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最近常常用何家干的筆名，在黎烈文主編的《申報》的《自由談》，發表不到五百字長的短文。好久不看見他老先生的文了，那種富於幽默性的諷刺的味兒，在中國的作家之林，當然還沒有人能超過魯迅先生。
不過，聽說現在的魯迅先生已跑到十字街頭，站在革命的隊伍裡去了。那麼，像他這種有閒階級的幽默的作風，嚴格言之，實在不革命。我以為也應該轉變一下才是！譬如：魯迅先生不喜歡第三種人，討厭民族主義的文藝，他盡可痛快地直說，何必裝腔做勢，吞吞吐吐，打這麼許多灣兒。在他最近所處的環境，自然是除了那些恭頌蘇聯德政的獻詞以外，便沒有更通的文藝的。他認為第三種人不談這些，是比較最聰明的人；民族主義文藝者故意找出理由來文飾自己的不通，是比較次聰明的人。其言可謂盡深刻惡毒之能事。不過，現在最通的文藝，是不是僅有那些對蘇聯當局搖尾求媚的獻詞，不免還是疑問。如果先生們真是為著解放勞苦大眾而吶喊，猶可說也；假使，僅僅是為著個人的出路，故意製造一塊容易招搖的金字商標，以資號召而已。那麼，我就看不出先生們的苦心孤行，比到被你們所不齒的第三種人，以及民族主義文藝者，究竟是高多少。
其實，先生們個人的生活，由我看來，並不比到被你們痛罵的小資作家更窮苦些。當然，魯迅先生是例外，大多數的所謂革命的作家，聽說，常常在上海的大跳舞場，拉斐花園裡，可以遇見他們伴著嬌美的愛侶，一面喝香檳，一面吃朱古力，興高采烈地跳著狐步舞，倦舞意懶，乘著雪亮的汽車，奔赴預定的香巢，度他們真個消魂的生活。明天起來，寫工人呵！鬥爭呵！之類的東西，拿去向書賈們所辦的刊物換取稿費，到晚上，照樣是生活在紅綠的燈光下，沉醉著，歡唱著，熱愛著。像這種優裕的生活，我不懂先生們還要叫什麼苦，喊什麼冤，你們的貓哭耗子的仁慈，是不是能博得勞苦大眾的同情，也許，在先生們自己都不免是絕大的疑問吧！
如果中國人不能從文化的本身上做一點基礎的工夫，就這樣大家空喊一陣口號，糊鬧一陣，我想，把世界上無論那種最新穎最時髦的東西拿到中國來，都是毫無用處。我們承認現在的蘇俄，確實是有了他相當的成功，但，這不是偶然。他們從前所遺留下來的一部分文化的遺產，是多麼豐富，我們回溯到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國文學，音樂，美術，哲學，科學，那一件不是已經到達國際文化的水準。他們有了這些充實的根基，才能產生現在這些學有根蒂的領袖。我們僅僅渴慕人家的成功而不知道努力文化的根本的建樹，再等十年百年，乃至千年萬年，中國還是這樣，也許比現在更壞。
不錯，中國的文化運動，也已有二十年的歷史了。但是，在這二十年中，在文化上究竟收穫到什麼。歐美的名著，在中國是否能有一冊比較可靠的譯本，文藝上的各種派別，各種主義，我們是否都拿得出一種代表作，其他如科學上的發明，思想上的創造，是否能有一種值得我們記憶。唉！中國的文化低落到這步田地，還談得到什麼呢！
要是中國的文藝工作者，如不能從今天起，大家立誓做一番基本的工夫，多多地轉運一些文藝的糧食，多多地樹藝一些文藝的種子，我敢斷言：在現代的中國，決不會產生「最通的」文藝的。
二月二十日《武漢日報》的《文藝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