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秋萍和羅春芬是1975年同一天進的紅星機械廠。此前，兩人都是插隊知青，農村是個廣闊的天地，一人在平原，另一人在山區，就像兩條小魚遊蕩在浩瀚的湖泊裡，如果不是被不同的漁船和大網捕撈上來，又被送到同一個集市放進同一隻大水盆裡，兩條魚別說碰不到面，甚至難知彼此的存在。
紅星廠是個不小的企業，好幾千號人，同一批進廠的新職工有兩三百，都是知青，都曾揣著大有作為的夢想，但幾年過後，也都夢破心灰，巴不得早一分鐘回到城市裡來。
廠裡沒有立即將新工人分配到車間班組去，而是由人事部門辦了學習班，對大家進行入廠教育，講規章制度，講工廠的優良傳統，講時事政治，還組織大家參加深挖洞的戰備工程。那個學習班，其實叫培訓班更準確，但當時偉大領袖有最高指示：「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很多問題可以在學習班裡得到解決。」所以不管什麼班，便都叫成了學習班。大家心裡都明白，學習是虛，考核是實。大姑娘小伙子們年齡相仿，學歷相仿，經歷相仿，裝進檔案袋裡的貧下中農鑒定也都相仿，都是三忠於，四無限，都虛心接受過再教育，廣闊天地煉紅心。不知差異怎麼調兵遣將?那年月已講走後門了，但不甚，還是微風，二三級，頂多三四級，私下裡有小動作也遮遮掩掩，不似眼下狂飆猛烈明目張膽。所以年輕人都努力表現著，向著心中的目標，穩紮穩打地前進。車鉗銑，沒法比；鉚電焊，湊合干；最倒霉的是翻砂，就像苦孩沒爹媽。
學習班快結束的時候，人事處貼出了告示，擬在新工人中選用兩名管庫員，只選女性，在學習班民主推薦的基礎上公開競聘，競聘的內容是比賽撥打算盤的能力。這很公平，管錢管物嘛，當然要理賬，相當於舊社會的賬房先生，賬房先生怎麼可以長了帶蹼的鴨鵝爪，不會打算盤呢。
女孩子們立刻鬧騰了起來，就像半空中突然徐徐落下兩枝飽滿粗大的谷穗，籠中的鳥兒發現了，撲展開翅膀唧唧喳喳地嗚叫，那谷穗偏又落到籠子邊上，誰都望得到，卻又一時誰也吃不進嘴巴。管庫員的差事太讓女孩子們眼熱了，風吹有限，雨淋有限，工裝服上的油污鐵銹也有限，手裡還多多少少有點權力，不是科室幹部卻不亞科室幹部，就是一直幹到退休，也足可讓人無怨無悔。只是那撥打算盤的考試太刁鑽，讀書時雖學過，但也只是課堂上講一講雨過地皮濕，不是應考項目，誰也沒把它正經當回事，日出了，風吹過，地皮上的那點濕潮勁兒很快雁過無痕。下鄉後，給手上磨出老臌的是鋤槓和鐮刀把，當過生產隊會計的有幾個，但也多是男的，農民老大爺的重男輕女思想是打了地基，用了鋼筋水泥的，比防原子彈的戰備洞還埋得深築得牢。可抱怨歸抱怨，那幾天，一到下班時間，大家就騎上車子飛快地往家跑，第二天再回廠裡時，一個個的眼圈都黑黑的，有人嘴裡還叨念著六去四進一，三下五去二。那是珠算口訣，都在臨陣磨槍呢。
那幾天，誰也沒太注意張秋萍和羅春芬，兩人似乎對當管庫員都沒抱多大希望，別人忙著背口訣撥算盤，她們卻不聞不問，不急不躁，一副聽天由命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