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有人說過：性，從繁殖走向娛樂，是一種進步。但那大約只是動物的進步，說明此一門類族群興旺已不愁絕種。若其再從娛樂走向藝術，那才能算是人的進步吧。
是藝術就要說話，不能摸摸索索地尋個樂子就完事。性的藝術，更是以一種非凡的語言在傾訴，在表達，在祈禱心靈深處的美景。或者，其實是這美景之非凡，使凡俗的肉身稟領了神采。當然，那美景如果仍然是物質的，你不妨就渾身珠光寶氣地去行你的事吧，但那美景若是心靈的團聚，一切飾物就都多餘，一切物界的標牌就仍是醜陋的遮蔽，是心靈隔離的後遺症。心靈團聚的時刻，你只要上帝給你的那份財富就夠了：你有限的身形，和你破形而出的愛願。你顫抖著，試著用你赤裸的身形去表達吧，那是一個雕塑家最純正的材料，是詩人最本質的語言，是哲學最終的真理，是神的期待。不要害怕羞恥，也別相信淫蕩，愛的領域裡壓根兒就沒它們的湯喝。任何奇詭的性的言詞，一旦成為愛的表達，那便是魔鬼歸順了上帝的時刻……譴責者是因為自己塵緣未斷。
什麼是純潔？我們不因肉身而不潔。我們不因有情而不潔。我不相信無情者可以愛。我倒常因為看見一些虛偽的標牌，媚態的包裝和放大的凜然，而看見淫蕩。淫蕩不是別的，是把上帝寄存於人的財富挪作它用。
二十
但是，喂！這一位鐵生，你不是在把愛和愛情混為一談吧？你不是在把它們混淆之後，著意地誇大男女私情吧？
問我嗎？我看不是。
而且誰也別嚇唬人，別想再用人類之愛、民族之愛或者祖國之愛一類的大詞彙去湮滅通常所說的愛情。那樣的時代，史鐵生和我都經歷過。是那樣的時代把愛情貶為「男女私情」的。是那樣的時代，使愛情一詞沾染了貶意，使她無辜地背上了狹隘、猥瑣一類的壞名聲。套用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句話吧：不能用貶低個人的愛願來確認人類之愛的崇高。
完全沒有不敬仰人類之愛（或曰：博愛）的意思，個人的愛情正在其中，也用不著混為一談。如果個人的愛情可以被一個什麼東西所貶低、所禁迷，那個東西就太可能無限地發育起來，終於有一天它什麼事都敢幹。此一鐵生果然愚頑，他竟敢對一首曠古大作心存疑問——「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疑問在於這後一拋。這一拋之後，自由到底還剩下什麼？但願所拋之物不是指愛情的權利或心中的愛願，只是指一位具體的戀人，一樁預期的婚姻。但就算這樣，我想也最好能有一種悲絕的心情，而不單是豪邁。不要拋得太流暢。應該有時間去想想那個被拋者的心情，當然，如果他（她）也同樣豪邁，那算我多事。其實我對豪邁從來心存敬意，也相信個人有時侯是要做出犧牲的。不過，這應該是當事人自己的選擇，如果他寧願不那麼豪邁，他應該有理由怯懦。可是，「怯懦」一詞已經又是圈套，它和「男女私情」一樣，已經預設了貶抑或否定，而這貶抑和否定之下，自由已經丟失了理由（這大約就是話語霸權吧）。於是乎，自由豈不就成了一場魔術——放進去的是鴿子，飛出來的是老鷹？
二十一
這一個愚頑的人，常在暮色將臨時獨坐呆問：愛情既是這般美好，何以倒要讚譽它的止步於1對1？為什麼它不能推廣為1對2、對3、對4……以至於n對n，所有的人對所有的人？這時候我就圍繞他，像四周的黑暗一樣提醒他：對了，這就是理想，但別忘了現實。
現實是：心靈的隔離。
現實是人吃了善惡樹上的果實，因而偏離了上帝之愛的角度，只去看重人的社會價值，肉身功能（力量、智商、漂亮、瀟灑），以及物質的擁有。若非這樣的現實，愛情本不必特特地受到讚美。倘博愛像空氣一樣均勻深厚，為什麼要獨獨地讚美它的一部分呢？但這樣的現實並未如願消散，所以愛情脫穎而出，擔負起愛的理想。它奮力地拓開一片晴空，一方淨土，無論成敗它相信它是一種必要的存在，一種象徵，一路先鋒。它以其在，表明了亙古的期願不容廢棄。
博愛是理想，而愛情，是這理想可期實現的部分。因此，愛情便有了超出其本身的意義，它就像上帝為廣博之愛保留的火種，像在現實的強大包圍下一個諦聽神喻的時機，上帝以此危險性最小的1對1在引導著心靈的敞開，暗示人們：如果這仍不能使你們卸去心靈的鎧甲，你們就只配永恆的懲罰。
那個愚頑的人甚至告訴我，他聽出其中肯定這樣的意思：這般美好的愛願，沒理由永遠止步於1對1。——我不得不對他，以及對愚頑，刮目相看。
二十二
所以，殘疾人（以及所有的殘缺的人），怎能聽任愛情權利的丟失？怎能讓愛願躲進荒漠？怎能用囚禁來解救囚禁，用無言來應答無言？
誠實的人你說話吧。用不著多麼高深的理論來證明，讓誠實直接說話就夠了，在坦誠的言說之中愛自會呈現，被剝奪的權利就會回來。愛情，並不在伸手可得或不可得的地方，是期盼使它誕生，是言說使它存在，是信心使它不死，它完全可能是現實但它根本是理想呵，它在前面，它是未來。所以，說吧，並且重視這個說吧，如果白晝的語言已經枯朽，就用黑夜的夢語，用詩的性靈。
這很不現實，是嗎？但無愛的現實你以為怎麼樣？
二十三
最近我看到過一篇文章，標題竟是：「生命的惟一要求是活著」。這話讓我想了好久，怎麼也不能同意。死著的東西不可以謂之生命，生命當然活著，活著而要求活著，等於是說活著就夠了，不必有什麼要求。倘有要求，「生命」就必大於「活著」，活著也就不是生命的惟一。
如果「活著」是指「活下去」的意思，那可是要特別地加以說明。「活著」和「活下去」不見得是一碼事。「活著」而要發「活下去」的決心，料必是有什麼使人難於活著的事情發生了。什麼呢？顯然不只是空氣、水和營養之類的問題，因為在這麼「生命」顯然也不是指老鼠等等。比如說愛情和自由，沒有，肯定還能活下去嗎？當然，老鼠能，所以它只是「活著」，並不發「活下去」的決心，並不以為活著還有什麼再需要強調的事。當生命二字指示為人的時候，要求就多了，豈止活著就夠？說理想、追求都是身外之物——這個身，必只是生理之身，但生理之身是不寫作的，沒有理想和追求，也看不出何為身外之物。一旦看出身外與身內，生命就不單單是活著了。
而愛，作為理想，本來就不止於現實，甚至具有反抗現實的意味，正如詩，有詩人說過：「詩是對生活的匡正。」
（我想，那篇文章的作者必是疏忽了「惟一」和「第一」的不同。若說生命的第一要求是活著，這話我看就沒有疑問。）
二十四
但是反抗，並不簡單，不是靠一份情緒和勇敢就夠。弄不好，反抗是很強勁而且堅定了，但怨憤不僅咬傷自己，還嚇跑了別人。
比如常聽見這樣的話：我們殘疾人如何如何，他們健全人是不可能理解的。要是說「他們不曾理解」，這話雖不周全，但明確是在呼喚理解。真要是「不可能理解」，你說它幹嗎？說給誰聽？說給「不可能理解」的人聽，你傻啦？那麼就是說給自己聽。依史鐵生和我的經驗看，不斷地這樣說給自己聽，用自我委屈釀製自我感動，那不會有別的結果，那只能是自我囚禁、自我戕害，並且讓「不可能理解」的人眼睜睜地看著一個自虐者自虐而束手無策。
再比如，還經常會碰見這樣的句式：我們殘疾人是最（）的，因此我們殘疾人其實是最（）的。第一個括號裡，多半可以填上「艱難」和「堅強」，第二個括號裡通常是「優秀」或與之相近的詞。我的意思是，就算這是實情，話也最好讓別人說。這不是狡猾。別人說更可能是尊重與理解，自己一說就變味——「最」都是你的，別人只有「次」。況且，你又對別人的艱難與優秀瞭解多少呢？
最令人不安的是，這樣的話出自殘疾人之口，竟會贏得掌聲。這掌聲值得仔細地聽，那裡面一定沒有「看在殘疾的份上」這句潛台詞嗎？要是一個健全人這樣說，你覺得怎樣？你會不會說這是自閉，自戀？可我們並不是要反抗別人呀，恰恰是反抗心靈的禁閉與隔離。
二十五
那掌聲表達了提前的寬宥，提前到你以殘疾的身份準備發言但還未發言的時候。甚至是提前的防禦，生怕你脆弱的心以沒有掌聲為由繼續繁衍「他們不可能理解」式的怨恨。但這其實是提前的輕蔑——你真能超越殘疾，和大家平等地對話嗎？糟糕的是，你不僅沒能讓這偏見遭受挫折，反給它提供了證據，沒能動搖它反倒堅定著它。當人們對殘疾愈發小心翼翼時，你的反抗早已自投羅網。
這樣的反抗使殘疾擴散，從生理擴散到心理，從物界擴散進精神。這類病證的機理相當複雜，但可以給它一個簡單的名稱：殘疾情結。這情結不單殘疾人可以有，別的地方，人間的其他領域，也有。馬丁·路德·金說：「切莫用仇恨的苦酒來緩解熱望自由的乾渴。」我想他也是指的這類情結。以往的壓迫、歧視、屈辱，所造成的最大遺害就是怨恨的蔓延，就是這「殘疾情結」的蓄積，蓄積到湮滅理性，看異己者全是敵人，以致左突右衝反使那羅網越收越緊。被壓迫者，被歧視或被忽視的人，以及一切領域中弱勢的一方，都不妨警惕一下這「殘疾情結」的暗算，放棄自卑，同時放棄怨恨；其實這兩點必然是同時放棄的，因為曾經，它們也是一齊出生的。
二十六
中國足球的所謂「恐韓症」，未必是恐懼韓國，而是恐懼再輸給韓國，未必是恐懼韓國足球的實力，而是恐懼區區韓國若干年來（其足球）竟一直壓著我們，恐懼這樣的歷史竟不結束，以及本世紀內難道還不能結束嗎？這恐懼，已不單是足球的恐懼，簡直成了民族和國家的心病。要我說，其實，是這心病造成和加重了足球的恐懼，或者是它們倆互相嚇唬以致惡性循環。本來嘛，足球就是足球，哪堪如此重負！世界上那麼多民族、國家，體育上必各具短長，輸贏尋常事，哪至於就嚴重到了辜負人民和祖國？倘民族或祖國的神經竟這般敏感和脆弱，倒值得想一想，其中是否蓄積著「殘疾情結」？
有位著名的教練曾在電視上說：我們踢足球，就是為了打敗外國隊！這樣的目標與體育精神有著怎樣的差距姑且不論，單這樣的心理，決心（如賽前所宣稱）就難免變成擔心（如賽後所發現）。決心基於自信，尤其是相信自己有超越和完善自己的能力，把每一次比賽都看成這樣的機會。（順便說一句，我喜歡申花隊「更進一步」的口號，不喜歡國安隊的「永遠爭第一」。至少，「更進一步」沒法弄虛作假，「爭第一」的手段可是很多。）擔心呢，原因就複雜，但肯定已經離開了對自己的把握；把握住自己，這還有什麼可擔心的嗎？輸了也可以是更進一步。要是把人民的厚望、祖國的榮譽，乃至歷來的高傲和高傲不曾實現所留下的委屈一股腦兒都交給足球，誰心裡也沒底，不擔心才怪。
說句公道話，教練和球員們的負擔是太重了，重到不是他們可以承受的也不是他們應該承受的，別再說什麼「愛國主義和政治思想抓得不夠」，這麼多年，每一次失敗都像重演，每一次教訓都像複製，每一次電視台上沉痛的檢討都彷彿錄像重播，莫非只有贏球那天才算政治思想抓夠了？能不能從下一次來個徹底甚至過頭的改變？比如說，不必期望下一次就能贏，只盼下一次能輸它個漂亮！漂亮到底，對，明明已經出局也還是抱住漂亮不撒手！體育，原是要在模擬的困境中展現堅強、美麗的精神。愛國——毫無疑問，毫無疑問到用不著「主義」來加封，有吃飯主義嗎？我不信有哪位教練或球員不愛祖國。但美麗的精神不更是榮譽？膽戰心驚地去摸一把彩的心情，倒是把祖國輕看。
二十七
作家陳村說過：讓中國人心裡不平衡的事情有兩件，一是世界盃總不能入圍，二是諾貝爾文學獎總不能到手，這兩件事弄得球迷和文人都有點魔魔道道。關於後一項，真的不大好再說什麼了，要麼是酸，要麼是苦，甚至於辣，敬仰與渴望、菲薄與譏嘲也都表達過了，剩下的似乎只有悶悶不樂。
說一件真事：五六淑女閒聊，偶爾說起某一女大學生做了「三陪小姐」，不免嗤之以鼻。「一晚上掙好幾百哪！」——嗤之以鼻。「一晚上掙好幾千的也有！」——還是嗤之以鼻。有一位說：「要是一晚上給你幾十萬呢？」這一回大家都沉默了一會兒，然後相視大笑。這剎那間的沉默頗具深意——潛意識總是誠實的。那麼，做一次類推的設想：五六作家，說起各種文學獎，一致的意見是：藝術不是為了誰來拍拍你的後腦勺兒。此一獎——搖頭。彼一獎——撇嘴。諾貝爾獎呢？——我總想，是不是也會有那麼一瞬間的沉默以及隨後的大笑？
幾位淑女沉默之後的大笑令人敬佩。她們承認了幾十萬元的誘惑，承認自己有過哪怕是幾秒鐘的動搖，然後以大笑驅逐了誘惑，輕鬆坦然地確認了以往的信念。若非如此，沉默就可能隱隱地延長，延長至魔魔道道，酸甜苦辣就都要來了。
很難有絕對公正的評獎這誰都知道，何不實實在在把諾貝爾獎看作是幾位瑞典老人對文學——包括中國文學——的關懷和好意？瑞典我去過一次，印象是：離中國真遠呀。
二十八
殘疾人中想寫作的特別多。這是有道理的，殘疾人與寫作天生有緣，寫作，多是因為看見了人間的殘缺，殘疾人可謂是「近水樓台」。但還有一個原因不能躲閃：他們企望以此來得到社會承認，一方面是「價值實現」，還有更具體的作用，即改善自己的處境。這是事實。這沒什麼不好意思。他們和眾人一道來到人間，卻沒有很多出路，上大學不能，進工廠不能，自學外語嗎？又沒人聘你當翻譯，連愛情也對你一副冷面孔，而這恰好就幫你積累起萬千感慨，感慨之餘看見紙和筆都現成，他不寫作誰寫作？你又不是木頭。以史鐵生為例，我說過，他絕不是一個甘於寂寞的人。我記得他曾在某一條少為人知的小巷深處，一家街道工廠裡，一邊做工一邊做過多少好夢，我知道是什麼樣的夢使他屢屢決心不死，是什麼樣的美景在前面引誘他，在後面推動他……總之，那個殘疾的年輕人以為終有大功告成的一天，那時，生命就可以大步流星如入無人之境，他決心賭一把，就像歌中唱的：我以青春賭明天。話當然並不說得這麼直接，賭——多難聽，但其實那歌詞寫得很坦率，只可惜今天竟自信到這麼流行。賭的心情，其實是很孱弱、很擔驚受怕的，就像足球的從決心變成擔心，它很容易離開寫作的根本與自信，把自己變成別人，以自己的眼睛去放映別人的眼色，以自己的心魂去攀登別人的思想，用自己的腳去走別人的步。殘疾，其最危險的一面，就是太渴望被社會承認了，乃至太渴望被世界承認了，渴望之下又走進殘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