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太監
紫禁城。游人如織，一雙雙好奇的眼睛，一張張天真的容顏，一聲聲驚異的歎息。中外游客爭睹瓊樓玉宇、雕欄玉砌。呼風喚雨的幾條巨龍似乎要從九龍壁上飛下來，現代葉公們不停地拍照。
這是一個晴朗的夏日，北中國慣有的燦爛的陽光，熙熙攘攘中，我卻一口口地倒吸涼氣，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這麼冷—一無論在巍峨雄偉的一一人殿外，還是在曲徑通幽的御花園裡，我不停地打著寒戰。
九千九百九十九間半的房間，沒有一間亮麗堂皇，光線被冷漠地隔在房間外，只有殘余的幾束從小小的雕花的窗眼偷渡進去。在這幾束光中，有無數的灰塵在飛舞，如昔日的霓裳舞曲。
沒有參觀者會注意這個小小的、破落的房間。我卻注意到了。它位於西華門附近，官方的名字叫“淨身房”，民間的名字叫“場子”。
誰也不知道，皇朝文明的“精髓”就藏在這間房子裡。
關於太監的起源，中國早在殷商就有“寺人”，據專家考證，甲骨文中已有相關的記載，歷史自然比西方要悠久。西方直到希臘文明晚期才有關於“閹人”的記載，今天英文中的eunuch便是從希臘言語中沿用而來。《聖經》馬太福音第十九章中記載：“他是天生的閹人，有被人閹的，但也有為天國而自閹的，能夠接受他的人就接受他吧！”這句話是要令國粹家們失望的：怎麼，蠻夷之邦也有閹人？呸，紅胡子綠眼睛，他們算什麼東西！
不過，國粹家們確實有驕傲的本錢：沒有哪個國家的太監有中國這麼多，沒有哪個國家的歷史會在這樣大的程度上受到太監的支配，即使是雄踞西亞與我們並稱的帝國奧斯曼土耳其。
上帝造出了亞當和夏娃兩種性別，殊不知東方還有個民族，運用他們卓越的魄力與想象，創造了無與倫比的“第三性。”上帝，在他們的成就面前低下你高貴的頭顱吧！
幸虧我們的文化是“史官文化”，在汗牛充棟的典籍中，我發現了創造“第三性”的方法：被手術者仰面躺下，兩名助手一名接住他的雙肩，一名分開他的雙腿。用白色的繩子或紗布將手術者的下腹及腰間上部綁緊，用熱胡椒將陽具附近仔細洗三遍，然後用一根樁韌的細絲系在陽具的盡頭，另一端系在屋梁之上。這時，“刀子匠”上場了。所謂“刀子匠”，是公認的行業專家，是人人眼紅的一種技術型的職業，一次手術的收入抵得上小康之家一年的開支。“刀子匠”拿起鐮刀狀的小刀，先用手感覺一下陽具的大小，然後手起刀落，寒光一閃便將陽具及陰囊一起切除。無論怎樣淒烈的慘叫，都無力回天了。之後用白蠟的針形拴插入尿道，傷口則用浸過冷水的紙小心地包起來。手術完成後，被手術者由兩名助手扶著在房間裡走動二至三小時，然後才允許躺下。3天之內不許喝開水，據說這段傷痛及口渴的時間最是痛苦難熬。等過了3天之後將拴拔出，如果尿像泉水般湧出來就表示手術完全成功了，否則便是失敗。大約手術後一百天才能基本痊愈。至於割下來的陽具，則呈送大內有關部門放在瓶子裡，置於房間的高處，取“高升”意，祝福該名未來的太監飛黃騰達，榮登高位。
一個帝制大廈中的尤物又產生了。
唐甄在《潛挪》中這樣描繪太監：“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聽之不似人聲，察之不近人情。”為什麼這樣說呢？唐甄解釋道：他們長得臃腫，彎曲，好似長了摩結，鼻子裡呼呼作響，如同牛和豬一樣，因此不像人的身體；他們長著男人的頰骨卻不是男人，沒有胡須卻不是女人，雖然面如美玉卻沒有一點生氣，因此不像人的面容；他們的聲音好像兒童一樣稚細卻不清脆，好像女人一樣尖細卻不柔媚，你說它嘶啞但又能成聲，你說它如猩叫但又能成人語，因此不像人的聲音；他們可以很愛人，也能下毒手害人，當他們憐憫你時流涕而語，而當他們憎惡你時，則斬殺如草，因此不像人的感情。
我在古籍中看到了一些年紀不等的太監的畫像，經過比較發現：年青時被閹的宦官會逐漸發胖，但肌肉卻柔軟不結實，當然也無縛雞之力。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體重又會持續下降，而且皮膚易生皺紋，往往四十歲的富官看起來就像六十歲的老人一樣。’
生理的變態必然導致心理的變態，魯迅在《墳·寡婦主義》中說：“中國歷代的宦官，那冷酷險很，都超出常人許多倍。”在那被賈元春稱為“見不得天日”的地方，太監們肆意發洩著他們變態的性欲、權力欲、貪欲。僅以貪污而論，據明人趙士錦在呷申記優中載，明未李自成進京前，偌大一個明帝國的國庫存銀竟不到四千兩！而魏忠賢被抄時，居然抄出白銀千萬兩，珍寶無算，以致崇恢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監們：“將我祖宗積蓄貯庫傳國異寶金銀等，明比盜竊一空。”
崇份的“痛心疾首”既讓人同情，又不讓人同情。讓人同情，是因為他貴為天子，卻水太監沒辦法；不讓人同情，是因為他自己就是太監頭子，他是棵大樹，太監是在樹上築巢的鳥，倘若同情皇帝，誰來同情太監呢？
王夫之在《柳書引義·舜典四》中針對太監大發了一通議論：“宮刑施之，絕人生理，老無收養，死無與殯。天罪之鬼，無人除墓草而奠懷染。故宮者，均予大辟也。且宮刑之後，二氣內乖，肢體外病，性情內琢。故閹腐之於，豹聲陰騖，安忍無親。且刑人並齒於天地之間，人道絕而發已凋、音已雌矣，何懼乎其不冒死而求逞於一朝？而又美其名曰，姑且憐其無用，引而置之官府之間，不知理下禍根深矣。宦寺之惡，穩於士人，只因其無廉隅之錯，子孫之慮耳，故們不怕死，何況乎其以淫而在傍君主之側耳。”船山先生的推論大抵是正確的，漢、唐、明三代都有皇帝死於太監之手，這大概是發明太監制的統治者始料未及的吧。船山先生隱晦地諷刺了君主們作繭自縛的行為。正所謂“害人終害已”。
然而，君主們依然堅持太監制。既然自詡為“天子”，就得龜縮在宮廷裡，跟一般百姓保持距離—一讓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凡人，那還了得！迷宮一樣的宮廷內便需要“絕對安全”的奴僕，怕綠帽子的皇帝便與不能人卡的太監“焦不離孟，孟不離焦”，共同成為龐大的帝國大廈中的兩塊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裡，太監理論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公元十世紀，正逢五代十國亂哄哄，南方有一個小朝廷史稱南漢。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劉巖割據一方，自稱皇帝，建都廣州，稱興王府。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國理論，認為一般人都有妻兒老小，既有妻兒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無私奉獻自己於皇上，而太監“無鳥一身輕”，故只有太監最無私，沒有後顧之憂，必死命效力。傳位到他的孫子南漢王劉悵，更下了一紙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進士還是狀元出身，一律要閹割，達到“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的化境之態，方能當官。劉氏父子的思維方式與船山先生截然相反，於是中國歷史上蔚為壯觀的太監王朝產生了。王船山反復渲染太監的可憐可悲，這卻是他的書生之見。羨慕太監的人比羨慕他這位大學問家的多著呢。
太監的來源，多為戰爭俘虜和貧寒之子。如明英宗時征苗，便閹了貴族苗族男童1565人，顯然有種族滅絕的動機在其中。然而，太監得勢的時代，民間往往相應掀起‘咱宮潮”，許多小康之家的兒子也忍痛自宮，以圖仕進，這確實是一條終南捷徑：讀書須受十年寒窗苦，白宮卻是一時痛終身富貴。據《山堂別集·中官考構》記載：“南海產淨身男九百六十余人復乞收入。”一個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重男自宮。整個國家呢？天啟三年，征募宦官缺額3000人，結果應征者多達2萬人。政府竟想不到會有如此多人，一時無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如此，收容所也容納不下這麼多人，許多人不得不淪為乞丐和偷盜者。沈德符《萬歷野獲編·丐閥》中記載：“至有兄弟俱閹而無一選者，以致為乞為劫，固其所宜也。”下有自宮之風，上有體制的膨脹，有明一朝，太監礬構的編制不斷擴大，宦官職位依統轄內容的不同，區分為十二監、四司、八局，總稱“二十四衙門。”司禮監有“影子內閣”之稱，其執掌太監權重於首輔大臣。而令官民談虎變色的特務機構，也全在太監的控制中：錦衣衛、東廠、西廠、內廠的頭目清一色全是太監，太監們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們贊美太和殿的精美絕倫，其實，太和殿與淨身房相比，只是小巫見大巫，一座紙扎的房子而已。在皇城中，淨身房的地位遠遠比太和殿重要。對於萬歷這樣的皇帝來說，在位數十年，在太和殿舉行的朝會不過數次而已，有沒有太和殿並不重要，沒有淨身房就了不得了—一皇帝沒有太監的服侍，就連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沒辦法維持。所以，淨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紫禁城是建立在淨身房之上的，正如帝王制是建立在太監制基礎上的。
閹割是一種古典之極。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馬遷只不過幫李陵說了幾句話，就被皇帝將卵蛋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皇上”的價值觀可能跟法國思想家狄德羅所估計的相同。狄德羅在評價法國波旁王朝時說：“在宮廷，‘狂歡的工具’從來與政治媲美。”那麼犯了政治錯誤的司馬遷一生豈非只好以失去“狂歡的工具”，悲苦恥辱而告終？不然，他完成f史記入
中國不愧為文明古國，漢朝人將處宮刑的地方稱為“蠶室。”一個詩意十足的名字，一個丑陋的蠶變作美麗的蝴蝶的地方。閹割是文化的死敵，也是文化的一部份，閹割侵蝕著文化、吞咽著文化、改造著文化，當閹割內化為文化的本質的時候，文化便消除了被閹割的焦慮，而在特別的快感之中陶醉。正如黃永玉先生所說：“一部文化史幾乎就是無數身體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為史，是由閹割與被閹割兩種不同性質的快感寫成的。”
從被閹到自宮只有一步之遙，從身體的殘疾到心靈的殘疾也只有一步之遙。當“去勢”成為奴隸們的義務時，那麼口口聲聲說“連受之於父母的毛發也不應該損傷”的聖人們只好裝作沒看見。裝在瓶子裡的太監們的“命根子”是保證皇帝的妻妾們的貞操的“證件”；而大大小小的聖人們對“命根子”的沉默，則是保證皇帝們的權力暢通無阻的“證件。”
太監的數量，最鼎盛時期也不過10萬，在天朝大國只算滄海一粟。然而，太監的靈魂卻像烏雲一樣籠罩在天朝大國的每一寸土地上。帝國需要充當“守護床鋪的人”的太監，更需要一大批守護一整套綱常理論的太監。前者是顯現的太監，後者是隱形的太監，亦即“知識太監”。如果說“刀子匠”們的閹割手術只能一個個地做，那麼“知識太監”們則能按自己的模式批量生產成千上萬的太監。那些狀元們，學士們，道士們，和尚們，都是清一色的“知識太監”。
“太監化”是中國的知識者最大的特點。培根說，知識就是力量。知識確實是力量，知識如槍炮，關鍵槍炮口對准誰。中國溫文爾雅的士人們槍炮口對准他們腳下如汪洋的人群。用文化為帝制大廈添磚加瓦，這神聖的工作他們干得津津有味。多勞者必多得，他們獲得了如桃花般燦爛的封法，例如張居正為“太師兼太子太師、束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土、溢文忠，贈上柱國”，簡直令人目不暇接。
“知識太監”建構了東方專制主義大廈的牢固根基。高踞如李白，卻汲汲於功業，自以為“我輩豈是蓬蒿人”，在玄宗眼裡，他卻是個連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學術大師王國維，當過幾天“南書房行走”，便被帝王師的身份壓死在昆明湖底。當不當太監，與道德的優劣、人格的高低無關，一種體制的向心力、一種文化的慣性、並不是哪一個人所能抗拒的。艾森斯塔德在《柳識分子—一開價性、改革性及其沖擊》中指出：“中國知識分子缺乏自己的組織，因而他們的組織架構幾乎等同國家官僚體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權力核心，則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權力基礎與資源就愈少。當教育愈趨字精時，教育的具體活動往往是朝政治—一行政制度設計而行。”看來，從教育到行政的設置不過是“淨身房”的延伸、變形與擴大。孜孜不倦地注釋古書、考證典故，研究音韻、填寫驕文，這一切不過是被閹割了的“知識太監”們的拙劣的射精行為。這樣的行為能產生什麼樣的結果呢？艾森斯塔德接著說：“中國知識分子各式各樣的創造活動沖擊了一般性文化，而且相當高的程度上持續地形塑了中國文化。其次，對社會制度架構的建立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然而，他們成為政策聯盟的一員，喪失了大部分權力基礎，也喪失了從既存制度結構中改造的機會。”讀書是為了做官，做官是為了發財；做不了官便隱逸，隱逸是為了成名——一無論在體制內還是體制外，土人都以現存體制為價值參照系，不可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反體制”的力量。
“知識太監”所創造的知識便只能是“太監知識”。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無不是圍繞皇權作向心運動，僅僅是有的軌道離中心近、有的略遠些罷了，沒有質的區別。無論學術內容怎麼變，土人的終極理想仍未超越升官發財、為帝王師的模式。“史”的目的是“資治”，“文”的目的是“助興”，兩千年的人文傳統是畸形的、單一的。片面的。所謂學富五車、德行高尚者，“禮樂兵農不務，即當世之刑名錢谷，亦情然們識，而澳管呻吟，自矜有學”。這種毫無用處的“學”，不是“太監知識”又是什麼？正如明人李剛主在《恕谷集·與方靈皋書》中尖刻的批評，“宋後二氏學興，儒者侵淫其說，靜坐內視；論性談天……而至於扶危定傾大經大法，則拱手張目……當明李世，朝廟無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馬堂批點《左傳》，敵兵臨城，賦詩進講，覺建功立名，俱屬瑣屑。”喜歡“太監知識”的唯有皇帝，宋代的開國皇帝趙匡嵐，用“乾德”作年號，一位“知識太監”誠惶誠恐地告訴他，五代時蜀國有個亡國之君也用過這個年號，恐怕不太吉利。趙匡激重賞此人，並深有感慨地說：“以後宰相必須用讀書人！”於是“知識太監”們向這位英明君主對“太監知識”的重視感激涕零。
許多人都讀過《聊齋志異》和《儒林外史》，一個個被閹割的讀書人的形象栩栩如生，令人不知是哀其不爭好，還是傳其不幸好。龔自珍在《記丙之際著議第五》中憤怒地譴責統治者對土人的無形殺戮：“戮之非刀、非鋸、非水火；文亦戮之，名冰戮之，聲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為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那時整個中國，就是一個病梅館，就是一個畸人館。
然而，龔自珍深味了外在暴力的閥割的可怕，而忽視了更為可怕的內在化的自我閥割。無數讀書人羨慕的狀元即，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呢？我在做《元圖考》中看到明朝狀元丁士美所撰的謝恩表。由華美的文辭可想見其才情，由古雅的典故可想見其淵博，全文如下：“奎耀天開，萬國仰文明之象，乾符聖握，一人操制作之權，荷大造以兼容，愧凡才之並錄。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備君師，德作天地。尊臨華夏，普六合以鹹寧；仁者黎元，無一夫之不獲。至敬恆持於夙夜，淵衷每敕於時幾。神聖獨隆，猶切永賢之念，雍熙見洽，尚勤望治之心。愛降絲倫，下詢韋布。圖用人理財之大要，道祈天水命之洪休。自分芻完，周克對揚明命；豈期藥菲，狠蒙次第恩榮。際會風雲，共慶泰交之盛；沾儒雨露，叨承晉錫之苦。京兆送歸，南宮賜宴。冠袍特賜，出尚方玲球之奇；椿齦均頒，市內需寶元之富。臣等仰龍表而戴德，極知覆載之難名；趨列以觀光，何幸照臨之孫遜·敢不勉行幼學，誓勵初心，斯不負於登廷，庶少申於報答。伏泉建中三極介福萬年。文運與國運並隆，地久天長，永撫亨昌之詐；臣心體君而共濟，景從雲附，載露喜起之歌。”
當時的皇帝是誰呢？是以荒淫昏庸著稱的明世宗，即嘉靖帝。狀元郎卻不管三七二十一，馬屁拍得震天響。所謂“文運與國運並隆”、“臣心體君心而共講，簡直就像一只哈巴狗向它主人撒嬌。如果說閹割陽具是太監入官的通行證，那麼閹割精神則是士人入仕的通行證。《湖史》中記載，丁士美為康生時，年齡尚小。依據當時規定，凡為謀生者，官府皆每月供給康米六斗。一些年齡較大的凜生欺丁年少，把他的凜米全部分掉。他依然和顏悅色，沒有一絲不樂意。《明史》據此稱贊丁士美為人“續密端重，以道義自持”。我弄不清楚他持的是什麼樣的“道義”——一個不懂得保護自己的權利的人，必不會保護他人的權利；一個以忍辱來獲取令名的人，必不知人格尊嚴的可貴；一個對黑暗安之若素甚至與之共謀的人，必不會期望光明的到來。
“太監知識”是沒有生命力的，“太監人格”是沒有感召力的。當“太監知識”被頂禮膜拜，“太監人格”內化為民族集體無意識時，就更可怕了——穿皮袍的人、穿絲綢的人、穿麻布的人以及沒有東西可以穿的人，他們的生存狀態千差萬別，卻有一點是相同的：全是半人半鬼、半陰半陽、半截子在地上半截子已經入土的太監。自我閹割與被閹割是一枚金幣的兩面，中國人只
有這兩種選擇之一，不管你是帝王將相，還是文豪大師。
舒蕪曾在1976年作《四皓新詠》，用漢代“商山四皓”的典
故詠北大的四位文化大師。舒蕪本人就是反胡風運動中自宮的急
先鋒，殘疾的痛楚地有親身的體驗，因而對比他遲幾年登場的4
位大知識分子的心態洞若燭火。胭皓新詠》在當時知識界中激
起很大的反響。
唐蘭先生有四首《和四皓新詠》：
（－）貞元世論闡天書，元老丘明學譴儒。
耳畔博然環佩響，招搖過市女同車。
（二）盲目詩人辱愛羅，少年輕薄記曾呵。
淮纓灌足須重論，山鬼能知事幾多。
（三）司寇重新論孔丘，尚須含蓄隱機謀。
捉刀盡爾翻雲雨，學舌鸚鵝豈識羞。
（四）獺祭蟲魚老玉溪，巫山滄海總無題。
鄭箋昨日翻新樣，前度劉郎漫比齊。
王利器先生也有四首《和新四皓入第一首注為“河南佬”
（馮友蘭），第二首注為“蘇北生”（魏建功），第三首注為“徽
商”（周一良），第四首往為“福建子”（林庚）。
（一）東魯歸來道益尊，無端狗曲恣窮經。
世間笑罵由他去，自有諸生呼聖人。
（二）盜丘女褐啟宗風，國予先生一脈通。
若問當年齊楚事，是琳是傳大江東。
（三）通黃轉綠無定期，又是經筵侍講時。
一部宮闌彤管史，野雞先諱漢宮儀。
（四）美人芳草寄幽思，不盡閒扯說楚辭。
自古談詩無達信，腐儒集注有朱嘉。
今天重提這些詩句，是一件令人難堪的事，令未死的或已死
去的先生們難堪，令先生們的學生及學生的學生難堪。然而，難堪與事實真偽無關，它只能提醒我們：為了生存或更好的生存，必須付出殘疾為代價。虐殺是合法化的，被虐殺也是合法化的，指責誰的品德毫無意義，正如指責泥鰍為什麼生活在污泥中。我所思考的角度是：污泥如何讓泥鰍適應它，甚至一刻也離不開它。
在中國知識分子看來，所謂“知識”，便是“應帝王”的本錢。一代大哲馮友蘭便是這樣一個典型。在廠松堂自序》中，他這樣評述自己的哲學觀點：“在我的哲學思想中，先是實用主義占優勢，後來實在論占優勢…後來我的哲學思想逐漸改變為柏拉圖式的新實在論。”畸形的文化造就畸形的學問，畸形的學問則導致畸形的用途。據說有一次蔣介石召見一批學者，每個人進去談幾分鍾，出來以後學者們都沒說什麼，獨獨馮大大地贊美蔣：“真英雄人也！”可惜英雄敗走台島，馮搖身一變，又把毛奉為“領路人。”天地大境界，人生小舞台，可憐哲學家，侍奉江娘娘。
沒有純粹的知識，便沒有純粹的知識者的人格。中國哲學玄之又玄，歸結到一點都是自閹與自慰之術而已，無論是讀儲刊還是說謝，都讓我覺得陰風慘慘、透體生涼，絕對找不到讀古希臘羅馬經典著作，如亞裡士多德的全集時的那種感覺——一清晰的邏輯、嚴密的體系、超乎於功利之上的對知識的單純的渴求，這一切都充滿了陽剛之氣，令人感到一種特別的溫暖。我想起美國社會學家西爾斯論述知識分子本質的一段話：“在每個社會裡，總有一些對神聖的事物具有特殊的敏感，對他們所處的環境的本質和引導他們的社會規律具有不尋常的反思能力的人。在每個社會都有少數人願意經常苦思冥想一些象征性的事物，這些事物通常超越了日常生活的具體情況，並且在時間和空間兩方面都很遙遠。這些少數人有一個需要，需要把這種追求，表現在真摯的筆下對話中、詩歌中、雕塑中、歷史回顧和寫作中、儀式操演和崇拜活動中。”令人遺憾的是，中國恰恰少了這少數非太監化的知識分子。
既然魏連性、范愛農們都逃脫不了太監化的命運，那麼阿Q、華老栓們更是無知無覺地生活在龐大的“蠶室”裡。記得父親講過一個小故步，文革開始的時候，父親還是一名大學生。午膳時，十幾個同學圍著一張大桌子進餐。值日生端來一盤白菜湯，同學們都注意到湯裡例外地漂著一片肥豬肉。盡管人人都直咽唾沫，但在瓢場的當兒，大家都格外小心，提防著不要瓢上那片肉。一個同學一不留神，把豬肉片盛到自己的碗裡了。就在他把肉片倒進碗裡的的一剎那，他發現了自己的錯誤，他兩眼瞪著那塊小肉片，臉色頓時蒼白無人色。當天下午，團支部書記找他談話，他痛心疾首地檢討了自己貪吃豬肉的資產階級思想。這個同學本來是班上的積極分子，黨組織發展的對象，因為錯瓢了一片岡，往後每次積極分子的活動都沒了他的份。他自己則沉溺於貪吃豬肉的深刻內疚中，郁郁寡歡，一蹶不振，性情大變。一個一片豬肉便可以改變一個人性格的環境，是過分控制的環境，按照弗洛姆在《當代人的困境》中的說法，這樣的環境‘削弱臣服者的獨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判性的思想和創造生產性。這並不是說它不會供給人們種種娛樂與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發展的那些娛樂與刺激為限，它盡量少提供有助於人格發展的東西”。文革中為什麼會產生那麼多瘋狂的虐待行為？根本原因在於，精神的極度貧乏產生致命的無能感，而無能感卻是虐待狂症發生的一個主要來源。喪失了性欲的太監便發展其攻擊性的性欲，而喪失了精神愉悅的大眾往往把恐怖的懲罰作為快樂。
整個民族的內傾性、自虐性的病態人格，主體性與獨立精神的空缺，與千百年來以性壓抑為根基的倫理機制緊緊相連。傑出的生理學家賴希認為，性壓抑產生僵化的性格，導致病態的榮譽、義務和自制的觀念，磨滅了人因經濟壓迫而產生的造反欲望。“性禁錮大大地改變了在經濟上受壓迫的人的性格結構，以致他的行動、感覺和思想都違背了他的物質利益。”賴希研究的對象是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但他的理論同樣適應於東方專制主義。就整個人類來說：“經歷了幾千年的機械發展過程，機械的生活現已經一代接一代地在人的生物系統中越來越根深蒂固。在這個發展過程中，人的職能實際上已按一種機械的方式改變。人在扼殺自己的生殖職能的過程中已在血漿上僵化了。”賴希的觀點可以用一句粗俗的話來概括：生殖器就是自由的源泉，這一真理，中國的皇帝們再昏庸也明白，再不懂得治國也會抓住這一法寶。最後，層層積澱下來的中國文化便成為了一種強大的障礙，即“個人和社會中的自然的、有生命的力量的自發作用的障礙。”人人都太監化之後，也就沒有人覺察到障礙的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