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國偉（遊唱）\文
對於日本推理小說作家而言，新本格浪潮興起之後的創作環境，無寧是再幸福也不過的。以往獨尊本格或社會派的現象，在九零年代以後的日本，似有融合及共榮共存的現象，開始出現愈來愈多的作家，同時嘗試本格或社會不同主軸的推理形式，也出現了像京極夏彥這般不易歸類的作家。
然而這正是文學自我生產的法則，愈來愈多的文評家認為，文學就如同生命一般，具有自我演化的機制，當它發展到一個瓶頸時，自然會尋找轉化的新路徑。正如同生物的本能一般，單一物種繁衍最後的結果，必然是滅亡與絕跡。唯有不同物種之間的融合，才能突破外在環境的障礙，以及內在發展的局限。而這也是後現代氛圍之下，文學跨界的自然發展。歐美會從古典推理到冷硬派，日本從本格推理到社會派，都是順應此一機制而生。每找到一種出路，文類就找到新的可能，也就多一份生機。然而除此之外，我認為這跟作者不同的創作意圖，有著很大的關係。
面對推理小說，我們無法不注視作者的「意圖」，因為不同的意圖，會造成小說敘述主軸的偏移。本格推理重在詭計與謎團的安排與破解，作者正是佈置一場熱鬧的鬥智嘉年華。冷硬派要作家給犯罪一個理由，哪一個地方能比社會擁有更多的人心糾葛呢？敘述性詭計的精華就在於運用語言的曖昧性，以及敘述結構上的盲點及死角，來讓讀者「誤讀」或在關鍵處鍵入「習慣認定」，以製造出人意表的結果。「意圖」不同，所形成的小說敘述風格，當然也就各有千秋。
關於這點，我們在東野圭吾身上可以看到最好的證明。一般多將東野歸類在寫實本格，然而我認為他其實擁有更大的野心，他總是嘗試採取更新穎的敘事觀點，給予讀者新的刺激及觀看方式。在《惡意》中，他利用手記的曖昧性及盲點，形成挖掘真相的對話關係；《十字屋敷的小丑》嘗試從物的眼光出發，以木偶的角度絮語著事件一切；在《綁架遊戲》中，他挑戰了以籌劃綁架犯罪的角度，去觀看整個案件發展的過程，更呼應了日本推理小說中新的動機模式：只是一場遊戲。《秘密》則是挑戰懸疑小說的可能，在妻子靈魂附身與女兒的扮演，真實的邊緣上推敲著。《名偵探的守則》中，他解構了推理小說的主要元素，自己化身偵探破案般，將密室殺人、暴風雨山莊、死前留言等一一顛覆，當魔術師將自己的底線都揭露後，他勢必要創造出更新更多的把戲，這就是後來我們看到的東野圭吾。
所以如果你問我東野圭吾到底是怎樣的作家？對我面言，他是一個試圖在最重視公式的類型文學中，不斷嘗試在公式底線跳躍出不同舞步的推理小說家。
在東野圭吾的小說中，你可以看到他不斷尋找新的說故事方式，一個關於死亡的故事，純粹的解謎不是他唯一關心的重點：這具屍體是怎麼被製造出來的（這個人被怎樣的手法殺害、棄屍）？兇手如何隱藏自己？戲劇性的偵探與兇手對決場面，這些都不是東野圭吾最精彩之處。在推理小說中，屬於東野圭吾獨特的光芒，應該是在於「是什麼原因讓這個死亡（事件）發生？」、「遭遇這個死亡（事件）的人，該如何面對它？」這兩個概念，在《湖邊兇殺案》中，這兩個概念更是貫串了整部作品。
東野圭吾從來都不滿足於，只是經營一個漂亮但再也單薄不過的動機，在他的文字世界裡，動機只是殺人的一個觸媒。他真正要經營的是，作出「痛下殺手」這個動作，兇手背後整個的個人歷史背景、環境因素，還有包括這些因素加乘之後，所形成更複雜的心理層面。他將這些部分緊緊串合在一起，形成一個龐大的內容，最後用一個意外性來作為結束。但其實這些意外其實一點都不意外，因為在他前面交代的龐大背景中，你可以一一把它們召喚出來，產生更濃郁的餘味。而這，正是東野圭吾的魅力所在。
湖面之下：隱藏的意圖
《湖邊兇殺案》基本上是一部討論家庭的小說，當然在其中東野圭吾批判力道之深，前所少見。在表面平靜的四個小家庭間，由於孩子都要考私立初中而一起補習，所以聚居在一起，然而表面上的和底下卻暗潮洶湧，而為了孩子，他們也一再犧牲自己，甚至逾越道德的底線。
這是日本社會的一個扭曲景象，在高中入學比例超過九成的日本，家長為了讓孩子將來能順利進入更好的高中、大學，從小安排孩子接受精英般的培育，努力考進私立初中。為此，母親們獻出自己的身體，以換取校方人員洩題的機會，丈夫們卻毫不在乎，其間的荒謬與冷漠，令讀者瞠目結舌。
這樣的夫妻關係，似乎是日本社會的普遍問題，在野澤尚的推理日劇《東京夜未眠》，及另一出台灣也播過的《情生情盡》（又譯：為愛而活），劇中的妻子都意識到，當她們的身份轉變成「母親」之後，她們與丈夫之間的聯繫已經不是愛情，而是孩子了。家庭的組成維繫在「父親—孩子」、「母親—孩子」的單向關係上，而非三人網絡。難怪《東京夜未眠》裡，數個家庭遠離東京，希望在新社區建立理想的家園，實則也是因為想要重建逐漸破敗的家庭關係。
東野圭吾犀利地點出，就算彼此冷漠以待的夫妻，一旦遇到孩子遭逢危險，也能攜手合作。正因為那是至親之情，是人類世界中最具壟斷性的情感。雖然人可以在不同的對象身上找到愛情、友情，但親情，它的對象卻是限定的，唯獨只能在那獨一無二的對象身上。這觀念只隱藏在我們內心，所以我們很快地可以接受，美菜子終究會為了孩子跨越那道德的底線，奉獻自己，而俊介不是親生父親，所以他不會為章太犧牲。
在感性上或許我們可以同情、可以理解，然而在社會道德的層面，這還是觸動了那不能始終存在著的底線。或許為了增加批判的力度，東野圭吾安排了這些父母舉行嗑藥派對，搞婚外情，甚至籐間和關谷兩人的妻子，相互在對方丈夫身上尋找感情的慰藉與支持。這些挑戰人倫道德底線的安排，一方面呈現了日本現在的社會問題，另一方面也凸顯了他們在父母的身份之外，保有自我慾望與面對壓力的方式。
小說的最後，他們又恢復了父母的身份，俊介開始他真正的父親人生。東野圭吾沒有給我們一個確定的答案，到底是誰發動了這次的殺人，但因為親情的壟斷性，所以我們可以隱約體會到，東野圭吾意在言外的暗示，引導我們去發現章太犯罪的可能動機，那純潔的原因，因為他要奪回唯一個父親，唯一對象的愛。
不論是守護父母之愛的單純原因，還是在升學主義的壓力下，孩子惡意的反撲，然而換來的代價是，父母親必須為孩子背上一輩子的罪。但換個角度來想，不顧孩子的想法，以為是為他們好，獨斷地為了孩子出賣肉體、金錢，逾越道德的底線去交換光明的前途，不也是讓孩子無形中背負了他們所不知情的原罪嗎？而這是隱藏在表面動機之下，值得我們一再去追問的問題。