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蓋世裡不單是在露姬的名字下面簡單地畫上一道槓。筆記本裡每次提到那個「身著麂皮外套的棕髮男子」時，也被他用藍色鉛筆畫了兩條槓槓。他的所作所為真的讓保齡大惑不解，於是，他在接下來的日子經常去聖伯努瓦轉悠，希望在拉馬來娜或者蒙大拿撞見那名所謂的美術編輯，要他做出解釋。但是，連他的影子都找不到。不久，他本人也不得不離開法國，並且把筆記本轉給了我，好像他希望我把這件事繼續追蹤下去。但是，時至今日，一切都晚了。而我有的時候之所以對那一整段日子記憶猶新，恰恰是因為有一些問題我還沒有找到答案。
白天從辦公室回來之後的閒暇時刻，以及獨享孤獨的大多數星期天晚上，我都會想起一個細節來。我全神貫注，試著把其他細節都收集起來，把它們記在保齡的筆記本後面的空白頁上。我也一樣，開始尋找那些固定點。這也是一種消遣，就像其他人做填字遊戲或者玩單人牌遊戲一樣。保齡記錄的那些人名和地址幫了我很大的忙，它們使我時不時地想起一件確切的事情，一個淫雨霏霏的午後或者陽光燦爛的日子。我對季節一直非常敏感。一天晚上，露姬走進孔岱，頭髮被一場突如其來的傾盆大雨或者十一月份或初春那種淅淅瀝瀝下個不停的小雨淋了個透濕。那一天，夏德利太太站在吧檯後面。她上二樓的一個小套間找了一條浴巾下來。就像筆記本上記載的，那天晚上，扎夏裡亞、安妮特、堂·卡洛斯、米海依、拉歐巴、弗雷德以及莫裡斯·拉法艾爾坐的是同一張桌子。扎夏裡亞拿過浴巾，把露姬的頭髮擦乾，然後像用包頭布一樣把她的頭包了起來。她加入到他們那一桌，他們要她喝格羅格酒，她和他們一起待到了很晚，頭上一直包著包頭布。離開孔岱的時候，已經是凌晨兩點鐘了，雨還在不停地下。我們站在門口的門洞裡，露姬依然包著包頭布。夏德利太太熄掉大廳裡的燈，上樓就寢去了。她打開底層與二樓之間的中二層的窗戶，建議我們上樓去她家避雨。但莫裡斯·拉法艾爾彬彬有禮地回答說：「夫人，這萬萬使不得……我們得讓您睡覺……」這是一個相貌英俊的棕髮男子，比我們要年長，是孔岱的一名死心塌地的老主顧，扎夏裡亞叫他
「美洲豹」，因為他不管是走路的樣子還是手勢都像貓科動物一樣動作輕柔。他跟阿達莫夫和拉隆德一樣已經出版了好幾本書，但是我們絕口不提此事。這名男子周圍籠罩著一層迷霧，我們甚至猜想他與那些靠妓女和小偷養活的黑社會過從甚密。雨越下越大，是季風轉換時期的那種滂沱大雨，但對其他人來說並不要緊，因為他們就住在本街區。
用朗姆酒或者威士忌兌水而成。
一眨眼工夫，就只剩下露姬、莫裡斯·拉法艾爾和我站在門廊下。「要不要我開車送你們？」莫裡斯·拉法艾爾提議道。我們在大雨中奔跑，一直跑到街道下面，他的汽車停在那裡，那是一輛黑色的舊福特。露姬坐在他旁邊的副駕駛席，我則坐在後排。「我先送誰呢？」莫裡斯·拉法艾爾問道。露姬說了她住的那條街，明確地告訴他是在蒙馬特公墓的另一邊。「這麼說，您住在地獄的邊境囉。」他說道。我覺得當時我們倆誰也沒聽明白「地獄的邊境」是什麼意思。我叫他過了盧森堡公園的柵欄之後就放我下車，在瓦爾-德-格拉斯街的拐角處停一下。我不想讓他知道我的確切住址，因為我擔心他會刨根問底。
我和露姬以及莫裡斯·拉法艾爾握手道別，心想他們倆誰也不知道我的名字。在孔岱，我是最謹小慎微的顧客，我總是與其他人保持著一定的距離，當個聽眾就心滿意足了。這對我來說就足夠了。我跟他們在一起感覺非常愜意。孔岱對我來說是個避難所，讓我可以躲過我預想的那種暗無天日的生活。那裡可以有我的一段人生——最美好的，而有朝一日我也可能逼不得已，必須把這段人生留在那裡。
「您住在瓦拉-德-格拉斯這個街區是明智的。」莫裡
沒有接受洗禮的兒童死後所去的地方。
斯·拉法艾爾對我說道。他對我微笑著，這個微笑裡好像既有親切也有嘲弄的意味。「再見！」露姬對我說。
我從汽車裡鑽出來，等待著它在皇家港那裡折回去，消失在夜幕之中。實際上，嚴格說來，我並不是住在瓦拉-德-格拉斯街區，而要再下去一點點，在聖米歇爾林蔭大道85號的那棟大樓裡，我一到巴黎就在那棟大樓裡找到一個房間，是個奇跡。從窗戶那裡，我可以看見我那所學校的黑色外表。那天夜裡，我的目光一直端詳著學校雄偉的外表，和門口的高大石級。假如他們知道了我幾乎每一天都要從那裡拾級而上，知道我是高等礦業學校的一名學生的話，他們會對我怎麼想？扎夏裡亞，拉歐巴，阿里·謝裡夫或者堂·卡洛斯，他們這些人確切地知道礦業學校是幹嘛的嗎？我必須守口如瓶，否則的話，他們就有可能對我冷嘲熱諷，或者對我起疑心。對阿達莫夫、拉隆德或者莫裡斯·拉法艾爾來說，礦業學校意味著什麼呢？可能毫無意義。他們可能會奉勸我別再去那種鬼地方。我之所以把很多時間消磨在孔岱，就因為我希望有人能給我這
國立巴黎高等礦業學校是法國最著名的工程師學校之一，由國王路易十六於1783年頒布諭令建立，旨在培養「礦業人才的領袖」。
一個建議，一勞永逸地給個建議。露姬和莫裡斯·拉法艾爾一定已經到達蒙馬特公墓的另一邊了，到達那個被他稱為「地獄的邊境」的區域。我呢，我靠著窗戶，站在黑暗之中，凝望著學校黑魆魆的牆面。就好像是外省的某座城市一個已經改變用途的火車站。在相鄰的大樓的牆壁上，我曾發現過子彈掃射的痕跡，好像在那裡槍斃過什麼人。我低聲地重複著那六個對我來說似乎越來越不同尋常的字：「高等礦業學校。」
那個年輕人是我在孔岱的鄰座，我們之間的談話都是以一種輕鬆自然的方式進行的，這對我來說是一件幸運的事情。我是第一次來到這個地方，憑我的年齡我可以做他的父親。三年來，他日復一日，鍥而不捨地對進出孔岱的顧客進行彙編，記錄在一個筆記本上，這大大方便了我的工作。遺憾的是，我向他隱瞞了我想查閱這部文獻的真正動機，雖然他好心好意地把它借給了我。可是，當我跟他說我是美術編輯的時候，我撒謊了嗎？
他信賴我，對此我是心知肚明的。比別人大二十歲的好處正在於此：他們不知道你的老底。就算他們漫不經心地打探一些你此前的生活經歷，你也可以天花亂墜地瞎編一氣。新的生活。他們不會去追根問底。這種想像出的生活，你講著講著，就有大股大股的清新空氣從一個很久以來一直讓你覺得憋悶的封閉堵塞的地方吹過。一扇窗戶忽地打開，百葉窗在風中喀拉喀拉響。你會重新感覺到，你的未來不是夢，它就在你的眼前。
美術編輯。這個名稱不假思索就脫口而出了。倘若在二十年前，有人問我將來有何打算，我會含糊不清地嘟噥一句：做美術編輯。而且，我今天也是這麼說的。什麼也沒有改變。所有這些年頭都被一筆勾銷。
只不過，我並沒有與過去徹底決裂，沒有把過去的一套東西全然拋棄。在我的同代人當中，還有一些見證人，一些倖存者。一天晚上，在蒙大拿，我問瓦拉醫生是哪年生的。我們生於同一年。我跟他說我們以前見過面的，就在這家酒吧，那個時候，這個街區盡享繁華，流光溢彩。而且，我好像覺得甚至在那以前就見過他，在巴黎右岸的其他街區。我甚至很肯定。瓦拉用生硬的語氣要了四分之一升偉圖礦泉水，在我有可能喚起他最糟糕的回憶的時候，打斷了我的話。我趕緊閉上了嘴巴。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活著，有許多事情諱莫如深，必須三緘其口。我們彼此都是知根知底的。於是，我們都極力避開對方。當然，最好的方法是，徹底的消失，消失得無影無蹤。
真是冤家路窄啊……世界上的事情還真就這麼巧，那天下午，我第一次跨進孔岱的大門時，再次與瓦拉不期而遇。他坐在大廳的最裡頭，和兩三個年輕人在一起。他看我的眼神充滿不安，就像一個大活人見到鬼一樣。我朝他微微一笑。我默默地握了一下他的手。我覺得自己隨便說一個字，都有可能讓他在新朋友面前顏面盡失、很不痛快。當我在大廳的另一頭那張仿皮漆布長椅上坐下來的時候，我的沉默和審慎似乎讓他鬆了一口氣。坐在那裡，我可以觀察他，但不會碰到他的目光。他把身體湊過去，低聲和他們交談。於是，為了打發時間，我想像著我可能會用裝模作樣的社交界的語氣跟他說的所有話語，這些話可能會讓他的前額滲出豆大的汗珠。「您還在做醫生嗎？」稍作停頓之後，繼續追問：「說呀，您一直在路易-佈雷裡奧河堤路行醫嗎？除非您還留著莫斯科街的那間診所……很久以前您在弗雷斯納住過一陣子，我希望那段日子沒有給您造成惡果……」我一個人坐在角落裡，想著想著，差點爆笑起來。大家都沒有變老。隨著時光的流逝，許許多多的人和事到最後會讓你覺得特別滑稽可笑和微不足道，對此你會投去孩子般的目光。
第一次去孔岱，我在裡面等了很久。她沒來。要有耐心，不能操之過急。可能要等別的時間。我觀察過店裡的客人。大部分不超過二十五歲，要是有一個十九世紀的作家來描寫他們的話，會把他們描寫成「浪子大學生」。但是，以我之見，他們當中在索邦大學或者高等礦業學校讀書的人屈指可數。我必須承認，通過近距離的觀察之後，我一下子就明白是怎麼回事，所以我很為他們的前程擔憂。
兩個男子走了進來，兩人一前一後，幾乎沒有什麼間隔。來人是阿達莫夫和那個步態輕柔的棕髮男子，棕髮男子已經用莫裡斯·拉法艾爾的名字出了幾本書了。我與阿達莫夫面熟。以前，他基本上總呆在「老軍艦」，他的目光讓人難以忘懷。我相信自己曾經幫過他一個忙，那個時候我跟情報部還有一些聯繫，我幫他辦理了合法的居留手續。至於莫裡斯·拉法艾爾，他也是街區酒吧裡的常客。據說，戰後他用原來的名字惹出了一些麻煩事。那個時候，我在替佈雷曼做事。他們倆一起走到吧檯前，手肘支在吧檯上。莫裡斯·拉法艾爾自始至終都筆直地站著，阿達莫夫則做著一臉痛苦的怪相爬上了一張圓凳。他沒有發現我也在場。再說了，我的臉會讓他想起跟他有關的什麼事情嗎？三個年輕人，其中有一個穿著一件變舊了的風衣、留著劉海的金髮女子把他們一起引到了吧檯那裡。莫裡斯·拉法艾爾把一包香煙遞了過去，笑吟吟地看著他們。阿達莫夫，他則沒那麼隨便。他那緊張的眼神讓人以為他有些被他們嚇著了。
我的口袋裡有兩張一次成像照片，是那個雅克林娜·德朗克的照片……在我替佈雷曼做事的那個時候，我輕易就能把隨便什麼人識別出來，對我的這種絕活，他總是嘖嘖稱奇。隨便什麼人的面孔，我只要見過一次，它就會銘刻在我的腦海之中，佈雷曼常常拿我這種在老遠的地方就能一眼認出一個人的本事來打趣，因為即使是半側著身子甚至是背對著我，我也能認出來。所以，我壓根兒就不擔心。她一走進孔岱，我就知道是她本人。
瓦拉醫生朝櫃檯方向轉過身，我們的目光交集在一起。他做了一個友好的手勢。我突然很想走到他所坐的桌子，跟他說我有一個私密的問題要問他。我或許可以把他拉到一邊，把那兩張照片拿出來讓他看一下：「您認識嗎？」說真的，通過孔岱的一個顧客來瞭解這個女孩更多的情況也許能幫上我的忙。
我剛得知她所住的那家旅館的地址，便趕往那裡。我選擇了下午的悠閒時刻。這個時候，她更有可能不在家。至少，我希望如此。這樣一來，我就可以在前台那裡打探一下她的情況。這是一個陽光明媚的秋日，我決定徒步前往。我從河堤那裡出發，慢悠悠地朝著大地的縱深處走去。走到「尋找正午」街的時候，陽光刺得我睜不開眼睛。於是，我走進「抽煙狗」酒吧，要了一杯乾邑白蘭地。我開始焦慮起來。我透過玻璃窗凝望著梅納大街。我可能要走左邊的人行道，然後就會到達目的地。沒有任何焦慮的理由。我沿著那條大街前行，走著走著，心境重新平靜下來。我幾乎可以肯定她不在，而且這一次我可能不會進那家旅館去打探她的情況。我會在四周來回轉悠，就像人們測定方位一樣。我有的是時間。別人出錢就是讓我做這種事的。
我到了塞爾街，決意要做到胸有成竹。一條靜謐灰暗的街道，讓我想起的不是一座村莊或者一個郊區，而是被人稱作「內地」的神秘區域。我徑直朝那家旅館的前台走去。沒有人。我等了十來分鐘，希望沒有人出來。但是，一扇門打開了，一個穿著一身黑衣服、頭髮很短的棕髮婦女來到收銀台。我和氣地說：
「我找雅克林娜·德朗克。」
我心想她在這裡登記用的是她少女時代的名字。
她朝我微微一笑，然後從身後的一個格子裡拿出一個信封。「您是羅蘭先生嗎？」那傢伙是誰？為了以防萬一，我含含糊糊地點了一下頭。她遞給我的那封信的信封上用藍墨水寫著：煩交羅蘭。
信封沒有封口。一張大紙上寫著：
羅蘭，五點鐘以後到孔岱來找我。要不，打電話到奧特依15-28這個號碼，給我留話也行。
信末簽的名字是露姬。是雅克林娜的暱稱嗎？我把信重新折好，塞進信封裡，然後把它還給了那個棕髮女子。「對不起……剛才搞錯了……不是我的信。」她沒有對我發牢騷，而是機械地把那封信重新放進那個格子裡。「雅克林娜·德朗克在這裡住了蠻久嗎？」
她猶豫了片刻之後，和氣地回答說：|福哇http://www.fva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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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了大約一個月吧。」
「一個人嗎？」
「是的。」
她好像無所謂，準備回答我所有的問題。但她落在我
身上的目光顯示出厭煩。「謝謝您。」我說道。「沒什麼。」
我還是趕緊走人，不要耽擱了。這個羅蘭很有可能隨時出現。我重新回到梅納街，朝著來時相反的方向往前走。在「抽煙狗」酒吧，我又要了一杯乾邑白蘭地。我在一本年鑒上尋找著孔岱的地址。它位於奧黛翁街區。下午四點鐘，我還有一些時間可支配。於是，我撥通了奧特依15-28那個號碼。一個生硬的說話聲讓我想起電話報時機的聲音：「這裡是拉封丹汽車修理廠……我能為您提供什麼服務嗎？」我說我找雅克林娜·德朗克。「她現在不在……要留言嗎？」我想掛掉，但我還是讓自己回答道：「不，不用留言。謝謝。」
無論如何，為了更好地弄明白人們的意圖，首要任務是盡可能最精確地確定人們所行走的路線。我低聲地重複著：「塞爾街的旅館。拉封丹汽車修理廠。孔岱咖啡館。露姬。」然後，在布洛涅森林和塞納河之間的諾伊利區域，那個傢伙就是約我在那裡跟我訴說他的妻子，一個名叫雅克林娜·舒羅、婚前姓德朗克的女人。
我忘記了是誰建議他來找我的。他可能是在年鑒中查到我的地址的。約定的時間還早得很，但我提前坐了地鐵去。那條地鐵線是直線。我在薩博隆下的車，在附近地區轉悠了將近半個小時。我習慣先熟悉現場的環境，而不是馬上下手。以前，佈雷曼常常批評我這麼做，認為我是在浪費時間。他告訴我，與其在游泳池邊轉悠，還不如乾脆跳進水裡。我的想法則正好相反。不要貿然行事，消極被動一些，慢條斯理一些，就能慢慢地讓自己融入到現場氣氛當中。
空氣中飄蕩著一股秋日和鄉野的味道。我沿著動物園邊上的林蔭大道往前走，但我走在左邊，靠樹林和練馬場的跑道那邊，我更願意這只是一次普普通通的散步。
那個讓-皮埃爾·舒羅跟我確定這次約會時聲音語調平直。他只告訴我事關他的妻子。我離他的寓所越近，浮現在眼前的是他像我一樣正沿著馬道走過的身影，已經過了動物園的那個圓形競技場。他多大年紀了？聽他的聲音還很年輕，但是聲音總能迷惑人。
他會將我帶入一個什麼樣的婚姻悲劇或者婚姻地獄呢？我覺得自己開始洩氣了，要不要去赴約，心裡一點底也沒有。我進入布洛涅森林，朝聖詹姆斯水塘和冬天滑雪者常去的那個小湖方向走去。我是惟一的散步者，感覺自己遠離巴黎，到了索洛涅的某個地方。我下了狠勁，又一次克服了自己的氣餒情緒。一股隱約的職業性的好奇讓我中斷了散步，回到去往森林邊的諾伊利方向。索洛涅。
法國中部的一個森林地區，位於盧瓦河以南，佔地五十萬公頃，建有香堡等大量城堡，尤以水塘和森林著稱，適於打獵和打漁。也是法國最貧窮的地區之一。
諾伊利。我想像著住在諾伊利的那些舒羅們度過陰雨連綿的漫長午後時光。而在那邊的索洛涅，人們可以聽到黃昏時分吹響的狩獵號角聲。他的妻子是不是側坐在馬上？我想到佈雷曼的那番話時，情不自禁地大笑起來：「蓋世裡，你啊，你進展過快。你本該去寫小說的。」
他住在最裡頭，靠馬德里門，那是一幢現代化的大樓，有一扇大玻璃門。他告訴我往左邊走到大廳的最裡面。我會看到他家門上的名字。「是在底層的一套公寓。」我聽到他說「底層」時流露出的那種憂傷語調時很是吃驚。因為他說完之後沉默了良久，好像很後悔自己坦白交代了這件事。
「那具體的地址呢？」我問他。
「在佈雷特威爾大道11號。您記好了嗎？11號……四點鐘，您覺得合適嗎？」
他的聲音更加堅定，用的幾乎是社交界的語調。
門上有一個鍍金的小門牌：讓-皮埃爾·舒羅，我看見門牌下面有個貓眼。我按響門鈴。我等待著。在這個沉寂無人的大廳裡，我心想我來得太晚了。他已經自殺了。我為自己有這種想法感到羞愧，我又一次萌生了撒手不管的念頭，我想離開這間大廳，到索洛涅去，繼續我的閒庭信步，享受自由空氣……我又按了一次，這一次門鈴短暫地響了三下。門隨即打開了，彷彿他一直就站在門後，透過貓眼窺探我。
一個四十來歲的棕髮男子，頭髮很短，身材比我高大得多。他穿著天藍色的襯衫和一套深藍色的西服，襯衫的衣領敞開著。他一言不發地把我帶到一個可以叫做起居室的地方。他示意我坐在一張茶几後面的沙發上，我們並排坐在一起。他說話很費力。我想讓他感覺舒服一些，便盡可能用最溫柔的聲音問他：「那麼，是關於您的妻子嗎？」
他試圖採用一種冷淡的語氣。他朝我淡淡地笑了笑。是這樣的，他的妻子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和他吵了一架之後，已經失蹤兩個月了。那她失蹤之後，除了我，他是不是沒跟其他人說起過？其中的一扇玻璃窗的鐵質百葉窗放下來了，我尋思著這個人是不是兩個月來一直幽居在這套房間裡。但是，除了那個百葉窗以外，這個起居室裡沒有一點散亂和放任自流的痕跡。他本人在猶豫片刻之後，又略略鎮定了一些。
「我希望這種狀況很快就能明朗起來。」他終於跟我說出了這句話。
我近距離地觀察著他。濃黑的眉毛，非常明亮的眼睛，高高的顴骨，五官端正。一舉一動都顯示出那種運動員才有的體力充沛，那一頭短髮更加重了這種感覺。別人更樂意想像他光著上身，站在一艘帆船上，獨自遠航的情景。可是，儘管他是如此雄健有力，如此富有男子氣概，他妻子還是棄他而去。
我想知道，都過去兩個月了，在這兩個月的時間裡，他是否嘗試過尋找她。沒有。她給他打過三四次電話，明明白白地告訴他她不會再回來了。她極力勸他不要煞費苦心和她聯繫，也不跟他做任何解釋。她的語氣已經改變。那已經不是同一個人了。那聲音非常平靜，非常自信，讓他張皇失措。他和他的妻子相差十五歲。她，二十二歲。他三十六歲。他透露的細節越多，我越感覺到他身上的謹慎，甚至有些冷漠，這可能是所謂的受過良好教育的結果。現在，我必須問一些更明確具體的問題了，但我不知道是否還有這個必要。他到底想要什麼？要他妻子回來嗎？抑或，他只是想弄明白她為什麼要離他而去？也許知道這一點就足夠了？除了那張沙發和茶几，起居室裡沒有任何其他傢俱陳設。那幾扇玻璃窗朝著大街，從街上通行的汽車非常少，所以這套公寓位於底層並不受什麼影響。夜幕降臨。他點亮了放在我右邊、緊靠沙發的那盞裝著紅色燈罩和三腳燈座的落地燈。燈光刺得我睜不開眼睛，白晃晃的燈光使這裡顯得更加靜謐。我以為他在等我提問題。他蹺起了二郎腿。為了節約時間，我從外套裡面的口袋裡拿出了一個螺旋筆記本和一支圓珠筆，做了一些記錄。「他，三十六歲。她，二十二歲。諾伊利。底層公寓。沒有傢俱。玻璃窗朝向佈雷特威爾大道。沒有車流。茶几上放著幾本雜誌。」他默默地等待著，就好像我是一位正在寫處方的大夫。
「您妻子娘家姓什麼？」
「姓德朗克。她叫雅克林娜·德朗克。」
我問他這個雅克林娜·德朗克的出生日期和出生地。還有他們倆結婚的日期。她有駕照嗎？有固定的工作嗎？沒有。還有什麼親人嗎？巴黎有嗎？外省呢？有銀行支票嗎？他語調憂傷地回答著這些問題，我把所有這些細節都記錄下來，它們常常是一個人在人世間走過一遭的惟一證明。只要哪一天有人發現這個記錄了所有那些細節的螺旋筆記本就行了，筆記本上的字非常小，很難辨識，像我寫的字。
現在，我要涉及一些更為敏感的問題，這些問題將讓你未經許可進入一個私人領地。誰賦予的權利呢？「您有朋友嗎？」
是的，有幾個經常見面的人。他們都是他在商業學校裡認識的。而且，還有一些曾經是讓-巴布蒂斯特-賽中學時的同學。
他甚至嘗試過和其中三個人一起合辦企業，後來以合
伙人的身份為贊納塔茨房地產公司工作。
「您一直在那裡上班嗎？」
「是的，在和平街20號。」
他上班乘坐什麼樣的交通工具？每一個細節，即使表面看來無關緊要，實際上卻能暴露一些問題。他時不時地為贊納塔茨出差。里昂。波爾多。藍色海岸。日內瓦。那麼，那個在娘家的時候姓德朗克的雅克林娜·舒羅呢，她獨自一人留在諾伊利嗎？借出差的機會，他帶她去過幾次藍色海岸。那她一個人在家裡時，怎麼打發時間呢？確確實實沒有一個人可以向他提供跟這個夫姓舒羅、娘家姓德朗克的雅克林娜的失蹤有關的情況和哪怕一丁點線索嗎？
「我不知道，哪一天她心情鬱悶的時候，是否跟別人透露過隱情……」不。她從不跟別人訴說自己的心思。她經常數落他，說他的朋友索然寡味，缺乏激情。但要說明的是，她比他們所有的人都小十五歲。
這時，我突然想到一個很難說出口的問題，但是，我還是得問他：「您覺得她是不是有了情人？」我說話的聲調有些唐突和愚蠢。但只能是這樣了。他皺了一下眉頭。
「沒有。」
他遲疑了一下，直視著我的眼睛，好像在等待我的鼓勵或者在斟酌措辭。一天晚上，商業學校的一位老同學和一個叫什麼居伊·德·威爾的人來這裡吃晚飯，那人年齡比他們都要大一些。那個居伊·德·威爾非常精通神秘學|福@哇$小!說%下&載*站|，提出要帶一些這方面的著作給他們看。他妻子多次參加這類聚會，甚至還參加這個居伊·德·威爾定期舉辦的講座。由於贊納塔茨辦公室裡超負荷的工作，他沒能陪她一起去。他的妻子對這一類的聚會和講座表現出了興趣，他卻不大明白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居伊·德·威爾建議她讀的那些書中，她借了一本，她覺得最容易閱讀的那一本。那本書名叫《消失的地平線》。妻子失蹤之後，他和居伊·德·威爾聯繫過嗎？是的，他跟他打過許多次電話，但他什麼都不清楚。「您確定嗎？」他聳了聳肩膀，眼神疲憊地看了我一眼。那個居伊·德·威爾閃爍其詞，他明白從他嘴裡是得不到任何情況的。有這個人確切的名字和地址嗎？他不知道他的地址。年鑒裡沒有。
我尋思著還有什麼其他問題問他。我們之間出現了一陣沉默，但這好像並不讓他覺得尷尬。我們並排坐在沙發上，好像是坐在一名牙醫或者一個醫生的候診室裡。光禿禿的白色牆壁。一幅女人的肖像掛在沙發上方。我差點就抓起放在茶几上的一本雜誌。一種空落落的感覺襲上心頭。我得承認，那個時候，我感覺到那個娘家姓德朗克的雅克林娜·舒羅的不在場，她的失蹤在我看來是毅然決然的。但是，不應該從一開始就那麼悲觀。而且，當那個女子在家的時候，這間起居室也給人這種空虛的感覺嗎？他們在這裡吃晚飯嗎？在這裡吃晚餐的話，可能是在一張橋牌桌上吃，吃完馬上就收起來放好。我想知道她是不是因為一時衝動才離家出走的，家裡是否還留下了她的私人用品。沒留下。她帶走了所有的衣服和居伊·德·威爾借給她的那幾本書，全都放在一個石榴紅色的皮箱裡帶走的。這裡沒有留下她的任何印記。甚至那些與她合影的照片——度假時拍攝的很少幾幅照片——都不見了。晚上，一個人孤零零地待在這套公寓裡時，他常常捫心自問自己是否曾經和這個雅克林娜·德朗克結過婚。能佐證這並不是做夢的惟一證明，是結婚後發給他們的那本戶口本。戶口本。他重複著這幾個字，彷彿已經不明白這三個字的意思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