看電影的群眾散發傳單。這是空前絕後的舉動，以後愛惜羽毛的教授們是不敢效仿的。試想一位最高學府的文科學長，應當是衣冠楚楚、文質彬彬、道貌岸然，最好是像貿政式的人物。陳氏的作為，太出格了。但陳氏如是說：“若夫博學而不能致用，漠視實際上生活上之冷血動物，乃中國舊式之書生，非20世紀新青年也。”他一輩子都以“新青年”自居。
入獄之後，陳獨秀的痛苦很快牽動了國人的心。中國第一次出現這樣的情況：歷代文字獄、迫害、殺戮，都由知識者一人承擔，而與大眾無關。這一次，大眾與知識者息息相關了。李辛白在《每周評論》發表短詩《懷陳獨秀》：“依他們的主張，我們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張，他們痛苦。／他們不願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們痛苦。”這首未被重視的小詩，卻蘊含了相當豐富的信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如何定位自身？詩中人稱的轉換已微妙地說明知識者的位置：你——他們——我們，痛苦是“你”必須承擔的。
1921年7月23日，陳獨秀在中共一大上被缺席選舉為中共總書記。遠在廣州的陳氏聽到這個消息後，該是怎樣的心情呢？興奮、驚喜、冷靜、懷疑、優懼？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關於開除陳獨秀黨籍的決議案》，陳氏聽到這個消息，又該是怎樣的心情呢？政治上的游戲規則，非陳氏這樣“俠骨露宿健，豪情風雨頻”的狂士所能理解並操作。陳獨秀只能是陳獨秀，永遠不能形成一個“陳獨秀黨”或“陳獨秀派”。後來，他的托派學生們再次將他開除出托派共產黨，亦在清理之中。
1932年10月15日晚，患病在家休養的陳獨秀最後一次被捕。被捕後，打電報給國民黨中央當局要求“嚴懲”、“處極刑”、“明正典刑”、“迅予處決”的，有新疆省主席金樹仁、湖南清鄉司今何健，以及國民黨許多省、市、縣、鄉的“黨部”等單位。同時，江西瑞金出版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以“取消派領袖亦跑不了，陳獨秀在上海被捕”為標題，幸災樂禍地發表消息。這也許是30年代初國共兩黨擁有的唯一共識吧。兩個自稱革命的政黨都欲把這顆“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的大努裡”（博斯年語）除之而後快，真是耐人尋味。《紅色中華》發表多篇社論，稱“陳獨秀叛黨以後，投降至11資產階級去作走狗，充‘反共’先鋒”。而《中央日報》亦發表社評，宣稱“反對共圖顛踏國民黨青，即為叛國”。相映成趣。
“悠悠道途上，白發污紅塵，滄海何遼闊，龍性豈能馴。”我認為，陳獨秀是革命家而非政治家。政治家是無人格無人性無人情的，而革命家則是單純而天真、固執而頑強的俠客和文人的結晶體，亦即葛蘭西所說的“哲學的實踐者”。陳氏在法庭上慷慨頗司：“弱冠以來，反抗清帝，反抗北洋軍閥，反對封建思想，反抗帝同主義，奔走呼號，以謀改造中同，實現自由社會。”他的熱情從未冷卻，難怪比他小得多的胡適也羨慕他的“年輕”。學生博斯年談論世界大勢，悲觀地說：“十月革命本來是人類命運一大轉機，可是現在法西斯的黑暗勢力將要布滿全世界，而所謂紅色變成了比黑色勢力還要黑，造謠中傷、傾陷、慘殺……我們人類恐怕到了最後的命運！”陳氏卻堅定地說：“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們幾個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夠自信有撥雲霧而見青天的力量。”
《獨秀文存》是本世紀中國最好的文集之一。1939年，周恩來等勸陳去延安，當時中共中央想把陳弄到延安養起來，不讓他在外邊胡鬧。但陳拒絕了。他說，大別死了，延年死了，黨中央裡沒有他可靠的人7，“他們開會，我怎麼辦呢？”結果不歡而散。中共領袖們沒有讀過《獨秀文存》，他們沒有看透陳獨秀：誰也無法把他“養起來”。同樣的道理，今天成千上萬的被“養起來”的文人們，能指望他們寫出什麼樣的文字來呢？
晚年在江津的生活是淒苦的，但卻是自由的。蔣介石的資助被他拒絕……胡適建議他去美國寫自傳也被拒絕，他只接受北大同＃和學生的幫助，晚年陳氏所做的有兩件事：一是重估一切價值，“將我輩以前的見解，徹底推翻”。老人一般都是知錯不改的。
另一項工作是語言文字學研究。陳氏最後一本著作是《枯陰陽入互用例表》。熱性的陳氏為何偏偏選擇這一冷性的學問？我不是語言學家，無法評定陳氏一系列語言文字方面著作的學術價值，但直覺告訴我：陳氏的選擇絕非偶然。20世紀後半葉，語言學在人文科學中成為顯學，思想的突破首先在語言學中實現，若干思想巨匠都是語言學家，如維特根斯坦、海德格爾、福柯。羅蘭·巴特、哈貝馬斯……陳獨秀選擇語言學，並非陶淵明式的。尋找一條自適之路、一處溫馨桃花源，而是與他登上新世界的屋頂散發傳單的行為一樣——高屋建颯天地大氣的分合洶湧，只有真正的“龍”才能體驗到。整個20世紀，中國人過的都是“蟲”的生活，有幾個稱得上“龍”的人呢？
“除卻文章無嗜好，世無朋友更淒涼。詩人枉向伯羅去，不及劉伶老醉鄉。”後兩句是牢騷，當不得真；前兩句則是心裡話，令他的朋友們汗顏。
作為一名享受著文科學長盜來的火種的後輩學子，我在一個特殊的日子裡——1997年6月4日，陳獨秀逝世55周年（5月27日）後一周——寫下我的紀念文字，也寫下我對民主和光明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