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必要再參觀其他幾個房間了。空蕩蕩的臥室。空空如也的壁櫥。死一般的寂靜，偶爾被一輛從佈雷特威爾大道經過的汽車打破。這裡的夜晚一定漫長得沒有盡頭。
「她帶了鑰匙走嗎？」
他否定地搖了搖頭。連在某個晚上聽到宣佈她打道回府、將鑰匙插入鎖孔的聲音都沒有希望聽到了。而且，他覺得她永遠也不會再打電話回來了。
「您是怎麼認識她的？」
她被招聘到贊納塔茨公司接替一個女職員。一份臨時秘書的工作。他跟她口授過幾封給客戶的信件，他們就這樣認識了。他們在下班之後也見面了。她跟他說自己是大學生，在東方語言學校讀書，每週上兩次課，但他無論如何都沒弄清她學的是什麼語言。亞洲語言，她就是這麼說的。然後，經過兩個月的交往，他們結婚了，那是在一個星期六的上午，在諾伊利區政府，贊納塔茨公司辦公室的兩位同事做證婚人。這對他們來說只是一個簡單的形式，沒有其他人參加。然後，他們倆和兩名證婚人到離家很近的地方去吃午飯，在布洛涅森林邊上，附近的圓形雜技表演場的遊客經常光臨那家餐館。
他向我投來一絲難為情的眼神。看來，他本想為他的這場婚姻向我做出更充分的解釋。我朝他微微一笑。我不需要那些解釋。他下了個狠勁，好像要豁出去似的：
「我們試著建立關係，您明白我的意思……」
是的，我當然明白。這種生活出現在你的人生當中，有時就像一塊沒有路標的廣袤無垠的開闊地，在所有的逃逸線和消失的地平線之間，我們更希望找到設立方位標的基準點，製作某種類型的地籍，好讓自己不再有那種漫無目的、隨波逐流的感覺。於是，我們編製關係網，試著把那些隨機性的相聚變得更加固定一些。我緘默不語，目光固定在那一堆雜誌上。在那張茶几中間，放著一隻黃色的大煙灰缸，上面印著新扎諾幾個字。一本裝訂起來的書，書名叫《別了，佛克拉拉》。贊納塔茨。讓-皮埃爾·舒羅。新扎諾。雅克林娜·德朗克。諾伊利區政府。佛克拉拉。要從所有這一切中找出一個意義來……
「而且，她是一個相貌秀麗、氣質優雅的女孩，我對她是一見鍾情……」
他才低聲說出這句心裡話，就好像已經後悔了。在她出走之前，有沒有感覺到她身上有什麼異常？是有些反常的，她對他們倆的日常生活越來越挑剔，橫挑鼻子豎挑眼的。她說，真正的生活，不是這樣的。可當他問她那種「真「逃逸線」是法國哲學家德勒茲（1925—1995）經常使用的概念，在後期經典之作《千座高原》中，他詳細區分了三種類型的「線」：堅硬線、柔軟線和逃逸線。堅硬線指質量線，透過二元對立所建構僵化的常態，比方說人在堅硬線的控制下，就會循規蹈矩地完成人生的一個個階段，從小學到大學到拿工資生活到退休；柔軟線指分子線，攪亂了線性和常態，沒有目的和意向；逃逸線完全脫離質量線，由破裂到斷裂，主體則在難以控制的流變多樣中成為碎片，這也是我們的解放之線，只有在這條線上我們才會感覺到自由，感覺到人生，但也是最危險之線，因為它們最真實。
讓-德·勃蒙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一部作品。佛克拉拉位於法國東南部，屬於科西嘉行政區。
正的生活」到底是什麼樣子時，她就一直聳肩膀，不置一詞，就好像說了也是白說，她事先就知道他是聽不懂她的解釋的，一點也不懂。然後，她的臉上又露出往日的笑容和親切，幾乎在求他原諒她的壞脾氣。她顯出一副百依百順的樣子，對他說，這一切說到底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有朝一日，也許，他終會明白什麼是真正的生活。
「您真的沒有她的任何照片嗎？」
有一天下午，他們倆在塞納河邊散步。他打算在夏特萊坐地鐵去辦公室。他們從王宮大街那家很小的一次成像照片照相館前經過。她需要照片辦一本新護照。他在人行道上等她。從照相館出來後，她把照好的照片交給他，跟他說她擔心弄丟。回到辦公室後，他將這些照片裝進一個信封，忘記拿回諾伊利。妻子失蹤之後，他發現那個信封一直在那裡，放在辦公桌上，和其他文件放在一起。
「您等我一下好嗎？」
他把我一個人留在沙發上。暮色蒼茫。我看了一眼手錶，很吃驚，指針才指到五點四十五分的位置。我感覺在那裡呆的時間要長得多。
一個左邊印著「贊納塔茨（法國）房地產公司，和平街20號，巴黎1區」的灰色信封裡有兩張照片。一張是正面照，但另外一張是側面的，就像從前警察局要求外國人提供的照片一樣。她的姓氏德朗克和她的名字雅克林娜卻是地地道道的法國人名。我用拇指和食指夾著那兩張照片，默默地審視著。一頭棕色的頭髮，一雙明亮的眼睛，側面的線條非常清晰，如果是現在照的話，這種人體測量照片會照得非常好看。但那兩張照片盡顯人體測量照片的單調乏味和冷漠。
「您可以借我用一段時間嗎？」我問道。
「當然可以。」
我把那個信封裝進外套的一個口袋裡。
有一刻再也不用聽任何人說話。他，讓-皮埃爾·舒羅，對雅克林娜瞭解多少呢？對她所知甚少。他們在諾伊利的這個底樓一起生活才一年時間，他們倆面對面吃晚餐，有時是和商業學校以及讓-巴布蒂斯特·賽中學的老同學一起吃。這些就能夠揣度出一個人腦子裡發生的事情嗎？她還去見娘家那邊的人嗎？我竭盡全力，終於把這個問題提了出來。
「不。她已經沒有親人了。」我站起身來。他憂心忡忡地看了我一眼。他呢，依然坐在沙發上。「我得走了。」我說道，「時候不早了。」我對他微笑著，但是他對我想離開他的想法彷彿真的很吃驚。
「我會盡快給您打電話，」我對他說道，「希望很快就能有消息告訴您。」他也下意識地站起來，這個下意識的動作跟先前領我
到起居室的動作一樣。我想到最後一個問題：
「她走的時候帶了錢嗎？」
「沒帶。」
「她走後給您打電話時，從未跟您提及過她的生活方式嗎？」
「沒有。」
他邁著僵硬的步子朝大門走去。他還能回答我的問題嗎？我打開門。他站在我身後，巋然不動。我不知道是什麼在作祟，是一陣什麼樣的痛苦發作，使我頭腦發昏地用咄咄逼人的語氣問了這麼一句話：
「您原來可能希望與她白頭偕老吧？」
這是為了把他從麻木和消沉中喚醒嗎？他瞪大了眼睛，恐懼地看著我。我站在門框下。我走到他身邊，一隻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隨時都可以給我打電話。不用客氣。」
他臉上的肌肉放鬆了。他費力地笑了笑。在關門之前，他揮揮手和我道別。我在樓梯平台上呆了很長一段時間，定時開關的照明燈熄滅了。我想像著他孤身一人坐在沙發上剛才所坐的那個位子上的情景。他用一個機械的手勢，拿起疊放在茶几上的一本雜誌。
外面是黑沉沉的夜。我的思緒依然停留在底樓那個端坐在強烈燈光下的男子那裡。他在睡覺之前會吃點東西嗎？我尋思那裡是否有廚房。我本該邀請他一起共進晚餐的。也許，不用我提問，他就會冒出一句關鍵的話、一個招供，就可以讓我更快地追蹤到雅克林娜·德朗克的線索。佈雷曼反覆地跟我說，每一個人，即使是最冥頑不化的人，都會有一個「供認不諱」的時刻，這四個字是他的口頭禪。我們只要極其耐心地等待著這一時刻，當然也要試著想辦法促使這一刻的出現，但要做得乾淨利索，讓人感覺不到，佈雷曼曾說道：「要使用一些微妙的帶刺的話。」必須讓那人感覺到他面對的是一個聆聽懺悔的神父。這很難做到。但要幹這一行就得做到這一點。我到了馬約門，我還想在溫煦的夜晚裡走一走。不巧的是，我的新皮鞋把我的足背硌得好痛。於是，我走進那條大街上的第一家咖啡館，我選了一個靠玻璃窗的位置。我解開鞋帶，把左腳上的皮鞋脫了下來，那隻腳最疼了。當服務生過來時，我要了一杯綠色的伊薩拉利口酒。
一種產自法國巴斯克地區、以比利牛斯山植物為原料的利口酒。黃色的伊薩拉酒度達到40%,綠色的為48％。伊薩拉在巴斯克語中意為「星星」，黃色的伊薩拉以杏仁為主，使用多達32種植物原料；綠色的48種，以薄荷為主。
我從口袋裡掏出那只信封，久久地端詳著那兩張一次成像照片。她現在在哪裡呢？在一家咖啡館，像我一樣，孤身一人坐在一張桌子邊嗎？也許是他剛才說過的那句
「我們試著建立關係」讓我產生了這種想法。大街上的邂逅，高峰時刻在地鐵站裡的相遇。那個時候人們也許應該用手銬把彼此鏈在一起。什麼關係能夠抵擋住那種把你捲走、讓你失去控制的浩蕩人潮呢？一個股份公司，在那裡向一個臨時打字員口授一封信，在諾伊利底層的一套公寓裡，空無一物的白牆讓人想起被稱為「樣品房」的公寓，人從那裡走過將不會留下任何痕跡……兩張一次成像照片，一張正面，一張側面……要用它們來建立關係嗎？有一個人可以幫我查找，此人叫貝爾諾爾。從我為佈雷曼效命的時候起，我只在三年前的一個下午遇見過他一次，之後就沒再見過他。我準備坐地鐵，正穿過聖母院前面的廣場。一個城市流浪者模樣的人從主宮醫院走了出來，與我擦肩而過。他穿著一件袖子撕爛了的雨衣，褲子短到腳踝上面，光腳丫穿著一雙舊拖鞋。他鬍子拉碴，黑頭髮非常長。但我還是把他認出來了。貝爾諾爾。我緊跟著他，想跟他說話。但他走得飛快，轉眼就穿過了警察局的大門。我猶豫了片刻。要追上他已經為時太晚。於是，我決定在
聖母院附設的教堂醫院。
人行道上守候他。無論如何，我們是在一起長大的。
他從同一扇門裡走了出來，換上了一件海藍色的外套、一條法蘭絨長褲和一雙黑色的繫鞋帶的皮鞋。簡直判若兩人。我走上前去的時候，他有些尷尬。他剛剛刮過鬍子。我們默默地沿著河堤走著。我們在稍遠處的金太陽咖啡館一坐下來，他就把近況和盤托出。他們依然差遣他做一些苦役似的情報工作，噢，沒什麼大事，做的是眼線和臥底，扮演成城市流浪者，以便更好地觀察和竊聽他周圍所發生的事情：在一些大樓前面，跳蚤市場，皮嘉爾廣場，火車站周圍，甚至拉丁區潛伏。他的嘴角露出一絲憂鬱的微笑。他住在十四區的一個單人房間裡。他把電話號碼給了我。我們絕口不提我們的過去。他把旅行包放在身邊的長凳上。要是我告訴他那裡面裝的是什麼東西，他準會大吃一驚的：裡面裝了一件舊雨衣，一條過短的長褲，還有一雙拖鞋。
我去諾伊利赴約回來的當晚，就給他打了電話。我們重逢之後，我時不時地求助他為我提供一些我所需要的情報。我請他幫我找一些與那個名叫雅克林娜·德朗克、夫姓舒羅的女子相關的詳細資料。關於這個女子，我沒有更
巴黎有名的聲色場所，位於蒙馬特高地的山腳處，著名的紅磨坊即坐落於此。
多的情況提供給他，只說了她的出生日期，以及她和某個名叫讓-皮埃爾·舒羅的結婚日期，此人家住諾伊利的佈雷特威爾大道11號，是贊納塔茨房地產公司的合夥人。他做了記錄。「就這些嗎？」他顯得很失望。「我猜想，關於這些人，犯罪記錄簿上不會有任何記錄。」他輕蔑地說道。犯罪記錄簿。我試著去想像舒羅夫婦在諾伊利的臥室，我本該出於職業意識瞧一眼那間臥室的。那間臥室將永遠空在那裡，床上也只剩下床繃了。
隨後的幾周當中，舒羅給我打了好幾次電話。他說話的聲音總是那麼語調平直，打電話的時間也總是在晚上七點鐘的時候。也許，在這個時刻，他一個人呆在底層的公寓裡，形單影隻，需要找個人說說話。我跟他說要有耐心。我感覺他已經不相信我的話了，會慢慢接受妻子失蹤的事實。我收到了貝爾諾爾的一封信，信上寫著：
我親愛的蓋世裡：
犯罪記錄簿裡什麼也沒有。既沒有舒羅的，也沒有德朗克的。
但是，無巧不成書：他們派我對九區和十八區的警察
法語中sommier一詞既有犯罪記錄簿，也有床繃的意思。
分局的事件記錄進行統計，這是個枯燥乏味的工作，但我在那裡幫你找到了一些資料。
我兩次看到「雅克林娜·德朗克，十五歲」的記錄。第一次，七年前，在聖喬治街區警察分局的事件記錄上，第二次是幾個月後，在大採石場警察分局的事件記錄中。原因：未成年流浪。
我問了雷奧尼是否能從旅館方面查找一些信息。兩年前，雅克林娜·德朗克住過阿瑪依埃街8號的桑·雷默賓館（十七區），以及星形廣場街13號的大都會賓館（十七區）。在聖喬治街區和大採石場街區的警察分局的事件記錄上，寫著她住在母親家，在拉謝爾大街10號（十八區）。
她現在住在十四區塞爾街8號的薩瓦賓館。她的母親四年前就去世了。在索洛涅-封丹（在盧瓦爾-謝爾省）市鎮政府裡找到了她的出生證副本，我會給你寄一份複印件，出生證上記錄著她的生父不詳。她母親曾是紅磨坊裡的引座員，有一個男友，一個名叫居伊·拉維涅的人，此人在拉封丹街98號（十六區）拉封丹汽車修理廠工作，給她提供物質上的資助。雅克林娜·德朗克不像有正式工作。
我親愛的蓋世裡，我能為你找的全都在這裡了。我希望再次見到你，只要不在我穿著工作服的時候。這種城市流浪漢的裝束會讓佈雷曼笑掉大牙的。我猜想，你是不會
笑得像他那麼厲害的。而我本人，我覺得一點也不好笑。加油干吧！
貝爾諾爾
接下來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打電話給讓-皮埃爾·舒羅，告訴他真相大白了。我試著去回憶我確切地是從哪一刻開始決定向他隱瞞這一切的。我撥了他的電話的前面幾個號碼，但我陡地掛掉了。一想到要像上次一樣，在黃昏時分返回到諾伊利的那套底層公寓，和他一起在紅色燈罩的燈光下等待夜幕降臨，我就覺得沮喪。我的辦公桌上觸手可及的地方總放著那張塔利德出版社出版的用舊了的巴黎地圖，我攤開那張地圖。由於不斷地查閱，地圖的邊緣經常被我撕爛，每次我都用透明膠把撕裂口粘上，就像給一個受傷者貼膏藥一樣。孔岱。諾伊利。星形廣場街區。拉謝爾大街。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第一次覺得在展開調查的時候，有必要反其道而行。是的，我要在雅克林娜·德朗克走過的道路上逆行。至於讓-皮埃爾·舒羅，他嘛，已經無足輕重了。他只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啞角，我看著他手上拎著個黑色公文包，遠遠地向贊納塔茨辦公室走去，一去不返。總之，惟一有意思的人，是雅克林娜·德朗克。在我的生活中，有許許多多的雅克林娜……她可能是最後一個。我坐的是地鐵，就像別人說的，坐的是南北線，這條線路把拉謝爾大街與孔岱咖啡館連接在一起。地鐵站過了一個又一個，我也在時間長河裡追溯。我在皮嘉爾下了車。我邁著輕快的步伐走在林蔭大道的土台上。一個陽光明媚的秋日下午，人們可能會在這個季節制定一些生涯規劃，生活有可能從頭開始。無論如何，雅克林娜·德朗克，她就是在這個區域開始她的人生之旅的……我好像和她定了約會一樣。走到布朗西廣場附近的時候，我的心跳得快了些，我感到激動，也覺得害怕。我已經很久沒有這種感覺了。我繼續在土台上走著，步子越來越快。在這個熟悉的街區，我本來可以閉著眼睛健步如飛，這裡有紅磨坊，藍野豬……誰知道呢？很久以前，我曾在右側的人行道上與這個雅克林娜·德朗克擦肩而過，她要去紅磨坊找她母親，要不在左邊的人行道上，於爾-費裡中學放學的時候見過她。好了，我到了。我忘記了街角的那家電影院。電影院的名字叫墨西哥，它取這樣一個名字可不是偶然的。它讓你萌發逃之夭夭、浪跡天涯的念頭……我忘記了通向公墓的拉謝爾大街上的靜謐與沉寂，但現在人們不去想它，不去想那個公墓，他們對自己說這條大街的盡頭通向鄉村，甚至有可能通向一條濱海散步大道。
我在拉謝爾大街10號的那棟樓房前面停了下來，猶豫片刻之後，走進那棟大樓。我想敲一下看門人的玻璃門，但忍住了。有什麼必要呢？大門的一塊玻璃上粘著一塊牌子，用黑體字寫著房客的名字和所住的樓層。我從外套裡面的口袋裡掏出筆記本和圓珠筆，把牌子上面的名字都記了下來：
克裡斯蒂安娜·德爾洛爾
日熱爾·迪斯
瑪特·杜布衣
伊維特·艾思諾
阿麗絲·格拉維爾
阿爾比娜·馬努裡
瑪麗斯卡
於格特·馮·博斯特羅
奧德特·扎扎尼
熱娜維艾芙·德朗克的名字被劃去了，換上了於格特·馮·博斯特羅的名字。母女倆曾經在六樓住過。但是，在合上筆記本的那一刻，我心裡馬上明白所有這些細節對我也許沒有任何用處。
外面那棟大樓的底層，有一個人站在一家名叫「獨角獸」的布店門口。當我抬頭仰望六樓的時候，我聽見他用尖細的聲音問我：
「您在找什麼東西嗎，先生？」
我本來應該問他一個關於熱娜維艾芙以及雅克林娜·德朗克的問題的，但我知道他會怎麼回答我，他只會告訴我一些非常膚淺片面、不痛不癢的事情，一些不沾邊的小細節，就像佈雷曼常說的那樣，永遠也扯不到點子上。只要聽一下他那尖細的聲音，看一下他那鼬鼠般的腦袋和冷酷的目光就會發現：不，不要對他有任何指望，你從他那裡得到的只有一個普通的告密者所提供的「情報」。要不，他就會跟我說他既不認識熱娜維艾芙，也不認識雅克林娜·德朗克。看到這個長著鼬鼠腦袋的傢伙，我怒不可遏。也許對我來說，突如其來的這個人代表了我偵察過程中詢問過的所有那些所謂證人，由於他們的愚蠢、惡劣或者冷漠，他們對看見過的事情從來就弄不出個所以然來。我邁著沉甸甸的步子走過去，橫在他面前。我的個頭比他高出二十來公分，體重是他的兩倍。
「我看看大樓的牆面都不行嗎？」他看著我，目光冷漠、膽怯。我本想給他來個下馬威，嚇得他屁滾尿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