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趙至年十二，與母道旁看令上任。母日：「汝後能如此不？」至曰：「可爾耳。」早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曰：「自傷未遇，而使老父不免勤苦。」
古人確實比現代人高尚得多。趙至之孝，豈是今天的小皇帝們所能比擬的？兩種思路：孽子會反問：「爸媽為什麼要生我？為什麼不給我選擇的權利？」孝子則說：「恨不得割塊肉煮給父母大人吃。」
孝與不孝不是我關注的重點。我關注的是：書與權力的關係。書是磚頭，搭成通向權力的橋樑。「遇」是夢想，遇到了伯樂便可雞犬升天。我們難道該全盤認同這樣的知識傳統嗎？——就好像明明知道妓女有愛滋病，也要義無反顧地與她性交？
便是我也要焚書了。
殷海光說，「雖然，梁啟超已經是歷史人物了，可是在這發霉的社會看來，反而顯得他的見解是那麼鮮活、剛健、康正、開朗而有力。」
一位魯迅研究專家對我說，魯迅先生逝世60多年後，我們卻還只有魯迅可談，這是我們的悲哀。
天公能不能重抖擻呢？我搖搖頭。
東方出版社整理出版了「民國學術經典文庫」，善莫大焉。其中，有一冊為蔣廷敝所著《中國近代史大綱》。在出版說明中說：「原書中的個別觀點、提法，不盡恰當。最後一節『蔣總裁貫徹總理遺教』，所論有關公允，故刪去，其它一切依舊。」
我最痛恨妄自充當法官的編輯。編輯就是編輯，法官就是法官，編輯充當法官，要壞大事的。你有什麼權力下別人的論斷「不公允」的論斷？你這論斷難道就公允嗎？即使你認為作者的論斷不公允，你也該保持原樣，讓讀者自己來判斷。不管三七二十一，揮刀閹割別人的思想，這種卑劣行為比法西斯還要法西斯。
我有許多朋友在當編輯，我深知編輯的苦衷。但面對上面兩句似乎自以為是的「說明」，我依然怒火萬丈。我的目標，不是編輯「這一個」，而是閹割自我與閹割他人的文化行為，以及迫使文化人這樣做的意識形態的無形之力量。
河北省清河縣武家村人根據《陽谷縣志》和明代修立的《武氏家譜》記載，認為武大郎其實是個身材魁偉、愛民如子的父母官，潘金蓮則是位賢妻良母，兩人相親相愛，白頭到老，還生下四個兒子。他們提出「還武大郎、潘金蓮真面目」的口號。
這則消息堂堂正正地登在一家層次頗高的報紙上，我很是為武大郎的後代們惋惜，可惜施耐庵與蘭陵笑笑生早就死了，否則告他們一個「誹謗罪」，一定是一筆飛來的橫財。此武大郎與彼武大郎、此潘金蓮與彼潘金蓮必須像鏡子與鏡中人一樣，要麼你別寫！
法國女作家杜拉斯說過，「面對文學，我感到慚愧萬分。」而武家村的人們則深信：文學面對我們考據出來的真理，將慚愧萬分。
《讀書》日益形成一種文體，一種讓普通人不讀書的文體。著名或不著名的學者們，玩弄一串串的專業術語，猶如千手觀音一般，讓人眼花繚亂。其間時不時還夾一些外語單詞。美國人愛吃漢堡，麵包中間夾上牛肉和蔬菜，跟中國餡餅一樣，確實很好吃。但在中文中間夾外文，卻做不成漢堡或餡餅。
魯迅在《徘文秘訣》中寫道，「至於修辭，也有一點秘訣：一要源隴，二要難懂。那方法，是：縮短句子，多用難字。譬如罷，作文論秦朝事，寫一句『秦始皇乃始燒書』，是不算好文章的，必須翻譯一下，使它不容易一目瞭然才好。這時候就用得著《爾雅》，《文選》了，其實是只要不給別人知道，查查《康熙字典》也不妨的。動手來改，成為『始皇焚書』，就有些『古』起來，到得改成『政椒播典』，那就簡直有了班馬氣，雖然跟著也令人不大看得懂。但是這樣的做成一篇以至一部，是可以被稱為『學者』的，我想了半天，只做得一句，所以只配在雜誌k投稿。」半個世紀以後，有沒有什麼進化呢？
現在，由「古氣」搖身一變而成「洋氣」——一個個嚴然是中國的海德格爾、哈貝馬斯了。骨子裡還是那一套老戲法，不過是馬戲與猴戲的差別罷了。奉勸青年朋友，不要看花了眼，看軟了膝蓋。我們的見解，不知比這些「學者」要高明多少！
北大的學生社團中，愛心社、希望工程支持會一類的越來越多。三角地的海報，常見到一些情深意重的文字，如「天冷了，為山區孩子捐衣服」、「救救母親——為某同學無錢治病的母親捐款」等等。也曾感動過幾次，捐助過幾次。後來，也就麻木了。倒不是麻木，而是因為思考的緣故——一思考，便壞事了。我想，大學畢竟跟福利機構有所不同，大學生也不是福利工作者。大學裡的大學生於一些社區的服務是理所當然的，但一有什麼「疑難雜症」便拉到大學裡來，就好像看病找錯科室一樣。當這些活動是為了營造「校園精神文明建設」的新聞效應的時候，就令人啼笑皆非了。頻頻讓沒有收入的大學生捐款，這個現象本身就說明這個社會有多麼地不健全。套用王朔的一句話來說：沒有愛心是萬萬不能的，但是愛心也不是萬能的。即使所有的北大學生都有一顆佛祖的仁慈之心，這個社會也不見得能進步多少。「水滴石穿」的故事，只能迷糊幾個單純的孩子。
梁泰辰仁《東園筆錄》記載了一個有趣的故事，有盜入某令家，露刃脅之日：「吾與法均盜也，以盜得盜物，不得謂之盜。吾之盜，得財而已，不必殺人；汝之盜，常殺人以得其財，與吾孰賢耶？夫盜之罪必死，吾知之，而乃冒死為之，徒以貧故，不得已出此，計所歷若干家，所犯若干案，較汝所為，曾未及半，而徒獲盜名，甚無謂也。今獨取汝盜，吾可以歸里買田，佝佝為善人，不猶勝法之終身為盜乎！」攜其窟千金徑去。某令大懼，不敢洩其事。
莊子早就說過：「竊國老侯，竊鉤者誅。』」故事中的強盜非梁山草莽可比，真正是個世事洞明的智者。所謂名教世界，無非是給那些終身為盜者「正名」而已。說什麼文忠公、文正公，戴什麼紫金冠、白玉珮，寫什麼策對文、詩詞賦，統統掩蓋不了「大盜」的真面目。「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不過是貪酷的匹夫；乾嘉學派宗師的王先謙，不過是頑劣的庸人。這些「滿口仁義道德、滿肚男盜女娼」的傢伙，居然成了中國歷史的主角，那麼中國歷史比《水滸傳》還要糟糕得多。
近來，從報上時不時讀到類似的報道，小偷將某某官員家中財物洗劫一番，而官員不敢報案。直到小偷被抓，才將官員牽扯其中，順籐摸瓜，最後挖出一個大貪污犯來。我想，反貪局是無甚大用的，不如招安∼幫神偷組成一個反貪組織，所到之處哪個貪官不落入法網呢？魏源有「以夷制夷」之說，但中國還是不免為夷所制；我的「以盜制盜」之說，說不定真能解決雷聲大、雨點小的反腐敗問題呢！
胡適的步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在歷史教科書中被歸入「反動文章」之列。教科書背多了，自己也不由自主地相信了，雖然並沒有看過原文。
有一次，找來原文一看，方有觸目驚心之感，要是這些年來我們照著這篇「反動文章」所說的去做，也就不至於悲劇接二連三地發生、使鮮血浸透20世紀的史書了。適之先生分三個層次分析「主義」之害：
「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單會高談某某主義，好比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訣，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歐洲政客和資本家利用國家主義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聽的主義，都有這種危險。」
真理被貶為狗屎，豈止是真理的不幸！胡適還說：「『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著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從此用不著費心力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了。」主義的墮落，實際上是談主義的人的墮落。我近來研究汪偽史，發現汪偽政權的重要人物，原來大半曾是談「社會主義」頭頭是道的熱血青年。周佛海、陳公博、丁默哪……當年哪個不是「主義」虔誠的信徒呢？最後落水當了漢奸。
1931年，「紅色」恐怖籠罩閩西地區。2月對日，閩西蘇維埃政府發出第二十號通告。通告指示：「在整個反動政黨——國際社會民主黨沒有全盤破獲以前，各級政府應集中火力進行這一肅反工作。」該區先後捕獲原紅軍一OO團政委林梅汀為首的「社黨分子」60多人，許多人被即時槍殺。閩西紅軍連以上、地方區以上幹部被殺者佔十之八九，閩西蘇維埃政府35名執委和候補執委，被殺者佔半數以上。中共中央要求採取「最嚴厲的手段來鎮壓」。
這就是「主義」殺人。「紅色恐怖」一點也不亞於「白色恐怖」，同志殺同志的效率，往往比敵人殺同志要高得多。
早在30年代，陶行知就在《中華民族之出路與中國教育之出路》一文中提出：中國之所以貧窮落後，主要是由於人多，科學木發達，社會不平等。減少人口是中華民族出路之一，也是中國教育的出路之一。中國現代教育者之最大責任是：教人少生孩
96子，教人創造富的社會，教人建設平等互助的世界。文章在列舉了人口數與生活狀態的關係之後提出：只有人口退到教育線或創造線（每戶三至四人）才能使有天才的分子不至因窮困而埋沒，沒有餘暇研究高深學問，以發現更有效之生產技術而創造更富裕的社會。
誰忽視真理，誰就要受到真理的懲罰。當我們在茫茫人海中掙扎時，陶行知先生的話才顯示出應有的份量。一句「人多力量大」，使傷痕纍纍的土地成了白蟻之國。貧困與骯髒、環境惡化與生態失衡，將長久地困擾著我們。我又想起了一位智者在晚清所說的一段話：「凡物多則生患。天下之患，生於多者十，而外夷不與焉。土多而不敬，宮多而不擇，民多而無業。土多而不知理，法多而無所守，說多而無所從。取多而無度，用多而不節，兵多而不可用，盜多而不能解。」看來，「多多」非但不能「益善」，反倒是「益惡」。
為鼓舞軍人士氣，俄軍方最近延請《花花公子》「玩伴」達娜·博利索娃主持軍事電視節目。一時間，這位身著三點式、腿跨坦克、手執衝鋒鎗的美女成為俄國軍人的偶像。
俄國人總算明白了，軍入首先是「入」。所以，一名美女的感召力勝過千萬名政治指導員。僅有「愛國主義」是遠遠不夠。而這一點，美國早就明白了，二戰時候他們便推出瑪麗蓮·夢露作為軍中女神，果然令士氣大振、所向無敵。
俄國人充當了70年意識形態的玩偶後，終於也學會過「人」的生活了。我們呢？
清末陳康棋《卿潛紀聞》記載了一名「老吏」的心聲。自言做官叨年，遊歷九行省．概論立日前夫省古。歸，口若翻瀾，曰云：「當時知府、知縣，幸不甚富民，噬弱戶，索土產，興陋規，百姓更不堪命。幸不常巡；巡則攪驛道，抗夫馬，斥供張，勒饋堪命，仍若百姓耳。」
知縣不知，巡撫不巡，總統不統，總理不理，這種情形在民主體制下是民眾的不幸，在專制體制下卻成了民眾的大幸。聽說過一件真事：某地地方官因貪污被捕，搜出家財萬貫．可比吉日之和砷。該地百姓不僅沒有載歌載舞，鳴鑼放炮，反倒如喪考批
有大禍臨頭之感。怪哉，水蛙吸人血也要將其拍死，此它吊之害千百倍於水蛙，人們為何戀戀不捨？也是一老吏說出了真相
當地人好不容易養肥了這名官員，他大腹便便．講一來吸收消化的功能有限。現在重新派來一飢腸轆轆者，又將像蝗蟲一樣吃個雞犬不留。兩相比較取其輕，當然要懷念事敗的官員啦！
國民黨雲南省黨部嚴令各報館不得刊登有關聯大紀念五四的消息。特務頭子出主意讓昆明三家影院贈送5月3日、4日各場電影票2800張給學生，企圖以此干擾破壞紀念活動。同學們把電影票取回，轉讓給難得看上電影的士兵和居民。
我不禁想起「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成語來。我佩服特務的聰明，釜底抽薪，笑裡藏刀，抓住了青年學生愛看電影的心理，在關鍵時刻體現政府對青年學生的關懷。我更佩服學生的聰明，電影票不領白不領，取之於民，亦用之於民，好一招惜花獻佛，倒是讓政府的關懷落到了實處。
李遠哲如是評價台灣的教育狀況：就算是請愛因斯坦或愛迪生到台灣參加聯考，也一定考不取任何高中。
大陸亦如是也。
顧炎武日：北方之八，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方之八，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
前者的代表在北京的胡同裡可以找到，後者的代表在上海的裡弄裡可以找到。近年來，關於南人與北人就優孰劣的爭論又狼煙四起，殊不知顧亭林早就看出，南北小異而大同，都是一群空心人。
一位在太行山深處擔任中學教師的朋友向我講述山區小學條件的艱苦。1993年夏天，我到過因開過某次中央全會聞名的西柏坡，那裡的小學校被譽為「明清的房子，民國的凳子，新中國的孩子」。據說現在有了改觀，靠希望工程的捐款修了幾所漂漂亮亮的樓房。但是，基礎教育靠「希望」來維持，似乎有點不大對勁。
殷海光概括中國「有自由之俗，而無自由之德」。這個國家只有奴隸的自由——一旦有禁之者，則其自由可以忽然消滅而無蹤影。而官吏之所以不禁者，亦非專注人權而不敢禁也，不過其政術拙劣，其事務廢弛，無暇及此雲耳。官吏無回不可以禁，自由無日不可以亡，若是者謂之奴隸之自由。
奴隸的自由只能靠時勢來獲得，好比農民的收成只能靠老天爺來獲得，風調雨順能果腹充飢，旱澇交加則只得啃觀音土。我認為．1894－1927年是東方專制主義全面失控的時代，這個時代的人們幸福地享用了奴隸的自由。我羨慕梁啟超、陳獨秀那幾代人。他們利用奴隸的自由求得了入的自由，儘管那是曇花一現的自由。
常常有「少年維特之煩惱」，倒不是「為賦新詞強說愁」。《讀顧隨借水詩話》，心中大驚。顧隨認為人的煩惱苦痛可分三等：第一等人不去痛苦，不思煩惱，「不斷煩惱而入菩提」。煩惱是人的境界，菩提是佛的境界。第二等人借外來事物減少或免除苦痛煩惱。第三等人終日生活於苦痛煩惱中，整個被這洪流所淹沒。
我想，魯迅該是第一等人，他一生反抗絕望，煩惱在他的身上不是一種負擔而是一種力量動機。徐志摩該是第二等人，逃到愛情中，逃到天空中，誰知道他微笑後面的悲苦呢？朱湘該是第三等人，在形而上與形而下的雙重煩惱苦痛中，投入滔滔江水，企圖質本潔來還潔去，不過一廂情願而已。
某學者游大學界久矣，久而未成名，甚憂苦。一日，閒翻《說語》，讀到孔子「三月不知肉味」之處時，眼睛為之一亮：此處的「肉」究竟是豬肉、牛肉還是羊肉？以前學界沒有人研究過這個問題，好大一塊處女地被我發現了！
於是，這位「問題意識」極強的學者為了解決這一學術難題，揭開千古疑案，乃讀書萬卷，行路萬里。遍覽古書，經史子集，爛熟於胸；遠赴曲阜，行遍齊魯，沿孔子遊學舊路來一次「新長征」。最後，終於寫出一部百萬言的專著，論證出孔子所說的「肉」不是豬肉而是羊肉，因為當時齊魯產羊不產豬。引用材料干條、古書百部，且融入作者自身的人生體驗。於是，此巨著轟動學界，海內外傳誦，一時洛陽紙貴，號稱新《田知錄》、《新管錐》編入
學者名聲鵲起，乃脫去「學者」之舊帽，戴上「國學大師」的新帽。歐美日韓的漢學家們視之為聖賢，為轉世之乾嘉諸老。邀請函如燕山之雪片，片片飛至。乃遊學全球，宣揚我儒家之文明，伊然中華之耶穌也。
我懷疑古人製作乾屍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吃」。孔老夫子的屍骨是被七十二弟子啃完的，啃得連一塊骨頭也不剩。餘生也晚，投資格分一杯肉湯，只好啃刻有《論語》、《春秋》的甲骨了。可是還有密密麻麻的白蟻來爭奪這僅剩的口糧。
孔夫子的偉大，便是他留下的每個字都能讓「會吃的人」吃成個大胖子。向國學大師們學習！
畢業後進入形形色色的單位的大學生，大多要經歷四個階段：大有作為——剛走上工作崗位時的理想；難有作為——屢受挫折後的清醒認識；無所作為——理想破滅時的悲觀論調；胡作非為——向仕途爬升的唯一途徑。
「貧民窟中的聖者」印度修女德蕾莎逝世了。她一生救助「最窮的窮人」，連諾貝爾和平獎的獎金也全數捐出。她逝世前曾說，一生中最大的夢是「到中國大陸服務」。
修女的話大概會讓某些「大人物」不快的：我們這兒形勢大好、一片光明、鶯歌燕舞、絃歌四起，誰需要你來服務？你瞎操什麼心？
修女的話又讓我們這些中國的小民為之淚下。我見過三峽兩岸衣不蔽體的農民，見過黃土高原上暗無天日的窯洞，見過貴州山區茹毛飲血的少數民族……想到為他們服務的只有一位文化背景、宗教信仰迥然不同的異國修女。
每個中國知識分子面對修女的臨終之言，都該一頭鑽到地洞裡去。
費孝通在回憶文革經歷時說：「我們都是戰鬥劇中的演員，都在扮演角色，有些人比其他人會演，但是都扮演角色。有時我也扮演批判別人的壞角色，譴責和寫大字報反對別人！我們不得不演……我變成了旁觀者，那是很有意思的，因為在觀察別人的過程中，也有機會觀察自己。我想，經過那些年我的確懂得做人應當超脫些，境界要高一些。」
我想起楊維的《洗澡》，敘述的筆調跟費老一樣輕鬆自如。魯迅有個精闢的概括，中國人都是「會做戲的虛無黨」，中國的大知識分子們則更是「清醒的做戲者」。他們有本領把巨大的痛苦轉化成一場滑稽的遊戲。「做人應當超脫些，境界要高一些」，這是他們在浩劫之後所得到的「收穫」。最大的智慧乃是遺忘的智慧和將「重」轉化為「輕」的智慧。
看與被看是相對的。梁啟超雲，「靜觀人我成雙遣」。然而，意識到這種相對性的有幾人呢？沿長江而下，人人在看青山之妖媚，殊不知青山亦在看人之醜陋——多少垃圾被不假思索地扔進「滾滾長江東逝水」之中！
「做作」成了當代文化的母題，即令汪曾棋、張中行等世外高人輩亦受其害，誰還能免俗呢？
北大裝模作樣的教授太多了。學生也學會了。
史鐵生把生命的終極價值和意義看作是「美」。他說，活著就意味著接受差別，忍受苦難，又在苦難中去尋找一片溫馨與寂寥，尋找一份安詳與豁達。
我還要在「接受」後面加上「反抗」，在「忍受」後面加上「改變」。
漫步書店，我發現那些只有書的形式而不配叫作書的東西竟是如此之多。
書店演變成一處高級的垃圾場。
伯特·蘭特在《關於刮臉的道理》中寫道，「當剃刀觸到我的臉上，我不免有這樣的疑懼：假如理髮匠忽然瘋狂了呢？」這是休漠式的懷疑主義人生觀。
宋代詩人黃庭堅卻賦詩云：「養性霜刀在，閨人清鏡中。」寫理髮師如寫大俠。這是純粹審美的人生觀。中國士大夫比西方知識分子過得瀟灑快樂多了。
在經濟地位上而言，學生屬於最窮的那一類人，與下崗工人、民工並列。一些老先生看不慣青年學生跑出校園去掙錢，指責說不安心學習。殊不知，衣食不足，安能做學問？德高「忘」重的大教授們功成名就，享受津貼，站著說話自然不腰疼了。
對於金錢能否正確認識，可以判定此人是否虛偽。契珂夫不到而立之年寫出名作《體原》，獲得1000盧布，他大大地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契河夫深知清貧的味道不好受，在努力掙錢的同時，一直為改變青年作家的物質境況不遺餘力地奔走。他直截了當地說不喜歡托爾斯泰，托爾斯泰年輕時花天酒地，到老來倒擺出道德家的面孔說「擁有財富等於盜竊」。契柯夫卻說，自己很高興有別墅和大片土地。「倘在辛苦之後，一覺醒來，突然變成資本家，應是人間樂事。」
誰否定人的正常欲求，不管他的調子有多高，我都十二分地警惕他，如同警惕法西斯分子。
錢鍾書先生的著作中引了大量中外典籍，把上帝、君王、最高統治者的統治術比喻為：伏鼠、竊賊、夜行人、神出者、鬼沒者、紅雲掩其面者、潛藏者、深居簡出者、處於陰暗角落的伺機者、藏刀匿器者…然而，史書和報紙k全都堂而皇之地寫著：太陽、旗手、拯救者、詩人、思想家、先驅者、父親、舵手、萬壽無疆者。
受到壓迫必然會感覺到痛苦。對這種痛苦一般有兩種對策：一種是笨人，為擺脫痛苦奮起抗擊壓迫，結果掙脫手銬，迎來枷鎖。另一種是聰明人，想方設法努力讓自己相信，這些壓迫是必要的，對自己善意的。
我是個學不聰明的笨人。
被我視為小希特勒、小斯大林的紅色高棉領袖波爾布特終於眾叛親離，被捕入獄。他對採訪他的美國記者泰耶說：「你不知道我每天受的是什麼罪！」反覆抱怨自己被囚在滿是蚊蟲的監獄裡。當對方問及300萬柬埔寨人民被殺害的事時，波爾布特瞪大眼睛說：「你可以看著我的眼睛，我是一個野蠻人嗎？∼直到現在，我的心都是清白的。」大惡人是不會後悔的，波爾布特希望能夠「平靜地死去」。對於宋成事件，被殺的宋成及其14個家屬，波爾布特說：「那些人，那些孩子，我沒有下令殺他們。那是我們將計劃付諸實施時犯的一個小錯誤。」
終於看到了波爾布特的照片，照片上是一個左半邊身子癱瘓、左眼失明、滿頭白髮、滿臉浮腫的老人。一副楚楚可憐的模樣，要是不知道他是波爾布特，我也差點要動惻隱之心了。
走投無路的獨裁者比無家可歸的喪家犬還不如。與波爾布特∼樣囂張的傢伙們，真該欣賞一下同僚的照片。
袁中郎曰：「今東坡之可愛者，多其小文小說。其高文大冊，入固不深愛也。使盡去之，而獨存其高文大冊，豈復有東坡哉？」
沒有一部長篇小說的魯迅依然是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作家。懂得此理，可少寫少看學術論文和長篇小說也。
契柯夫《第六病室》中的醫生，僅僅因為喜歡「思想」，想逃出無從脫逃的生活牢籠，卻被看作有精神病，關進病室之中。
我還有什麼可抱怨的呢？我沒被關進第六病室，我太幸運了。
食物與自由既相對立又相似。食物既可以使人感到肚子飽，又可以使人感到精神上不滿足。因此「拿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是正常的現象。
擁有的時候你不覺得它們的可貴，失去時才發現必不可少。
在北京，掌握真理的不是深宮大院裡的高官顯貴，不是胸有萬卷書的文人學者，而是出租汽車司機。出租汽車司機是一個流動的原子，與形形色色的人物交談、契合或對峙。瞭解、觀察。品評與體味，此後反芻而出的必然是真理。
想瞭解這個世界，其實並不難，上街與出租司機聊聊就行了。
胡建學在泰安推出《胡建學選集人不愧為孔子故里的地方長官，比別的貪官污吏站得高看得遠，由「武功」上升到「文治」的境界。
這是令熱愛「傳統文化」的人們欣慰的事情：孔子思想，光芒萬丈，照得貪官也形象高大。別的地兒，能孕育出這樣高層次的貪官來嗎？
一旦愛情進入公眾領域，它立刻沉重起來，成為包袱。
很喜北大的「勺海」。巴掌大的湖，也敢稱「海」！「勺」與「海」之間的差距形成巨大的張力，使這個詞具有了「動如脫兔，靜如處子」的魅力。
一勺水，何妨存煙波萬頃之想？
人性中的首惡，莫過於對同類的殘忍。
知識分子最大的罪惡，便是用「真理」來解釋殘忍。
中國的道德是以不承認人的弱點為前提的。
這樣的道德最終成為殺人的利器。
不強迫每一個學子都成為思想鬥士，但決不能扼殺那一兩個想成為思想鬥士的學子。這是一個健康多元的社會應當遵循的一條原則。只有梁山泊才強迫每個人都入伙革命，只有法西斯才扼住每張想呼喊的口。
尊重別人的選擇，也堅定自己的選擇。
想約師兄沈源寫篇稿，紀念北大百年校慶。但他在回信中說，「作為記者，我可能會去採訪，但作為學生，我沒有任何喜悅。年紀大並不能說明什麼，有過自由思想更不說明什麼，事實證明：往往是懂得自由的人在壓制別人的時候就特別的起勁，因為他能從中獲得別人不能理解的愉悅。」
把這樣揪心的話寫出來，需要怎樣的勇氣呢？跟我一起在石家莊陸軍學院接受軍政訓練的一名國政系學生，本科畢業後在某系當上了團委書記，頓時搖身一變，從當年痛恨教官管制的青年變成了趾高氣揚的官員，而且對付學生的手段比他的年過中年的前任要厲害百倍。魯迅說得好：「殺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對於別個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無顧惜。」青年急著陞官發財自然會不顧一切的。自由早已是昨日黃花，不僅我不要自由，還不惜剝奪別人的自由。除了沈瀚兄所說的「愉悅」外，我想更重要的還是「頂子」——從古以來頂子都是需要用鮮血來染紅的。
學術聖地向官場墮落，是社會整體墮落的最後一步。
1945年11月25日的晚上，錢端升教授在西南聯大圖書館前草坪舉行的時事論壇上，慷慨陳辭，反對內戰，反對個人獨裁。這時，國民黨軍隊在圍牆外打機關鎗相威脅。錢氏仍然高聲演講，與槍聲相應和。
這一幕，理應是聯大校史上最令人神往的一夜，它讓我懂得了什麼是人的尊嚴，什麼是知識分子的尊嚴。
思考死亡問題，對我這樣的青年來說不太恰當。
當我讀到瑪格麗特·杜拉斯的句子：「我看見我的生命，你的死亡。我那在繼續的生命，你那在繼續的死亡」的時候，我驚呆了。生命和死亡都同時在繼續著，「我」很快就變成「你」了。
我第一次感到了死亡恐懼。
因《自由中國》事件，主編雷震被判「煽動叛亂罪」，此罪可致死刑。此時，主要撰稿人夏道平、殷海光、宋文明三人挺身而出，共同發表聲明，對於他們在《自由中國》上寫的社論和文章自負其責，而被控為「鼓動暴動」、「動搖人心』的文字多半是他們寫的。在那人人自危、軟骨症盛行的時代裡，那種做人的嶙峋風骨令人震撼。
久違了，有尊嚴的中國知識分子！久違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尊嚴！
今天，知識分子正在普遍爬蟲化，回首當年孤島上的「三座大山」，恍若隔世。
文人都想當諸葛亮，於是劉備便成了曠代聖主。
宋徽宗、李後生當皇帝的時候，是文人學士、畫家樂師日子過得最舒服的時候。
然而國也亡得快。
《位十四孝圖》公然刻在白雲觀裡，是為儒家的道家化。儒家高貴的學說，通過道家這個庸俗的宗教，深入千家萬戶。
等到貝克特得到諾貝爾獎的時候，60年代也接近尾聲了，夢想與光榮，鮮血與鮮花，隨風而逝，隨水而流。貝克特的一生不是在等待，就是在被等待。他最終沒有出席頒獎典禮，我很難想像《等待戈多》的作者在典禮上會有怎樣的言行。但他也沒有拒絕獎金，否則他就成了薩特。
用不著把諾貝爾獎看得如此重要——為什麼我們不能擁有讓諾貝爾獎慚愧的偉大作家呢？
《西遊補》是一本比《西遊記》還要奇怪的書。有一節寫孫行者審秦檜，高總判有一段稟告：「爺，如今天下有兩樣待宰相的：一樣是吃飯穿衣、娛妻弄子的臭人，他待宰相到身，以為華藻自身之地，以為驚耀鄉里之地，以為奴僕詐人之地；一樣是賣國傾朝，謹具平天冠，奉申白玉襲，他待宰相到身，以為攬政窮之地，以為制天子之地，以為恣刑賞之地。」
於朝百代以來，除了王安石等三兩個書獃子外，宰相全是以上兩類人，要麼是昏蛋，要麼是好佞。不信，列個名單數將下來，大一統的太平盛世多是前者，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多是後者。
這是什麼——無德而尊，無勢而熱，無翼而飛，無足而走，無遠不往，無幽不至。上可以通神，下可以使鬼。系斯人之生命，關一生之榮辱，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資可使賤，生可使殺。故人之忿很，非這個不勝；幽滯，非這個不拔；怨仇，非這個不解；令聞，非這個不發。
這是金錢。作為一名貧困的學生，我在情感上對上面這段話表示認同；作為一名清醒的思想者，我又不得不對這樣的憤怒表示質疑。仇恨金錢的原因大抵是得不到金錢。在貧困中，保持對金錢的平常心，則是對一個人理智力量的檢驗。
「老」是一個可怕的詞，如愛滋病一樣，沾到別的詞，別的詞便倒大霉。如，「處女」本來是個讓人感到「純潔」的詞，但添上「老」成為「老處女」以後，便立時有了陰森、扭曲、變態的含義；「學生」本來是個讓人感受到「天真」的詞，但添上「老」成為「老學生」以後，便立刻有了迂腐、愚笨、拙劣的含義。
不要忽視年輕時感動過你的東西。
不要相信年老時你堅持著的東西。
前者是純真，後者是僵化。
李鴻章晚年總結一生事業，撫膺歎息：「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淨室，雖明知為紙片糊待，然究竟決不定裡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聳，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耷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流露，不可收拾，但待糊又何術能負其責？」
李鴻章把自己定位在「裱糊匠」的位置上，倒也有些自知之明。然而，老大帝國僅有裱糊匠是不夠的——外邊已是暴風驟雨，茅屋隨時傾覆，這時需要一名大建築師。
梁啟超之粹鴻章傳》曰：「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可謂的評。李鴻章身上的優長皆是「支那人之性」的典範，如陸奧宗光概括的幾條：涼血類動物、事大主義、容忍力強、硬腦硬面皮、詞令巧妙、狡獪有城府、自信自大。諺所謂「做一日和尚撞一口鍾」，中國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皆然，而李亦其代表人物也。
李鴻章總算還是一個把「鍾」撞好的人，而大多數出將入相的大人物卻連「鍾」也撞不好。難怪梁任公要感歎「念中國之前途，不禁毛髮栗起，而未知其所終極世。」要是梁任公生在今天呢？
竇鎮《師竹廬隨筆》有一則「玻璃罩」記載葉名探事：「咸豐六年，廣東私鹽船用外國旗號，粵督葉名探辦理不善。明年冬，英法兩國攻陷廣州，葉制軍被擄至印度，令穿公服，紅頂花翎，外用玻璃罩，沿途斂錢。至九年三月，死於西夷。」
我的感覺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不過，讓清政府的封疆大吏充當被人觀看的「猴子」，對一貫把別人稱為「夷」的天朝大臣來說，亦是一個響亮的回應。
有的人以自己像個知識分子而驕傲。出租汽車的司機對我說：「您像個讀書人。」我並不為之而高興。我想起著名記者布札梯對加級所說的話，那是他們的第一次見面，「感謝上帝，您不像知識分子，倒像個運動員，頭腦清晰，——一副普通人模樣，穩重，愛說善意的譏諷話，長相有點像汽車修理工。」
中國當代文學最缺乏的是體現在古希臘偉大悲劇中的那種激情和憤怒的力量。
高中語文教學的結果。中學生們都說，「尼采是瘋子。」「誰說的？」「魯迅先生說的，在《拿來主義》中說的。」我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