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有誰經過西長安街一帶的，總可以看見幾個衣履破碎的窮苦孩子叫賣報紙。記得三四年前，在他們身上偶而還剩有制服模樣的殘餘；再早，就更體面，簡直是童子軍〔１〕的擬態。
那是中華民國八年，即西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對於山東問題〔２〕的示威運動以後，因為當時散傳單的是童子軍，不知怎的竟惹了投機家的注意，童子軍式的賣報孩子就出現了。其年十二月，日本公使小幡酉吉抗議排日運動〔３〕，情形和今年大致相同；只是我們的賣報孩子卻穿破了第一身新衣以後，便不再做，只見得年不如年地顯出窮苦。
我在《新青年》的《隨感錄》〔４〕中做些短評，還在這前一年，因為所評論的多是小問題，所以無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卻了。但就現在的文字看起來，除幾條泛論之外，有的是對於扶乩，靜坐，打拳而發的；有的是對於所謂「保存國粹」而發的；有的是對於那時舊官僚的以經驗自豪而發的；有的是對於上海《時報》的諷刺畫而發的〔５〕。記得當時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敵之中，我所對付的不過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則本志具在，無須我多言。
五四運動之後，我沒有寫什麼文字，現在已經說不清是不做，還是散失消滅的了。但那時革新運動，表面上卻頗有些成功，於是主張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許多還就是在先譏笑，嘲罵《新青年》的人們，但他們卻是另起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運動。這也就是後來又將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罵譏笑的，正如笑罵白話文的人，往往自稱最得風氣之先，早經主張過白話文一樣。
再後，更無可道了。只記得一九二一年中的一篇是對於所謂「虛無哲學」而發的；更後一年則大抵對於上海之所謂「國學家」而發，不知怎的那時忽而有許多人都自命為國學家了。
自《新青年》出版以來，一切應之而嘲罵改革，後來又贊成改革，後來又嘲罵改革者，現在擬態的制服早已破碎，顯出自身的本相來了，真所謂「事實勝於雄辯」，又何待於紙筆喉舌的批評。所以我的應時的淺薄的文字，也應該置之不顧，一任其消滅的；但幾個朋友卻以為現狀和那時並沒有大兩樣，也還可以存留，給我編輯起來了。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為凡對於時弊的攻擊，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因為這正如白血輪之釀成瘡癤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則當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證明著病菌尚在。
但如果凡我所寫，的確都是冷的呢？則它的生命原來就沒有，更談不到中國的病證究竟如何。然而，無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諷刺相去本不及一張紙，對於周圍的感受和反應，又大概是所謂「如魚飲水冷暖自知」〔６〕的；我卻覺得周圍的空氣太寒冽了，我自說我的話，所以反而稱之曰《熱風》。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之夜，魯迅。
〔１〕童子軍資產階級對在學少年兒童進行軍事化訓練的一種組織。由英國軍官貝登堡於一九○八年創立，不久即流行於各資本主義國家。一九一二年中國開始有這種組織。五四運動期間，有童子軍參加散發傳單等活動。
〔２〕山東問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帝國主義國家於一九一九年一月召開分贓的「巴黎和會」，中國雖作為戰勝國被邀參加，但會議在英、美、法等帝國主義操縱下，公然決議將戰敗的德國根據一八九八年中德《膠澳租界條約》在我國山東攫取的各種特權，完全讓與日本，而北洋政府竟準備在和約上簽字。消息傳來，舉國憤怒。北京學生在五月四日首先罷課，集會遊行，反對巴黎和會決議，要求懲辦親日派官僚。北京學生的這次鬥爭，成為偉大的五四運動的開端。
〔３〕小幡酉吉抗議排日運動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爆發後，中國各地愛國群眾紛紛開展抵制日貨運動。日本駐福州領事館為破壞這個運動，於十一月十五日派出日本浪人和便衣警察，毆打表演愛國新劇的學生。次日，又打死打傷學生和市民多人，造成引起全國公憤的福州慘案。日本駐華公使小幡酉吉反而於十二月五日向中國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議」，硬說「事件責任全在中國」，要求取締中國人民的反帝愛國運動。小幡酉吉前此曾任日本駐中國的參贊，一九一五年幫助日本公使日置益和袁世凱訂立所謂「二十一條」的條約。
〔４〕《隨感錄》《新青年》從一九一八年四月第四卷第四號起，發表關於社會和文化的短評，總題為《隨感錄》。起初各篇都只標明次第數碼，沒有單獨的篇名，從第五十六篇起才在總題之下有各篇的題目。作者在《新青年》發表這種短評，是從一九一八年九月第五卷第三號的《隨感錄二十五》開始，到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該刊第六卷第六號的《六十六生命的路》為止，共二十七篇，後全部收在本書中。
〔５〕這裡說的上海《時報》，應為上海《時事新報》，參看本書《隨感錄四十六》及其注〔３〕。
〔６〕「如魚飲水，冷暖自知」北宋僧人道原《傳燈錄·蒙山道明》：「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南宋岳珂《[木呈]史·記龍眠海會圖》又有「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話。【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