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郿英
周郿英，以非凡的毅力同傷病抗爭三載，於1994年5月5日離開了他所愛戀的這個世界，終年48歲。
所有他的朋友，都看他作親敬可賴的兄長。他心中始終裝滿的是熾愛，因而名利在那兒沒有地位。他眼裡永遠看見的是平等，因而善良的人都會是他的兄弟姐妹。他的喜悅和憂悲，從來牽繫於人間的正義和自由，因而他的心魂並不由於一個身影的消逝而離我們遙遠。
郿英是新文學的推動者，作為《今天》最初的編委之一，他真誠且毫不張揚地盡了他的職責。
郿英是以助人為樂的人，是以寬厚為懷的人，是以儉樸為美的人，是以愛為願、行為果的人。郿英，所有你的朋友，都不忘記你那間簡陋而溫暖的小屋，因其狹小我們膝蓋碰著膝蓋，因其博大，那兒連通著幾乎整個世界。在世界各地的你的朋友，都因失去你，心存一塊難以彌補的空缺，又因你的精神永在，而感恩於命運慷慨的饋贈。
郿英，你的親人和我們在一起，你幼小的兒子將慢慢知道他的父親，以你為驕傲並成為你的驕傲。
郿英，願你安息。郿英，在天在地，我們互不相忘。
一九九四年五月十五日
紀念我的老師王玉田
9月8
號那天，我甚至沒有見到他。老同學們推選我給他獻花，我捧著花，把輪椅搖到最近舞台的角落裡。然後就聽人說他來了，但當我回頭朝他的座位上張望時，他已經倒下去了。
他曾經這樣倒下去不知有多少回了，每一回他都能掙扎著起來，因到他所熱愛的學生和音樂中間。因此全場幾百雙眼睛都注視著他倒下去的地方，幾百顆心在為他祈禱，期待著他再一次起來。可是，離音樂會開始還有幾分鐘，他的心弦已經彈斷了，這一次他終於沒能起來。
唯一可以讓他的學生和他的朋友們稍感寬慰的是：他畢竟是走進了那座最高貴的音樂的殿堂，感受到了滿場莊嚴熱烈的氣氛。舞台上的橫幅是「王玉田從教三十五週年作品音樂會」——他自己看見了嗎？他應該看見了，同學們互相說，他肯定看見了。
主持人走上台時，他在急救車上。他的心魂戀戀不去之際，又一代孩子們唱響了他的歌；恰似我們當年。純潔、高尚、愛和奉獻，是他的音樂永恆的主題；海浪、白帆、美和創造，是我們從小由他那兒得來的憧憬；祖國、責任、不屈和信心，是他留給我們永遠的遺產。
我只上過兩年中學，兩年的班主任都是他——王玉田老師。那時他二十八、九歲，才華初露，已有一些音樂作品問世。我記得他把冼星海、聶耳、格琳卡和貝多芬的畫像掛在他的音樂教室，掛在那進行教改探索：開音樂必修課、選修課；編寫教材，將歌曲作法引進課堂；組織合唱隊、軍樂隊、舞蹈隊、話劇隊……工作之餘為青少年創作了大量優秀歌曲。如果有人詫異，清華附中這樣一所以理工科見長的學校，何以他的學生們亦不乏藝術情趣？答案應該從附中一貫的教育思想中去找，而王老師的工作是其證明之一。要培養更為美好的人而不僅僅是更為有效的勞動力，那是美的事業……在這偉大（多少人因此終生受益）而又平凡（多少人又常常會忘記）的崗位上，王老師35年如一日默默無聞地實現著他的理想。35年過去，他白髮頻添，步履沉緩了……
9月8日，我走進音樂廳，一位記者採訪我，問我：王老師對你有怎樣的影響？
我說我最終從事文學創作，肯定與我的班主任是個藝術家分不開，與他的夫人我的語文老師分不開。在我雙腿癱瘓後，我常常想起我的老師是怎樣對待疾病的。
音樂會進行到一半的時候，主持人報告說：王老師被搶救過來了！每個人都鼓掌，掌聲持續了幾分鐘。
那時他在急救中心，一定是在與病魔作著最艱難的搏鬥。他熱愛生命，熱愛著他的事業。他曾說過：「我真幸福，我找到了一個最美好的職業。」
據說他的心跳和呼吸又恢復了一會兒。我們懂得他，他不忍就去，他心裡還有很多很多孩子們——那些還沒有長大的孩子，和那些已經長大了的孩子——所需要的歌呢。
音樂會結束時，我把鮮花交在董老師手中。
一個人死了，但從他心裡流出的歌還在一代代孩子心中湧蕩、傳揚，這不是隨便誰都可以享有的幸福。
安息吧，王玉田老師！
或者，如果靈魂真的還有，你必是不會停歇，不再為那顆破碎的心臟所累，天上地下你盡情揮灑，繼續讚歎這世界的美，澆灌這人是的愛……
作者後記
這幾乎是迄今為止我的全部文章或文學作品，但並不是我的全部寫作。當我不斷有文字發表的時候，我發現我的寫作起點越來越要往前推，直推到我第一次對生命產生了疑問的時刻，以至推到我對這個世界有了印象的那一天。寫作並非必要用紙和筆，它在被記錄下來之前早已發生和呈現在心裡。這樣的發生連接著這樣的發生，呈現之後呈現疊出；紙和筆還有大腦，追蹤不上它，捉拿不及它，甚至消滅不盡它，它在我有限的時空裡玩耍著無限的困苦和夢想。文字真是無奈又可憐。不能全面的實話，是否謊言呢？至少是殘缺。真誠在上帝那兒依然是殘缺的，彷彿永遠都坐在輪椅裡。
感謝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寧願把我這些殘缺的真誠彙編成集；考慮到我也曾真誠地走進過虛飾，感謝至少要變成羞慚。好在真誠地發生並未停止，困苦和夢想都在心裡愈演愈烈，可以作為期望未來的借口，以及出此文集的一種賒購式的自慰。
很多篇章已不忍卒讀，但放棄如同遮醜，反促幼稚長成詭詐，想想實在不好。況且，走向未來不該以貶損過去為快意、為輕裝，就如同任何時候也不能對初戀的癡驗與悲喜輕描淡寫。記得少年時，有一次我把一件心愛的玩具送給了一個同窗好友，後來我們打了架，我又去把那玩具討要了回來；從他把那玩具送還到我手裡的一刻，我就知道此事再難忘懷。直到今天，想起這件事，心仍像被一隻冰冷的手攥住，緊緊地發痛。心血傾注過的地方不容丟棄，我常常覺得這是我的姓名的昭示，讓歷史鐵一樣地生著，以便不斷地去看它。不是不斷地去看這些文字，而是借助這些瞞珊的腳印不斷看那一向都在寫作著的心魂，看這心魂的可能與去向。
羅蘭·巴爾特說過：「寫作是思考文學的一種方式，而不是擴展文學的一種方式……所以作家才想在言語的根源處，而不是根據其消費狀況來要求一種自由的語言……歷史未能向他提供一種被自由消費的語言，而是促使他要求一種被自由生產的語言。」這是最好的教誨，至少對我是這樣，是慾望要我去的方向。
一九九四年八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